编者按：“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词典》评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有人认为，这个词或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唐绪军，在《传媒观察》2018年第06期刊文，梳理了该词概念的源流，简述了西方学界对“后真相”问题的相关研究，分析了“后真相”在国际热点事件中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并着重讨论了“后真相”与“新媒体”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后真相”研究对我国的几点启示，并就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并非新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被媒体和学界所采用。但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等大事件背景下，这个词在媒体上的使用频率突然暴增，从一个边缘词汇变为主流词汇。据统计，这个词2016年在西方媒体上的使用率较2015年增长了2000%。为此，《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ies）在2016年11月将之评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牛津词典部总裁加斯帕格拉斯沃（Casper Grathwohl）表示，“后真相”（post-truth）或许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

一、从“事实胜于雄辩”到“雄辩胜于事实”

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后真相”是指“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一种情形”（relating to or denoting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首先，从词源角度来看其概念界定。使用“post-”作为前缀的复合词在英语中较为常见，通常指的是某个特定情况或事件之后的时期，比如post-war（战后），post-match（赛后）等。20世纪中期以来，“post-”的含义有所拓展，也表示特定的某个概念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不再相关，比如post-national（后民族，1945年首次使用）、post-racial（后种族，1971年首次使用）等。“后真相”一词即属于此类结构的词，指的是“truth”（真相或事实）“不再重要或不再相关”（belonging to a time in which the specified concept has become unimportant or irrelevant）。因此，“后真相”概念的核心是情绪和信仰对形成民意的影响力超过了客观事实。

其次，从概念的演变来看其所指。尽管上世纪90年代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后真相”这个词，但其含义仅仅为“当真相被披露之后”这一表面意思。一般认为，最早在“真相已经可有可无”这个意义上使用“后真相”这个词的，是出生于塞尔维亚的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希奇（Steve Tesich）。他于1992年在美国《国家》（Nation）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词，用以反思伊朗门事件和波斯湾战争。文章写道：“我们，作为自由的人民，却已经自主地决定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世界里”。意指在这个世界里，事实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是人们的感觉；即便没有任何事实可以支撑，仍然相信自身感觉是对的。

进入21世纪以后，“后真相”作为形容词，常与politics（政治）连用，构成另一个热词：post-truth politics（后真相政治）。该词由美国环保主义者戴维罗伯兹（David Roberts）于2010年在其个人的博客上首次使用，指向为保守派漠视全球气候变暖。但该词的大规模使用还是在2016年。英国《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2016年9月刊登的文章《后真相政治：谎言的艺术》指出，“后真相政治”意指在政治活动中真相即便不是伪造的或有争议的，也居于次要的位置。“后真相政治”依赖于感觉真实（feel truth），目的是强化偏见（reinforce prejudices）。

第三，从概念的内涵来看其实质。“后真相政治”被当作一种政治文化，是当今国际政坛出现的一种新趋势。这个表达随着政治情势的演变，成为当今政治文化的主要修辞。简言之，后真相政治刚好与“事实胜于雄辩”相反，强调的是“雄辩胜于事实”，也即意见压倒事实，立场胜过是非。对待一件事一个人，人们把情感和感觉置于首位，证据、事实和真相反而置于次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政治生态中，这一表达较为准确地描述了政治派别之争。

在传统的民主政治中，人们按理性决策模型，根据已知的事实，形成各自的观点；再基于这种观点，在某些议题或事项上持特定的立场和态度；尔后，又再根据该立场和态度，选择支持某一政党或团体。然而，在“后真相政治”时代，人们却把这一传统颠倒了过来——首先选择的是代表某种立场的政党或团体，对这一群体在各类议题上的价值观照单全收，然后才形成自己的观点，最后从事实中选择能支持自己观点的那一部分，并加以放大和渲染，而把一切不利于自己观点的部分，统统舍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真相政治”的本质就是对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决策机制的挑战。

二、感觉比事实更“真实”

英国脱欧公投与美国总统大选是“后真相”议题广泛流行的触发点。综合来看，“后真相”特征在英国脱欧公投与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是突出个体，重视情感冲击，强调感觉真实。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给人的印象是，只要能够当选，可以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无所谓事实根据、道德底线或伦理规范。比如，特朗普曾声称希拉里和艾琳是同性恋人，其推文称：“（真相）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是我说的，现在一半的美国人都相信希拉里和艾琳是同性恋人。”再比如，特朗普甚至说奥巴马是ISIS的创办人，并且在很长时间里坚称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等等。这些指称尽管都没有事实依据，但居然让其支持者深信不疑。著名的事实核查网站“政治事实”（Politifact）统计了特朗普竞选期间言论的真伪程度，发现其基于事实的主张仅有4％，半数主张基于错误论据，更有20％纯属捏造。然而，特朗普人气依旧，支持者并不为特朗普说谎而困扰，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说谎的层次，进入了“后真相”的“境界”。

英国脱欧公投情况也类似。脱欧派声称英国因为身为欧盟成员国而每周要向欧盟缴纳3.5亿英镑，这些钱本可用于改善英国社会医疗服务；还有，至迟到2020年，土耳其可能加入欧盟，那时英国将受到巨大的移民潮冲击等等。尽管英国和欧盟的官方财政机构都对上述观点提出批评，拿出事实反证，称这些说法是断章取义，忽视了欧盟对英国的巨额财政支援，纯属误导。但是因为无论是英国的财政部门还是欧盟的财政部门都代表了传统精英，先天不为脱欧派支持者所信服，因此，反对脱欧派列举的事实越多，这个议题就被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下越久，脱欧派的论调也就因之传播得更广，其结果就是谎言被当成了事实。

《经济学人》撰文称，感觉，而非事实，成为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反对者的质疑增强了“我群”和“他群”的心态之分。如果你的反对者们致力于证明你的事实是错误的，那么他们就必须在你选定的战场上战斗。比如，在英国脱欧公投期间，尽管一些主流媒体，如英国第四台新闻网（Channel 4）及英国广播公司新闻（BBC News），都不采纳“英国每周损失3.5亿英镑”这种说法，但支持脱欧的组织“投票脱离”（The Vote Leave）却一再重复这一说法以影响英国公民的情感。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人再去深究，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到底从欧盟获得了多少好处。

其二是平民姿态，标签化表达，与非既得利益者结群。

有媒体称特朗普是“后真相政治”的领头人——依赖于感觉真实，而没有事实基础的支撑。奥巴马在为希拉里竞选进行拉力赛时，人群攻击特朗普的一个支持者，奥巴马要求群众冷静。随后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上却不顾事实地称“奥巴马花那么多时间朝一个抗议者尖叫，坦率地说，这是一种耻辱”。特朗普以奥巴马的所谓“暴君”叙事替代了现实。这些断言并不会让他得到惩罚，反而被用以证明他反对精英权力的决心。曾经，政治谎言是用以创造一个错误的世界观。但特朗普的谎言并非如此。他并不准备说服精英，他的目标选民不信任也不喜欢精英，他的目的就是利用分歧，强化偏见，从而乱中取胜。

其三是不实信息泛滥，特定个体或群体利益导向。

有研究者认为，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方面来看，假新闻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发挥的作用堪称史无前例。据“新闻聚合网站” （Buzzfeed News）统计，在社交媒体参与度方面，来自欺骗和极度偏狭的网站的那些排名前 20 的假新闻，远远超过那些来自主流媒体排名前 20 的新闻，前者比后者多获得超过 150 万条的分享、回复和评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通过对美国两位总统竞选者在竞选期间的314则言论、政见进行了事实核查。结果发现，特朗普92%的言论都是虚张声势和失实的，而希拉里则有49%的言论失实。不实信息泛滥成为“后真相”时代的重要特征。

总体而言，“后真相”时代已经来临，其影响已经并将继续体现在几个方面：从政治和文化生态来看，未来将是一个更为多元复杂的时代，国际关系、政权体制都将展现出更为微妙复杂的格局；从民众心理来看，对政府、媒体等既有处于信息链上游的机构和人群的信任度将会持续下降，正如《经济学人》所说，“后真相政治”源于民众对主流媒体、精英阶层乃至专家等失去信任。英国益普索莫里调查机构（Ipsos Mori）相关调查也显示，英国人认为发型师甚至路人都比商业领袖、记者、政府官员可信一倍；从传播层面来看，对新媒体以及新媒体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亟待深化和拓展。

三、是“新媒体”被广泛应用的阶段性产物

“后真相”现象为什么于今为烈？很多研究都指向了“新媒体”的广泛应用。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而言的，指的是依托于互联网、移动通信、数字化处理等新的信息传播技术而兴起的媒介形式及其应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一样，它是无限的传播者与无限的传播媒介的结合。这极大地拓宽了公民个人及各种社会组织的表达渠道，某些个体和团体的信息传播与意见表达可以由此得到更为迅捷的广泛扩散，甚至具有超过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和表达力。于是，大众传播时代信息传播有组织化的传者与受众单向的“一对多”的传播格局就被彻底改变了，形成了无组织化的“一对多”“多对多”，以及相互传播、圈层传播的复杂格局。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形象地诠释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博弈。据维基百科的统计数据，大选前支持希拉里的美国传统媒体有243家日报、148家周刊和15家杂志；而支持特朗普的只有仅仅20家日报、3家周刊，杂志更是直接为零。可以说美国的传统主流媒体几乎都站在了希拉里的一边。但是，从社交媒体的“财产保有量”来看，特朗普却远远领先于希拉里，曝光量更是近四倍之多。特朗普在推特（Twitter）上的粉丝量超过1200万，而希拉里不足800万；特朗普在脸书（Facebook）上的粉丝量接近1000万，而希拉里刚过400万。以市价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量超过3.8亿美元，而希拉里只有不到1亿美元。另据统计，在特朗普宣布参加大选以后，他在推特和脸书平台上的发言超过6000次，在所有社交平台上的“交互”近8500万次，远远超过希拉里的3100万次。

毫无疑问，特朗普的胜选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新兴媒体战胜了传统媒体。特朗普比数字化时代的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善于利用社交媒体，他懂得如何在社交媒体中赢得最大的关注。或者说，他本身就带有社交媒体的属性，信口开河，口无遮拦。

特朗普胜选后，很多学者从传播效果上探寻“后真相”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有：

1.社交媒体尽管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信息但却强化了认知偏差。贾斯廷沃德恩（Justin Wardrn）撰写的《美国民主在后真相时代能存活吗？》指出，认知偏见的一种形式便是信息处理的便捷化或者直观化，这种方式常被用来消化吸收大量的信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呈指数级增长，这促使很多人依靠捷径的方式去消费新闻。在当前虚假信息盛行的网络上，每个人都选择性地接触、吸收和理解自己想要的信息，而并非是真实的信息。迄今大量心理学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现象：在海量的信息和观点中，人们更喜欢接受和自己既有的观点、立场和价值观接近的信息。

2.“回音室效应”让人们越来越封闭，而不是更加开放和包容。所谓“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被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的形式出现，致使处于该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信息就是事实的全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尽管使用者众多，但通常都是持相似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这就形成了沟通交流的回音室，成见或偏见在小圈子里盛行。人们往往以为小圈子里的术语、话题就是全部世界通用的术语和话题。久而久之，人们在阅读任何一篇文章时，首先寻找的就是自己所关注的关键词，而不会劳神费力去消化全文。

3.算法主导的媒体逻辑让人们生活在自己的“过滤气泡”中。所谓“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指的是在互联网上我们获取到的信息只是搜索引擎想让我们获取到的结果，是它认为我们需要得到的结果。各个网站像气泡一样把我们与其他网站的信息隔绝开来，让我们沉浸在自己偏好的信息世界里。目前大部分新闻聚合器采取的都是基于个人既往阅读经验和习惯的推荐，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或家庭中，但每个人打开同一个网页后看到的新闻、接收到的信息却是不同的。这些个性化算法使得只有和人们的意识形态或兴趣爱好相一致的信息才会被呈现，人们的视野因此会变得越来越窄，可以接触到多元化信息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4.“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信任危机浮现。有学者认为，“后真相”时代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民众对于现行机制的不信任，大众不再相信政府、精英和主流媒体的话语，而宁愿相信熟人和朋友。这就导致了“逆火效应”的产生。所谓“逆火效应”（the backfire effect），指的是当一个错误的信息被更正后，如果更正的信息与人们原本的看法相违背，反而会加深人们对原本错误信息的信任。政府、主流媒体的更正信息不仅没能击中谣言、粉碎谎言，还适得其反，让真实的信息更加没有市场。英国脱欧公投期间，关于“英国每周损失3.5亿英镑”的说法不断得到传播和信任，就是这种情况。

综上所述，“后真相”及“后真相政治”的出现是当代社会、技术、文化的综合产物，尤其是“新媒体”广泛采用后的一个阶段性产物。数字技术高速发展，感觉比事实更真实，观点比事实更多，“后真相”是拟态媒介环境中个体自适应的结果，不能用单一准则对其进行评判。“后真相政治”的出现则是社交媒体时代西方政治对民意操控的试水。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后真相政治”的出现是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中获利的，则是能够及时对技术变化、社会民众心理和行为变化有意图地加以把控的一方。

据披露，特朗普的胜选与其聘用了一家名为剑桥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的营销公司密切相关。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名叫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2014年5月他曾利用大数据工具对乌克兰民众成功实施了心理干预，帮助亿万富翁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以54.7%的得票率当选乌克兰新总统。尼克斯说，剑桥分析公司的成功基于三因素的结合：其一是 OCEAN 模型的行为科学，其二是大数据分析，其三是准确的广告定位。他声称，“只要给我68个在脸谱上的点赞，我就可以推测出这个人的肤色、性倾向、政治倾向、智力水平、宗教偏好、是否饮酒、吸毒乃至父母是否离异等一切信息。”尼克斯受雇于特朗普后，从不同来源大量购买了美国人的个人数据，例如土地登记、汽车购置、购物数据、奖金卡、俱乐部会员资格、书报刊订阅、教堂在册名录等等，掌握了总数多达2.2亿美国人的个人数据。然后，他将这些个人数据与共和党的选民名册以及在线数据进行汇总，把选民分成32种不同性格的人群。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第三次总统辩论那天，尼克斯联系广告公司在脸谱上针对不同人群发布了17.5万个各不相同的宣传特朗普观点的广告。尼克斯说：“不同的人看到的广告标题、颜色、字体都是不同的，这种广告能覆盖哪怕最小的受众群体，甚至具体到个人。”可以说，尼克斯此举就是一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心理操纵，极大地影响了美国选民的投票意向。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四、未来“后真相”事件会越来越多

“后真相”一词的流行背后折射出几点值得关注的变化。其一是媒介环境与社会环境趋于高度一体化；其二是社交媒体与人际网络在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三是媒体专业性的严重不足乃至缺位为虚假信息的泛滥提供了机会；第四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可以说，一个全新的政治格局乃至历史时代正在到来。

尽管“后真相”这一表述目前主要被用来形容欧美的政治现象，但是在新媒体条件下，其背后所暗含的社会大众的心理、情绪和行为也频频在中国显现。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网民中通过智能手机获取新闻信息的已达93.5%，手机加网络成为获取新闻来源的第一渠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与社会建立联系，因此，受社交媒体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例如在微信中各种假新闻盛行，即使是在相关权威机构出面辟谣后，被辟的谣言仍然还是在被不断地转发。新闻聚合类网站也基于个性化算法每天向用户推送大量信息。一些新闻客户端，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基于数据挖掘的推荐引擎产品”。这样的新媒体，通过迎合而非均衡性地提供信息，有可能让用户的视野变得更狭窄更封闭。出现这样的状况，并不仅仅是媒体生态环境所引发的，而是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心态相互纠缠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

可以预判，伴随着媒体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后真相”事件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多。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媒体、传播、宣传亟待突破固有思维局限，寻找出应对之策。

（载《传媒观察》2018年06月号，原论文约9000字，标题为：“后真相”与“新媒体”：时代的新课题。此为节选，图表、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照原文。）

《传媒观察》编委简介——唐绪军

唐绪军，男，1959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新闻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2月至1984年7月，先后就职于中共徐州地委市委宣传部、徐州日报社。1984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所长。

唐绪军从事新闻传播研究工作30多年，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应用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专著《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1999年）荣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2002年），至今仍然是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著作。其担任主编的年度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自2013年起连续4年荣获“优秀蓝皮书一等奖”。其担任主编的专业学术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连续两届（2015年和2017年）荣列全国“百强报刊”。唐绪军也是中国新闻奖评选机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自2014年起连续担任中国新闻奖审核委员会主任。

鉴于其所做出的贡献，2008年被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委员会评选为“中国报刊广告30年杰出贡献30人”，2011年荣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2012年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遴选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唐绪军目前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学与传播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