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书写，勿将人民“他者化”
冯圆芳
“很少想到她们，她们坐在会议室的后排……灵巧的手指，应有微硬的茧，在场而沉默……她敲击键盘，从宇宙深处、从星云与黑洞切换到先锋、传统、理想……”
这是李敬泽随笔集《会饮记》第一篇《银肺》中的一段，文中的“她”是叙述者“他”在多个文学论坛中邂逅的速记员姑娘。当读到作者对速记员的观察与想象时，我惊讶且钦佩：一位著名作家，充分运用其身份所赋予的言说权利，和身为文体家的精致笔法，关注着当代知识分子光鲜生活中的另一种存在——那是真正的“人”的故事所展开的舞台。
一定的环境、历史规定了具体的人，书写时代与书写人民实乃一枚硬币的两面。李敬泽对速记员的书写首先可贵在，这不是一个可以发生在乡土中国的故事，和速记员职业相关的是高速旋转的城市生活、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以及精密的社会分工造成的职业（如速记员）的“零件化”，换句话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眼前”的生活、“身边”的生活。在处理这样的题材时，作者为当代文学如何书写“人”，提供了诸多启示。
和现实离得越近，艺术想象的空间越小，也越不容易取悦读者，这是一条铁律。在这狭小的创作空间里，作为文体家的李敬泽，将速记员的故事巧妙地编织进了自身脑海中古希腊先哲“会饮”般的精神漫游。在速记员姑娘这一“粒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最动人的凝视，这是李敬泽处理“我”与“她”关系的精巧之处——
这里既有“我”对“她”的想象：她怎么就成了速记员，她住在哪里，与人合住吗？她刚买了一件什么式样的大衣，她身上隐秘的疤痕，她每天下班后手指的感觉？也有以“她”的视角展开的对“我们”的想象：“她”注意到，某位学者照例会（不乏表演性质地）激动起来，像“一颗气得发疯的流星，以不可预测的轨迹不知砸到什么地方”；会议的一些发言嘉宾看似口若悬河，说出的话语却空洞无物。
“她”的目光如一道象征性的光束，照亮了《会饮记》在看似东鳞西爪、天马行空的漫游中，试图建构起来的一种对社会的总体性观照：对当下喧嚣浮躁的文学生活的审视，对知识分子优越感的反思，以及对自身有限性的认知。由于这些批评不仅是“及物”的，更是“及我”的，因此也就格外真诚，我们也就愈发明晰了作者的视线轨迹：他一边将目光投向“人”，一边将视线折返回自身，在这样的技巧背后，其实体现了一位作家的写作伦理，即他对于作家与书写对象关系的认识。
把它放在当前“为人民书写”命题的实践中来进行考量，也许会有更多收获。作为一位文化记者，我强烈地感到，“为人民书写”是一个被文学界频繁提及、却还未得到充分探讨的命题。这一命题其实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向度：哪些群体是“人民”？他们是生活在哪个时代的“人民”，是乡土中国、城市化进程初期还是2019年的“人民”？采用怎样的叙事技巧展现“人民”，是通过精心的情节编织使“人民”的故事景观化、他者化，还是使其故事自然生长？叙述者“我”与“人民”的伦理关系是什么，是单向度充满精英自恋的俯身悲悯，是对人民大众的拔高、神化，还是同样作为人类的一分子，相互投去好奇而关切的一瞥？
莫言曾首倡“作为老百姓而写作”，平民立场不言而喻，但相较于其刻意强调的知识分子的“视线下移”，我更喜欢李敬泽式的平等凝视，其中透露的不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式的悲天悯人，而是更类似京剧《锁麟囊》中富家女薛湘灵和贫家女赵守贞一同出阁时，前者对后者的“隔帘儿我也曾侧目偷观”。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是士大夫和黎民之间的地位差异（固然是时代使然），另一个则是发自健康心灵的同理之心。
这才是当下考验创作者是否拥有现代性的地方——作家的现代性，是文学更好地发展的前提。今天的“为人民写作”应该是充满现代伦理意识和高超技巧意识的写作。它不是刻意的俯身悲悯，不是对“人”的愚昧无知和本能宣泄的迎合，不是对“人民”的标签化的塑造，更不是每当无法解决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难题时，就把回归“人民”当作万能灵药。这些所谓的人民立场，实际上是在将人民“他者化”，既违背了写作伦理，也暴露了作者思想能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真正关切人的境遇、人的心灵，只是以“人民”为道具、为幌子，为自己的作品披上人文关怀的外衣，故作姿态罢了。
为人民书写，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身入、心入、情入，是细致地触摸生活的肌理，是以己度彼，倾听人的精神深处最隐秘的悲伤、梦想，是和无数个“他”一同站在大地上，为彼此的生命而悲欣，同时怀有对人类更美好未来的渴望。
是时候了！今天，当代作家应认真地反躬自问：为人民书写，在这个命题下，我们写什么，怎么写，将决定未来中国文学的面貌，这是作家身上肩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冯圆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