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我的精神家园
沙艳秋
是“同步呼吸”专栏采访中最“艰难”的一个：电话联系时，老人先是一再表示自己一辈子啥也没干，一点可写的东西也没有；听到有关部门对他的推荐理由后，他又表示“见面再说”；见了面，吴祥康在认真检查了记者的证件，并翻阅了此前“同步呼吸”专栏其他共和国同龄人的报道后，才同意接受采访；而采访中，他又直接表示，自己当年在“马兰基地”执行任务时，因为工作规定没有拍过照片，而且找不到曾经的表彰奖状了……“我也就是普通一员，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在马兰，讲的是集体和奉献。要不是市里给我发这个，我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是参战涉核老兵中的一员。”吴祥康说着从上衣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了他的“镇江市重点优抚对象优待卡”和江苏省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证，“当时大家都很惊讶。不过，我觉得没什么，都是为祖国做贡献嘛，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和后来的继续研究，可不是某一个人的成绩。”
而看到这里，记者突然想起了采访前做的功课：“几十年来，在马兰精神的激励下，试验基地广大官兵‘甘做隐姓埋名人，勇干惊天动地业’……”
A
1949年吴祥康出生于丹徒韩桥的一个贫困家庭。他从小成绩优秀，考入了当地的重点中学大港中学，后又加入了共青团，并作为优秀学生代表被选送到北京接受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而至今，他家中的墙上都有一幅毛主席像，他说，那次接见，让报效祖国成为他一生的信仰。
1971年，22岁的吴祥康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解放军。由于具有高中文化，是当时士兵中不多的文化人，他被选入南京军区司令部防化16团。
入伍一年后，在全团军事训练中拿了识毒单项第一的吴祥康接到了一项特殊工作：原子弹、氢弹测强。于是，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我去执行任务了，你们不要给我写信，我也不会给你们写信……”
随后，他和战友们来到了马兰。
如今的马兰是一座城市，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并于2011年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国家红色旅游项目第二批经典名录。而当年的马兰呢？
“当年的马兰就是戈壁，地图上是找不到的。我们执行任务的地方离马兰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是戈壁中的戈壁。”
“当时马兰基地的人住的是一种叫地窝子的东西。简单的说，就是在地面向下挖不低于1米深的坑，地面上矮矮的一部分是用土坯圈起来的，土坯上再搭上草叶和泥巴盖的顶。当地很少下雨，但一下雨地窝就得内涝。不过，那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小天堂了。我们住的更差，直接就是帐篷，常常风一吹就烂了、跑了，后来我们就自己烧砖头砌房子。”
“那时也没有什么公路，所谓的路是在泥地上硬辗出来的，很陡，我们称它‘搓板路’。”
“风沙很大，沙尘暴是常事，我们蹲在地上吃饭，老远看着沙尘暴来了，就得赶忙把身子背转把碗放到怀里，再把衣服蒙到头上。不然，碗里肯定是厚厚一层沙土，那饭是怎么也不能吃了。就这样，沙尘暴过去后，我们的头上身上也是好几厘米厚的灰沙。”
“在马兰水最金贵，1斤水比1斤汽油还贵，水都是从500公里外用水车拉过来的。我们那时候生活用水和饮用水是分开的，每种水都是定量的。早晨洗脸的水不能倒掉，要留到中午回来洗手，然后再留到晚上洗脚。”
“当地的温差也很大，实实在在是早晨穿皮袄，中午光膀子，晚上烤着火炉吃西瓜。这对身体的要求很高，我的战友里不少人不能适应，都流了鼻血。我身体棒，没有这种情况。”
……
几十年过去了，吴祥康回忆起当年执行任务的情景，依然是历历在目。
“我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测强，就是检测原子弹或氢弹爆炸后的威力，比如震级、冲击波、光和水、放射性感染、蘑菇云的范围等。”
“我们执行任务是有警戒范围的，出警戒线就要换衣服、洗澡。”
“当时和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还有医生，他们要学习如何在核战争的情况下救援、疏散。”
“那时候我们也是有防护设备的，当然比现在简单，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倍数的墨镜。你别小看氢弹爆炸的光伤害，当时另一个部队的一名司机，没有按要求戴墨镜，氢弹爆炸时天上像有两个太阳，他还裸眼去看，就这么一下子，眼睛虽然外面看什么变化也没有，却再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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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祥康在马兰执行了一年任务后回到了南京军区，由于表现出色，他入了党，并当上了副班长。此后，他又在部队待了五年，专职负责化学武器培训。“去马兰执行任务的士兵都是一年一期，后来我们这边再有人去，都是我和连长、排长三人负责专项培训。”而直到现在，这些内容依然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采访中，吴祥康说起中子、质子、能量，说起六大类化学武器，说起原子弹属于裂变、氢弹属于聚变，依然头头是道。
1978年，吴祥康退伍回到老家，从此这段往事便被他深深埋在了心底。吴祥康的老伴说：“要不是现在学习‘马兰精神’，马兰又开放了红色旅游线路，我都不知道他曾经在马兰待过。”
虽然从未将马兰的那段经历与他人诉说，但“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却深深地烙在了吴祥康的心中，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
“退伍后，我就想着还要干点事，特别是要为农民干点事。当时邻村有个叫王新龙的人来找我，想和我一起办个厂。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条件都不怎么好，地少劳力多，不少年轻人闲着，我就想，那就好好干一场吧。”
说干就干，吴祥康和王新龙开始四处张罗借钱。“那时候农民都穷，借钱不容易。我们没有自行车也没有电话，就凭两条腿生生跑遍了周围的几个村子，允诺他们给银行两倍的利息，还按手印打了借条…… ”
就这样，几块、几十块、一百块……吴祥康和王新龙终于把他们的农具厂办了起来。
后来，他们又办了一个彩印包装厂和一个陶土厂。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彩印包装厂的产值达到了1000多万元，成为当时丹徒县村企的第一块牌子。“后来我们厂越做越大，最红火的时候有200多号工人，挂了镇江市市属企业的牌子，业务拓展到了东北、内蒙古、山东、北京、上海等地。那时候，周边大路、姚桥一带的人都来我们厂打工……我们厂的工资也高，厂里年轻小伙子大姑娘特别受欢迎。”
后来，韩桥逐渐成为丹徒最富裕的地区，而吴祥康很骄傲地认为，这其中有着自己的努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懂怎么做生意，我记得彩印包装厂的第一笔合同是一个在上海做生意的老乡介绍的，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很自信，我总想，我们连原子弹氢弹都造出来了，还有什么干不了的！”
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吴祥康也和老伴去看了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他感慨道：“《相遇》那个小故事里的片段，都是我们当年经历过的，一模一样！”同时，他也十分自豪：“我出生的时候祖国站了起来，我用我的青春让祖国挺起胸膛，我的中年时期祖国富了起来，我也是其中努力奋斗的一分子，现在我老了，我正在看着祖国一天天强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