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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马兰,我的精神家园
2020-04-30 15:42:00  来源:中国江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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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我的精神家园

沙艳秋

是“同步呼吸”专栏采访中最“艰难”的一个:电话联系时,老人先是一再表示自己一辈子啥也没干,一点可写的东西也没有;听到有关部门对他的推荐理由后,他又表示“见面再说”;见了面,吴祥康在认真检查了记者的证件,并翻阅了此前“同步呼吸”专栏其他共和国同龄人的报道后,才同意接受采访;而采访中,他又直接表示,自己当年在“马兰基地”执行任务时,因为工作规定没有拍过照片,而且找不到曾经的表彰奖状了……“我也就是普通一员,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在马兰,讲的是集体和奉献。要不是市里给我发这个,我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是参战涉核老兵中的一员。”吴祥康说着从上衣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了他的“镇江市重点优抚对象优待卡”和江苏省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证,“当时大家都很惊讶。不过,我觉得没什么,都是为祖国做贡献嘛,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和后来的继续研究,可不是某一个人的成绩。”

而看到这里,记者突然想起了采访前做的功课:“几十年来,在马兰精神的激励下,试验基地广大官兵‘甘做隐姓埋名人,勇干惊天动地业’……”

A

1949年吴祥康出生于丹徒韩桥的一个贫困家庭。他从小成绩优秀,考入了当地的重点中学大港中学,后又加入了共青团,并作为优秀学生代表被选送到北京接受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而至今,他家中的墙上都有一幅毛主席像,他说,那次接见,让报效祖国成为他一生的信仰。

1971年,22岁的吴祥康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解放军。由于具有高中文化,是当时士兵中不多的文化人,他被选入南京军区司令部防化16团。

入伍一年后,在全团军事训练中拿了识毒单项第一的吴祥康接到了一项特殊工作:原子弹、氢弹测强。于是,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我去执行任务了,你们不要给我写信,我也不会给你们写信……”

随后,他和战友们来到了马兰。

如今的马兰是一座城市,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并于2011年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国家红色旅游项目第二批经典名录。而当年的马兰呢?

“当年的马兰就是戈壁,地图上是找不到的。我们执行任务的地方离马兰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是戈壁中的戈壁。”

“当时马兰基地的人住的是一种叫地窝子的东西。简单的说,就是在地面向下挖不低于1米深的坑,地面上矮矮的一部分是用土坯圈起来的,土坯上再搭上草叶和泥巴盖的顶。当地很少下雨,但一下雨地窝就得内涝。不过,那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小天堂了。我们住的更差,直接就是帐篷,常常风一吹就烂了、跑了,后来我们就自己烧砖头砌房子。”

“那时也没有什么公路,所谓的路是在泥地上硬辗出来的,很陡,我们称它‘搓板路’。”

“风沙很大,沙尘暴是常事,我们蹲在地上吃饭,老远看着沙尘暴来了,就得赶忙把身子背转把碗放到怀里,再把衣服蒙到头上。不然,碗里肯定是厚厚一层沙土,那饭是怎么也不能吃了。就这样,沙尘暴过去后,我们的头上身上也是好几厘米厚的灰沙。”

“在马兰水最金贵,1斤水比1斤汽油还贵,水都是从500公里外用水车拉过来的。我们那时候生活用水和饮用水是分开的,每种水都是定量的。早晨洗脸的水不能倒掉,要留到中午回来洗手,然后再留到晚上洗脚。”

“当地的温差也很大,实实在在是早晨穿皮袄,中午光膀子,晚上烤着火炉吃西瓜。这对身体的要求很高,我的战友里不少人不能适应,都流了鼻血。我身体棒,没有这种情况。”

……

几十年过去了,吴祥康回忆起当年执行任务的情景,依然是历历在目。

“我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测强,就是检测原子弹或氢弹爆炸后的威力,比如震级、冲击波、光和水、放射性感染、蘑菇云的范围等。”

“我们执行任务是有警戒范围的,出警戒线就要换衣服、洗澡。”

“当时和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还有医生,他们要学习如何在核战争的情况下救援、疏散。”

“那时候我们也是有防护设备的,当然比现在简单,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倍数的墨镜。你别小看氢弹爆炸的光伤害,当时另一个部队的一名司机,没有按要求戴墨镜,氢弹爆炸时天上像有两个太阳,他还裸眼去看,就这么一下子,眼睛虽然外面看什么变化也没有,却再也看不见了。”

B

吴祥康在马兰执行了一年任务后回到了南京军区,由于表现出色,他入了党,并当上了副班长。此后,他又在部队待了五年,专职负责化学武器培训。“去马兰执行任务的士兵都是一年一期,后来我们这边再有人去,都是我和连长、排长三人负责专项培训。”而直到现在,这些内容依然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采访中,吴祥康说起中子、质子、能量,说起六大类化学武器,说起原子弹属于裂变、氢弹属于聚变,依然头头是道。

1978年,吴祥康退伍回到老家,从此这段往事便被他深深埋在了心底。吴祥康的老伴说:“要不是现在学习‘马兰精神’,马兰又开放了红色旅游线路,我都不知道他曾经在马兰待过。”

虽然从未将马兰的那段经历与他人诉说,但“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却深深地烙在了吴祥康的心中,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

“退伍后,我就想着还要干点事,特别是要为农民干点事。当时邻村有个叫王新龙的人来找我,想和我一起办个厂。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条件都不怎么好,地少劳力多,不少年轻人闲着,我就想,那就好好干一场吧。”

说干就干,吴祥康和王新龙开始四处张罗借钱。“那时候农民都穷,借钱不容易。我们没有自行车也没有电话,就凭两条腿生生跑遍了周围的几个村子,允诺他们给银行两倍的利息,还按手印打了借条…… ”

就这样,几块、几十块、一百块……吴祥康和王新龙终于把他们的农具厂办了起来。

后来,他们又办了一个彩印包装厂和一个陶土厂。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彩印包装厂的产值达到了1000多万元,成为当时丹徒县村企的第一块牌子。“后来我们厂越做越大,最红火的时候有200多号工人,挂了镇江市市属企业的牌子,业务拓展到了东北、内蒙古、山东、北京、上海等地。那时候,周边大路、姚桥一带的人都来我们厂打工……我们厂的工资也高,厂里年轻小伙子大姑娘特别受欢迎。”

后来,韩桥逐渐成为丹徒最富裕的地区,而吴祥康很骄傲地认为,这其中有着自己的努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懂怎么做生意,我记得彩印包装厂的第一笔合同是一个在上海做生意的老乡介绍的,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很自信,我总想,我们连原子弹氢弹都造出来了,还有什么干不了的!”

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吴祥康也和老伴去看了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他感慨道:“《相遇》那个小故事里的片段,都是我们当年经历过的,一模一样!”同时,他也十分自豪:“我出生的时候祖国站了起来,我用我的青春让祖国挺起胸膛,我的中年时期祖国富了起来,我也是其中努力奋斗的一分子,现在我老了,我正在看着祖国一天天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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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苗津伟 崔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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