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衬衫的故事
吴翼民
临近“六一”儿童节，年逾七旬的我常常想起少年时代的事儿，其中白衬衫的故事尤令我难以忘怀。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遍地饥馑，素有“天堂”美誉的苏州，境况也好不了多少。我正升初中，身体发育却因吃不饱，饿得成了个豆芽，读书依然用功，年年被评为三好生，还担任少先队大队长。对那时的孩子们来说，如果能穿上一身白衬衫和蓝裤子，胸前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臂上再佩一块“三道杠”，就是最时髦荣耀的打扮了。然而，我这个少先队大队长却经常为一件称意的白衬衫而犯愁，临近“六一”，更是愁上加愁。
当时我家家境非常拮据，兄弟姐妹八个，父亲一度失业，清华研究生毕业的大哥正筹备结婚，二哥刚考上南京的大学，上面有老祖母需赡养，下面有五个兄弟姐妹或读书，或年幼在家。这么一大家子，全靠母亲调排得井井有条，至于我们读书，则多半靠减免学费凑合着读了。如此状况，还敢奢望每年有新的白衬衫穿么？
1962年春，我向母亲郑重提出，今年无论如何要给我做上一件新的白衬衫，且不要普通的白布，要府绸料子的那种（那时还没有“的确凉”），因为这一年我被选上了苏州市少先队主席，按惯例，“六一”那天我将指挥全市少先队员代表接受检阅，这是万万马虎不得的。母亲掂量出这件白衬衫的重要性，郑重答应了我。
母亲自有母亲的计划。一个星期天，她备下了一碗玉米籽（这是从口粮中节省下来的），叫来了巷口爆米花的老头，为使爆米花既香又富光泽，她特地添了半匙菜油，于是炉火熊熊，风箱吱吱，不多时，“砰”的一声巨响，一团乳白的香雾涌动，半袋爆米花亮灿灿地显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弟弟妹妹们争着要吃，母亲给他们每人抓了半把，然后一包一包有棱有角地包了起来，毕，拉着我的手说：
“挣白衬衫去！”
这时我才明白，母亲是要积下卖爆米花的钱给我缝制白衬衫呢。
暮春的傍晚，天气有些燠热，我心中更是烦躁不安，怕遇见熟人，尤其怕遇见女同学。母亲说去电影院门口，我不肯，执意要去书场门首。我心中有数，电影院门口多孩子，说不定就会遇上同学，而书场的评弹听众多为中老年人，也就安全得多。果如所料，书场门首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爆米花生意显见清淡。母亲开始焦急，我反而泰然自若。突然，有个女声轻轻道：
“买爆米花，五包。”
面前站的竟是小学时的班主任戴老师！我一下红透了脸，不知所措。戴老师笑道：
“我买爆米花，五包呀。”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一张五角的钞票放到了篮里。我忙不迭取了五包给她，想找还她四角钱，她却进了书场的大门。我想追去找她还钱，但书场内琵琶弦子已经响了起来。我至今仍记得，那天先生开篇唱的是蒋调《莺莺操琴》，我还记得，就是这位戴老师，从来不把催缴学费的单子贴在墙上，也不当众宣读……
那晚的买卖因戴老师的慷慨而颇见丰盈。我和母亲沐着夜色回家了。谁知，大哥的女朋友恰从上海来到苏州，母亲热情款待了我未来的大嫂，然后很礼仪地为她喊了一辆三轮车送去车站，并且毫不犹豫地掏钱付车资。我看见这五角钱车资就是戴老师给的那张纸币。
转眼间“六一”到了，通知下来，果真要进行大检阅。那些日子我兴奋，母亲更兴奋，逢上左邻右舍就说这事儿，同时母亲房间的灯火夜夜亮到很晚。“六一”那天清晨，一件折得有棱有角的白府绸衬衫果真放在我的床边。我一穿，嫌宽肥了点（这是母亲的惯技，做新衣总放宽肥点儿，以便我们可多穿几年），但不碍事，配上蓝裤子、红领巾和“三道杠”的确非常精神。
我兴冲冲乘上公共汽车赶到了体育场。站在体育场高高的主席台上，自豪感油然而生。当时的副市长洪波亲切地跟我聊起了天，聊着聊着，洪市长拍拍我的肩膀说：
“小同学，你穿的是姐姐的白衬衫？”
我一下傻了眼。什么，我穿的女式衬衫？莫非母亲真用姐姐的衬衫改头换面蒙骗了我？我满脸通红，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团市委苏书记留意到了我的窘相，忙解释说：“一定是匆忙间穿错了，不碍事，看不出来。”
我刚舒了口气，洪市长很认真地接上了他的话茬：
“不，没有穿错。这衬衫是女式的，改了改，绉裥还在，不容易啊。男孩穿女孩的衣服，说明家庭困难。这年头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艰难，政府有责任；男孩穿女孩的衣服，也说明这个男孩勇敢、不计较、有出息。这不，小小年纪就指挥万人大检阅呢！”
我一下受到了鼓舞，挺起了胸膛。检阅即将开始，我大步向主席台正中走去，接受各区大队长的汇报，向团市委苏书记报告，请洪市长检阅。然后我走下主席台，敬着队礼，引导着仪仗队和接受检阅的长龙，通过高高的检阅台。
队旗猎猎，队鼓隆隆，队号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