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什么样？
记者 王云 编辑 钱春媛
“马车载着我俩在喧嚣的大街上奔走，各种店铺映入眼帘：有的店挂满了红褐色陶瓷一样的烧鸡；有的店摆满了五花八门、多得可怕的吊灯；首饰店里的精美银器熠熠生辉，富丽堂皇；酒楼外的‘太白遗风’招牌却早已残旧，颇显寒酸……”这是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上海游记》篇章中的一幕。隔了近百年的沧桑回望，竟无猎奇之感，现在上海许多窄街里巷的风景，也大致如此，若是真正的上海小商人，读到此处，估计要生出无数内心共鸣来。
1921年3月至7月，受《大阪每日新闻》报社的委派，29岁的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历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苏州、扬州、北京、天津等地，回国后撰写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以及《杂信一束》，总辑为《中国游记》。芥川此行的身份是新闻观察员，从他写实的文风来看，确实散发着他自我夸耀的“记者才华”。这些文字，仿佛一双缓慢而残酷的手，轻轻揭开历史的面纱，让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显露一角真容。
如果对比展现一八九〇年代上海风情的《海上花列传》，你会发现，30年后的上海变化并不大，租界里依旧灯红酒绿，趾高气扬的外国人随处可见，头缠红布带的印度警察有效地维持秩序，交通工具依旧以人力车和马车为主，卖淫活动猖獗，吸鸦片的人随处可见，鸦片烟馆昏暗的煤油灯旁，低等妓女陪着客人一起，嘴里叼着长长的大烟枪，酒席上的应酬，也还得写“局票”雇几个高等妓女来助兴。
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有上海的脏与上海人的颓——闻名已久的湖心亭，“亭子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许多绿色水垢，几乎看不见池水的颜色”“一个身穿浅蓝色棉衣、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正悠然自得地往池中撒尿”；饭店里的洗碗池，同时也是小便池；戏院里到处盘踞着臭虫，随时向观众发起攻击；人群中来来往往的大多是《金瓶梅》里陈敬济一类的买卖人，下流、麻木、贪婪；甚至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身上还穿着行头，当着粉丝的面，也不顾形象地甩出一大泡鼻涕……
上海已然这样，别的地方同样不敢恭维，浙江水乡古色苍然的城墙上，用油漆涂着色彩鲜明的牙膏、香烟广告；杭州岳王庙的墙壁被施工的人粉刷一新，泥沙随处可见；扬州城外的河俨然成了臭水沟；而镇江金山寺附近的贫民窟里，患上梅毒的苦力转染了狗，狗身上的毛蜕得一干二净，样貌惊悚。
帝制覆灭多年，“五四运动”过去两年，知识界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并没有改变中低层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依旧是死水一潭。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的芥川龙之介大失所望之下，感慨道：“这不仅是一幅忧郁的风景画，同时也是这个衰落大国的象征”。
芥川在中国感受到了浓重的社会变革之前腐败透了的氛围，这氛围令人难过，令人窒息，令人想要呐喊、想要奋争。他拜访了多位著名学者，如章太炎、郑孝胥、辜鸿铭，他们都谈到了中国现状与对中国出路的想法，无论是章太炎“因时制宜”的务实论，还是郑孝胥“等待英雄出现”的奇迹论，以及辜鸿铭的避世主义，都是对彼时中国社会的极端忧虑。中国这种动荡之前的压抑局面令作者感到：“只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月，就会莫名其妙地想大谈政治。我想，这一定是因为中国当下的氛围蕴含着这二十年来的各种政治问题吧。”
当然也不都是灰色、黑色的中国，顺着长路、长河而行的旅途，也有许多令人心动的小景，比如苏州的水，“不知桥名，且倚石栏观河水。日光。微风。水色似鸭头绿。两岸皆粉墙，水上倒影如画”“一枝桂花顺水漂来。春愁与水色同深”；再如扬州平山堂，“平山堂据说是欧阳修所建。位于法海寺内，和大雄宝殿并列。当我走进阴冷、昏暗、充满尘埃气息的平山堂时，一种尊贵之感油然而生”，北京满族贵妇互相行礼时的优雅姿态令作者感到不可思议的魅力；文人樊半山的陶然醉意则让他肃然起敬，产生“诗仙李白也是这副模样”的联想。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当一切成为过去，曾经的所见所闻被情感的暗流淹没，竟然焕发出恋恋风尘。芥川回日本一年后，在街上偶遇两位中国人，意外听见一句中式感叹：“哎哟！”居然心跳加速，唤起对中国之行的种种回忆，梅兰芳扮演的嫦娥有美感自不必说，连京汉铁路火车中的臭虫，此时也不那么讨厌了——这温柔的回眸，真是超越了最初的真相，令人不禁哂然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