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至江南,却先从诗歌里读到,从绘画里看到,从曲子里听到。比地理上的江南影响力更大的,似乎是弦歌诗画里的江南,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文艺峰峦,是江南的诗意镜像。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白居易的江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这是杜牧的江南;“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这是刘禹锡的江南;“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这是柳永的江南……江南,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文学的存在。在江南文脉论坛“诗词与江南文脉”分论坛上,程章灿、罗时进、孙虹、戴伟华、赵昌智等学者谈起了文学视野下的江南,以及与江南相关的文学。

　　“对江南文化的理解或认同,掺入了主体各自的想象,其中,文学是想象江南最有力、最普遍、最多姿多彩的一种形式。”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程章灿说。

　　说“想象”江南,是因为很多关于江南的动人诗词,均出于外来者或流寓客之手,如中唐诗人刘禹锡《金陵五题》:无论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还是“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抑或“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但在写下这组诗篇时,诗人并没有来过南京。程章灿认为,这是一次典型的“望江南”——各种外来游子,和从来没有到过江南的外乡人,以反客为主的抒写,建构起文学想象视野下的江南,赋予江南文化符号以丰厚多元的内涵和奔腾不息的生命力。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对江南的想象。在缤纷多彩的想象中,最核心的因素是隐含其中的江南精神。“江南是一个观念,江南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程章灿说。他将这种独特的精神观念概括为离弃政治、回归自然和崇尚知识。自泰伯奔吴后,越相范蠡、晋人张翰回归江南的故事接续了崇尚适意自足的江南文化传统,据说,后者致仕归乡的理由是思念吴中的莼菜鲈鱼。在程章灿看来,张翰心心念念的莼菜羹、鲈鱼脍,不仅是简单的两道菜肴,更隐喻着适意自足的生活方式,其弃官回乡之举代表了向心灵故乡的回归、向自然本真精神的回归。这一返璞归真、闲适淡远的文化精神,在后世文人的江南书写中不断强化,成为江南文化中一股绵柔而强劲的力量。

　　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孙虹关注南宋遗民词人对江南故家的文学抒写。“故家”的说法见于谢翱、张炎的诗词。谢翱《梅花二首》(之一)写道:“春过江南问故家,孤根生梦半槎牙。”张炎《思佳客题周草窗〈武林旧事〉》中有:“铜驼烟雨栖芳草,休向江南问故家。”孙虹认为,这里的“故家”,其实是家国一体的“故国”。通过宋季遗民词人的集体唱和,对江南故家的怀恋和书写成为一种文化隐喻,江南不再仅仅是草长莺飞、烟波柳岸,也和家国情怀、黍离之悲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与江南有关的文学,和文学视野中的江南,是一种多维度的存在。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时进,十分关注清末民初江南出现的“奇女子文学”。早在明清时期,“闺秀而兼名士”就成为江南女性的追求。到了清末民初,“奇女子文学”蔚为大观,携时代风云而动的民主革命家秋瑾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她的启蒙带领下,南社成员徐自华姐妹都炼成“奇女子”,积极投身历史洪流,更有近代无锡女作家秦森源在年仅25岁的生命中,写下“斫断昆仑歼白虏,倒注东海灌强仇。斩首楼兰系南越,壮志不为觅封侯。”这样荡气回肠的诗句。“奇女子文学”不仅鼓舞了同时代的女性,热血男儿亦为之倾倒,“江南”的概念因此变得更加丰厚、多元。

　　从南宋开始,江南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商业活动十分繁荣。明代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曾在七古《马船行》中描绘当时南京“五方辐辏”“商贾争赴”的盛况:“南京马船大如屋,一舸能容三百斛。高帆得势疾若风,咫尺波涛万牛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书录研究了明清江南文人和商贾的互动关系,以及这对明清文学产生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王世贞受到商贾“因俗为变,与时消息”的经商方式的影响,文学思想由崇尚格调转向追求性灵与俚俗;袁宏道任吴县县令时深受苏州地区商潮影响,大胆树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旗帜,将晚明文学解放思想推向高潮;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的文学主张,则是受到了以贾名儒行、仁心爱人、诚信处世、廉介守节为内核的徽商精神的影响。这一时期商贾与文人、文学的密切互动,促进了江南文学的递嬗发展,折射了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另一番江南镜像。

　　记者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