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形形色色的内容，“已深刻地改变了现象学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权力的网络系统”。这种认识在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过时，特别是在新媒体发挥巨大作用的当下，媒体的能量尤其是新媒体的能量正在进一步被释放出来，大众媒体建立起来的文化传播秩序、文化生产秩序，在此刻一下被改变了。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媒介文化也相应处于转型时期，在市场逻辑安排下各种文化现象纷至沓来，庸俗化、碎片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对此，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龙在《传媒观察》2019年第5期撰文认为，媒介文化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不可无为而治。国家意志在融媒体时代的出场，具有多维面向的属性，据此应当采取全新的文化治理路径。顶层设计应是主体认同基础上的善制，国家文化发展的整体制度设计必须赢得青少年的认同，是建立在“文化自信”语境上的新型文化体系，因此必须以开放思维看待媒介文化转型，放宽规制，以创新强化“文化自信”，总体目标是超越节点传播而获得审美现代性的重建。本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9年第4期全文转载。

当下，媒介文化正在迅速发生转型，“高点击量”“高点赞量”催生着价值观的漂移，在快手APP上，类似“14岁少女怀孕晒娃”的网红视频不断涌现，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时尚潮流。当媒介文化因为过度娱乐化、庸俗化、碎片化而逐渐失去生命力时，其功能就只剩下让人娱乐至死了。媒介文化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不可无为而治。那么，国家意志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发展的基本理念和逻辑是怎样的？文化发展的国家理念、逻辑与大众文化观念之间是否具有同构性？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话题涉及文化的国家治理和引导，这也是当下最迫切需要研究的时代命题。

“丧文化”的背后是集体焦虑

当下的媒介文化是现代性进程中的症候。中国在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后，物质形态的现代化已经到达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也由此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看，这一阶段无论是网络语言、“网红”现象还是二次元文化，都是一定社会现实的折射和反映。如“佛系青年”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从共时性角度看，我们可以关注到与该词相关的还有“废柴”“葛优躺”“丧文化”等，对这些词语背后的社会文化心态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某些颓废、消极色彩，其中尤以“丧文化”最为典型。“丧文化”是一种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文化，主要呈现形式是语言或图画，属于网络亚文化的一种新形式。以“废柴”“葛优躺”等为代表的“丧文化”的产生和流行，是网络亚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一个缩影，反映出当前青年的消极的精神状态和集体焦虑。从本质上看，它是新时期青年社会心态的一种现代性症候。“佛系”“丧文化”等文化来源于生活中的“挫败感”。社会整体现代化进程，带来了社会竞争的加剧，自然也就容易产生学习挫败感和职场挫败感。诸如此类，其实都是社会整体运作过程中工具理性的产物，当前媒介文化的种种表现也可以看作是社会整体运作工具理性的副产品。

在消费社会中，媒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还是社会的一种晴雨表。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歌舞片一类的电影行情很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希望，秀兰邓波儿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这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典型案例。在美国，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这是因为，在美国，人们认为口红是一种比较廉价的奢侈品，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有强烈的消费欲望，所以会转而购买比较廉价的奢侈品。这就是“口红效应”。当下各种网络爽文、各种“手游”作为新型的媒介文化，满足了有限资源条件下人们对自我目标实现的期望：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成真的愿望，不妨从网络文化产品中寻找寄托。用户从这类媒介文化中获得快感，促进了多巴胺的分泌，可以暂时获得一种精神释放。

由此观之，这些都为媒介文化的国家治理提供了有益线索。不难发现，在媒介文化消费的现实中，“抖音”“快手”的接受行为与“淘宝”购物行为本质上是相通的——获得精神愉悦。尤其当《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延禧攻略》等成为“爆款”影片后，更具有现实解释意义。除了一般的社会原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底层群体面对经济下行，需要释放压力。底层群体针砭时弊的激愤、上升无望的沮丧情绪消失在“帅哥遇佳人”“一夜暴富”的意淫中，生活与工作的不如意则在“升级打怪”和网络爽文的追文模式下消解了……表面看，媒介文化的现代转型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却又存在着隐性风险，如果将这一消费社会的常见现象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命运角度来认识，就是存在着文化“奶头乐”的危害。国家意志往往着眼于对正在进行中的媒介文化生产进行监管，监控其违法、违规行为，然而，这种国家意志的体现终究不是建设性的。

要从文化管制走向文化善制

在融媒体时代，国家意志在媒介文化中的体现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性课题，需要调整战略思维来加以认识。

首先，国家的文化战略在媒介文化领域的体现，就是要努力实现从文化管制走向文化善制。所谓文化善制，是指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文化规制。所谓文化善制，就是使文化走向健康、有序的发展状态，最终使全体国民走向人的现代化。善制是文化发展的初始阶段必不可少的手段，制度设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文化的走向和未来形态。我国现阶段文化治理还存在许多传统的惯性，法律规制是粗线条的，较少体现与时俱进的特点，因而需要大量的《条例》《通知》来进行补充，而且这些监管手段往往是滞后的，即出现了什么有悖于现行体制和公序良俗的内容，就会临时制定一个《条例》，发布一个《通知》。在融媒体时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阶段式规制，已经不适应文化流动性、碎片化等现代性发展趋势，必须顺应时代需要，进行深层次变革。

其次，融媒体时代的顶层设计是主体认同基础上的善制。当前在媒介融合走向全媒体的进程中，媒介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了，其文化规制的内容与形式也必须进行全新的设计，从而适应媒介全现实性、全息性、全域性、全员性的要求，同时也要适应5G、AI人工智能时代传播技术的特性。

从文化善制设计的角度来看，我国文化规制改革需要放松文化市场准入规制，协商文化产品内容规制，完善分界、分类、分级规制。这是因为当下的媒介文化生产，其活力部分往往是以网络亚文化生产为先导的。认识网络亚文化的整体特性，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网络亚文化模因传播的特点，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对策。

再次，以媒介文化的活跃主体——青少年为规制对象，整体制度设计必须赢得他们的认同。这是因为，被规制者对文化规制合法性的信仰来自于他们的认同，文化自律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最重要前提就是认同。换句话说，认同实际上是文化规制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文化自律与文化他律有机结合的前提。如果出现了文化规制的认同危机，并且这种认同危机不能及时得以消解，那么就很容易出现文化规制的失灵和文化秩序的失范，乃至整个文化的窳败。网络游戏、二次元文化、网红、抖音、快手等当下的媒介文化，都有模因传播的特征。规制设计需要对青少年心理有专门的研究，尤其是对其亚文化“仪式抵抗”的特性有基本的了解，寻求认同基础上的规制，才能保证青少年主体的文化实践不偏离正确价值观轨道。

值得警惕的是，随着媒介文化产业化的推行，诸如网络IP产品、网络UGC的大规模发展，特别是流量导向的互联网文化生产，把年轻网民的趣味作为“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来经营，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媒介文化研究中就容易滋生某种文化民粹主义的倾向。文化民粹主义是一种具有极端平民化特征的媒介文化研究取向，即极端地强调平民的价值和理想，意欲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文化活动合法性的最终和唯一的来源，对普通大众在文化活动中出现的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不加辨别地盲目顺从。这种观念取向对文化发展没有裨益，且长此以往风险极高。

在多元文化中体现文化自信

毫无疑问，以网络文化为主体的当代媒介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价值观念的载体。人的全面发展要有文化思想的支撑，增强民众对文化核心价值的认知是融媒体传播的首要任务。同时，结合融媒体传播特征，亚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模式和途径都要进行自适性调整，即所谓“返本开新”。这就需要我们客观对待民众媒介使用习惯，尊重民众审美和传播需要，在多元文化共享的新媒介环境下扩大影响力和感召力。显然，文化与融媒体结合不是对文化价值观念的否定和颠覆，甚至异化，而是有着更大的文化增值空间，更利于将本民族文化精髓发扬光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颁布的许多文件、召开的许多会议都有过关于文化发展的论述。进入新千年，文化发展更是作为国家战略被提出，作为国家意志的“在场”，近年来文化发展战略更是被高度重视。十九大报告强调文化自信是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这些新时代上层建筑庄严神圣的词语，可以看作是文化发展国家意志的最强烈表达。十九大报告中共有八个部分对“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作了相关论述。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自信”是贯穿于整个十九大报告的一条理论红线，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把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到了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而振兴、繁荣融媒体时代的媒介文化，则是文化自信、文化繁荣最直接的呈现。由此观之，国家文化顶层设计的逻辑脉络清晰可见。

（载《传媒观察》2019年05月号，原论文约15000字，标题为：媒体融合背景下媒介文化发展的国家意志和逻辑。此为节选，图表、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照原文。）

【作者简介】

陈龙，《传媒观察》编委

陈龙，199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骨干教师、江苏省“333工程”中青年科技带头人、苏州大学首批“东吴学者”、苏州市“东吴中青年学者”、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领军人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团队负责人、“东吴智库”传媒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媒介文化研究》辑刊主编。著有《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当代传媒中的民粹主义问题研究》《传媒低俗化对策研究》《媒介批评论》《传媒文化研究》《视觉文化传播导论》等专著十余种，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编著教材多部，其中《新闻作品评析概论》被评为2005年江苏省精品教材，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动画剧本写作基础》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大众传播学》为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主持国家社科项目5项（其中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各1项）、教育部重点项目1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点项目1项、江苏省社科重点项目1项、国家外文局项目1项。获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其他成果奖多项。

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媒体舆论研究、媒介文化研究。近年来，围绕网络民粹主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出版、发表论著、论文20余种，重点研究了网络民粹主义的抗争政治学、传播机理、网络民粹主义群体心理、网络暴力以及文化民粹主义等议题，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常务理事、媒介文化研究专委会主任、中国传播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传媒艺术研究会副会长，曾任教育部广播影视学专业高职高专教指委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