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采访组

今天的淮安人，对快速通达国内大中城市已经习以为常。比如，从早上7点多开始，淮安东站每日有近30趟高铁开往上海，最快只需2小时26分钟。

日用而不觉，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恰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只有后视镜式的观察，才能发现长时段内社会变化的纹理，进而感知到，我们置身的当下同样在变动之中。

例如，淮安与长三角的关系。

去年，市委书记陈之常在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确立聚焦打造“绿色高地、枢纽新城”、全面建设长三角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并指出要深入对接融入长三角中心区。刚刚举行的市委八届四次全会再次强调要深度对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事实上，淮安现已处于跳出“苏北”、拥抱长三角的历史进程中，步步为营地迈向中心城市复兴梦想。只不过城市发展坐标的转换及其带来的变化，并不具有高铁呼啸而过那样的可见性，而需要在更开阔的历史时空里仔细辨认。

审思：

运河之都的历史经纬

淮扬菜，有“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之定说。这三个时期恰是古代淮安的高光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邗沟沟通江淮，善道连接南北，淮河中下游地区“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今淮安便在其境。唐时，白居易一句“淮水东南第一州”折射出淮安的特殊地位。有明一代，姚广孝的“壮丽东南第一州”不只是对乐天居士的酬和，更以“壮丽”一词浓缩了淮安带来的震撼。

淮安人念兹在兹的便是作为“壮丽东南第一州”的淮安。荀德麟先生在《淮安史略》中说，明清时期，以清江浦为轴心的两淮城市，扼河、漕、盐、榷、驿之机杼，使淮安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

从混沌理论的角度，城市可视作复杂系统，其从无到有再到繁盛，初始原因可能极为简单。对淮安来说，成就“运河之都”美誉，其初始原因应该锚定于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

在没有飞机、火车、汽车的前现代社会，大宗商品（如粮、盐、金属）的流通主要依赖水运。邗沟就是形塑淮安历史样貌的初始点。后世开挖隋唐大运河、明清大运河，都表现出对邗沟的“路径依赖”。由于隋唐大运河的存在，加上淮河、通济渠，以及唐垂拱年间开挖的运盐河（今盐河），唐时的淮安已经奠定了水运枢纽地位。

不同的视角下，枢纽有着不同的内涵。对朝廷来说，人畅其行、货畅其流是最大的利益。对一座城市来说，其繁荣需要人、物、资金的周流往复，故而更仰赖外部的人、物、资金的驻留带来人气和商业。

淮安就是这样一座幸运的城市，大运河等水运通道汇流淮安，在淮安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系统，为漕运、盐运和其他大宗商品运输服务。例如，为了维系河道，就有河务官员驻扎；为了署理漕运、中转漕粮，就有漕运总督衙门的设立和漕粮仓储设施的兴建；为了辗转于不同航路，就有官员、商人和船夫的停留，进而又有客栈、酒肆、淮扬菜，形成了繁荣的商业……

这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就是“运河之都”淮安的万千气象，蕴藏着“壮丽东南第一州”的全息密码。

叩访：

在淮安与长三角之间

据水运之绾毂，扼经济之命脉——淮安的幸运，在前现代城市中并不多见。然而，晚清以来，随着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的兴起，运河系统作用骤降，特别是津浦铁路取道安徽，根本性地改变了淮安的交通地位，进而改变了淮安在国家经济地理中的地位。淮安，从枢纽变成了普通的“苏北”城市。

也正是在淮安运势下降的晚清时期，上海开埠并迅速崛起为东亚的国际化大都市。以上海和太湖平原六府（苏松常杭嘉湖）诸县为中心，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工商业城市群，这就是作为经济意义上“长三角”的雏形。

城市命运的沉浮，无情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构成了新的历史时空。淮安与上海、与长三角，在新的历史时空展开了新的互动，逐步形成了新的联系。

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序幕。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明确提出“地区协作”以及“编制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这是在国家政治层面赋予“长三角”以特殊意义的先声。

此后，“长三角”作为一个经济空间，逐步进入建制化发展阶段。从1982年至今，先后经历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长江三角洲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议、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等主要工作机制。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沪苏浙皖一市三省被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规划范围。

淮安与长三角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近代以来，受水旱灾害、战争以及漕运衰落后工人群体失业等因素影响，一些淮安人外出谋生，主要目的地便是上海及周边地区。1949年，华东南下干部群体中，又有诸多淮安籍干部落户江南。比如，两淮第二次解放后首任市委书记兼市长吴觉，就在江南解放后调任常州地委书记。1986年，国务院发布《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后，当时的淮阴市就把加强与上海的联系作为横向经济联合的重点。

此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淮安与长三角的联系愈发紧密。2010年，淮安等6个城市成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会员，标志着淮安正式加入长三角大家庭。2017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20周年之际，第十七次市长联席会议在淮安召开，这是淮安首次以长三角正式成员的身份举办主场活动。

通过简单的梳理即可发现，淮安与长三角的联系日趋紧密，直至12年前淮安成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正式成员。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淮安提出全面建设长三角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并把对接融入长三角中心区作为新的发展坐标，勠力实现在长三角中特色和功能的跨越赶超，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融入：

城市复兴的战略支撑

如果说对历史后视镜式的考察，印证了淮安对接融入长三角中心区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对现实的检视将表明，把对接融入长三角中心区作为发展新坐标，是追逐城市复兴梦想的不二选择。

2021年，市政协主席会议专题调研组在深入调研、座谈的基础上，撰写了题为《主动融入长三角 聚力发展新淮安》的专题调研报告。这份报告从基础设施、产业融合、协同创新、城市合作等角度，梳理了我市对接融入长三角取得的成果。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累计有200多家总部设在上海的企业来淮投资，在淮浙商超10万名、投资企业2000余家，长三角地区来淮游客占比超过70%，等等。

这些信息表明，淮安与长三角中心区关系之紧密可能超出一般性的想象——淮安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已在相当程度上融入长三角经济之网。这意味着，以对接融入长三角中心区为新坐标，具有现实的必然性。

然而，提出对接融入长三角中心区，不只是对历史必然和现实必然的顺应，更是面向城市复兴梦想的战略主动——

在以加速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生活图景中，速度是克服空间距离的利器。随着两条高铁线路通车，淮安与长三角尤其是沪宁线城市已经步入同城时代。原来的2小时交通圈只能覆盖苏北大部，现在则拓展到沪宁线全线。速度，已经使淮安撑开发展空间，跻身于更大的资源运作半径之中。

在新的国家战略落地、长三角同城时代来临的现实面前，“苏北”这一空间概念的限度更加明显。把“苏北”作为经济坐标，更多着眼于兄弟城市之间的发展竞速，而不是因为区域内部存在互补的产业分工。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强调“破除苏北地域思维”，或可理解为，我们亟需跳出“苏北”带来的视野限制，把重心放在高质量发展资源的掘取和汇聚上，主攻近在咫尺的长三角中心区。

跳出“苏北”、拥抱长三角，是空间坐标的主动转换，更是内涵、质量的主动升级。市政协主席会议专题调研组的报告认为，淮安融入长三角尚处于起步阶段。市政协委员张静洋在关于淮安融入长三角的报告中也认为，我们在规划、宣传、深层对接等方面，还有许多功课要补。类似的分析还有很多，其共同的潜台词是，除了各类主体的自发自为之外，淮安对接融入长三角中心区，尚需提升规划研究水平、政策供给水平、产业合作水平，增强对接融入的结构化程度、嵌入性程度。例如，在推进长三角产业精深化研究、打造长三角旅游目的地城市、推动长三角审批服务跨省办等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令人期待的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我市已经提出了包含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的实施方案，为对接融入长三角中心区提供了基本的路线图。市第八次党代会又进一步确立了对接融入长三角中心区的发展新坐标。

在市委八届四次全会上，市委书记陈之常说：“梦想与坚持之间的距离从不遥远，只要我们稳住心神、迈开步子、接续奋斗，就一定能够让梦想照进现实！”是的，跳出“苏北”、拥抱长三角，已经走在了新的征程上，而淮安的城市复兴梦想，也将因为与长三角中心区更加深刻的互动加速展示现实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