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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什么样?
2020-04-30 15:21:00  来源:中国江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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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什么样?

记者 王云 编辑 钱春媛

“马车载着我俩在喧嚣的大街上奔走,各种店铺映入眼帘:有的店挂满了红褐色陶瓷一样的烧鸡;有的店摆满了五花八门、多得可怕的吊灯;首饰店里的精美银器熠熠生辉,富丽堂皇;酒楼外的‘太白遗风’招牌却早已残旧,颇显寒酸……”这是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上海游记》篇章中的一幕。隔了近百年的沧桑回望,竟无猎奇之感,现在上海许多窄街里巷的风景,也大致如此,若是真正的上海小商人,读到此处,估计要生出无数内心共鸣来。

1921年3月至7月,受《大阪每日新闻》报社的委派,29岁的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历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苏州、扬州、北京、天津等地,回国后撰写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以及《杂信一束》,总辑为《中国游记》。芥川此行的身份是新闻观察员,从他写实的文风来看,确实散发着他自我夸耀的“记者才华”。这些文字,仿佛一双缓慢而残酷的手,轻轻揭开历史的面纱,让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显露一角真容。

如果对比展现一八九〇年代上海风情的《海上花列传》,你会发现,30年后的上海变化并不大,租界里依旧灯红酒绿,趾高气扬的外国人随处可见,头缠红布带的印度警察有效地维持秩序,交通工具依旧以人力车和马车为主,卖淫活动猖獗,吸鸦片的人随处可见,鸦片烟馆昏暗的煤油灯旁,低等妓女陪着客人一起,嘴里叼着长长的大烟枪,酒席上的应酬,也还得写“局票”雇几个高等妓女来助兴。

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有上海的脏与上海人的颓——闻名已久的湖心亭,“亭子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许多绿色水垢,几乎看不见池水的颜色”“一个身穿浅蓝色棉衣、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正悠然自得地往池中撒尿”;饭店里的洗碗池,同时也是小便池;戏院里到处盘踞着臭虫,随时向观众发起攻击;人群中来来往往的大多是《金瓶梅》里陈敬济一类的买卖人,下流、麻木、贪婪;甚至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身上还穿着行头,当着粉丝的面,也不顾形象地甩出一大泡鼻涕……

上海已然这样,别的地方同样不敢恭维,浙江水乡古色苍然的城墙上,用油漆涂着色彩鲜明的牙膏、香烟广告;杭州岳王庙的墙壁被施工的人粉刷一新,泥沙随处可见;扬州城外的河俨然成了臭水沟;而镇江金山寺附近的贫民窟里,患上梅毒的苦力转染了狗,狗身上的毛蜕得一干二净,样貌惊悚。

帝制覆灭多年,“五四运动”过去两年,知识界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并没有改变中低层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依旧是死水一潭。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的芥川龙之介大失所望之下,感慨道:“这不仅是一幅忧郁的风景画,同时也是这个衰落大国的象征”。

芥川在中国感受到了浓重的社会变革之前腐败透了的氛围,这氛围令人难过,令人窒息,令人想要呐喊、想要奋争。他拜访了多位著名学者,如章太炎、郑孝胥、辜鸿铭,他们都谈到了中国现状与对中国出路的想法,无论是章太炎“因时制宜”的务实论,还是郑孝胥“等待英雄出现”的奇迹论,以及辜鸿铭的避世主义,都是对彼时中国社会的极端忧虑。中国这种动荡之前的压抑局面令作者感到:“只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月,就会莫名其妙地想大谈政治。我想,这一定是因为中国当下的氛围蕴含着这二十年来的各种政治问题吧。”

当然也不都是灰色、黑色的中国,顺着长路、长河而行的旅途,也有许多令人心动的小景,比如苏州的水,“不知桥名,且倚石栏观河水。日光。微风。水色似鸭头绿。两岸皆粉墙,水上倒影如画”“一枝桂花顺水漂来。春愁与水色同深”;再如扬州平山堂,“平山堂据说是欧阳修所建。位于法海寺内,和大雄宝殿并列。当我走进阴冷、昏暗、充满尘埃气息的平山堂时,一种尊贵之感油然而生”,北京满族贵妇互相行礼时的优雅姿态令作者感到不可思议的魅力;文人樊半山的陶然醉意则让他肃然起敬,产生“诗仙李白也是这副模样”的联想。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当一切成为过去,曾经的所见所闻被情感的暗流淹没,竟然焕发出恋恋风尘。芥川回日本一年后,在街上偶遇两位中国人,意外听见一句中式感叹:“哎哟!”居然心跳加速,唤起对中国之行的种种回忆,梅兰芳扮演的嫦娥有美感自不必说,连京汉铁路火车中的臭虫,此时也不那么讨厌了——这温柔的回眸,真是超越了最初的真相,令人不禁哂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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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苗津伟 崔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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