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不能直抒胸臆，这是我面临的难题。仔细推敲、琢磨分析后我发现，“两个凡是”的根据，就是林彪鼓吹的所谓“天才论”“巅峰论”“句句是真理”等错误论断。1977年12月，我通过再阅读再学习，确定了这其实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在阅读《费尔巴哈论纲》第二条时，我豁然开朗找到了写作的突破口——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

　　当时，夫人生病住院，我在陪护夫人的同时，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分批带到医院。在医院走廊昏暗的灯光下，我仔细查阅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述，整理了数十条。写了改，改了抄，抄了再写，1977年8月30日，经历酷暑，我的文章终于写成了，有8000多字。

　　文章寄给谁？我很快想到了《光明日报》的王强华。他在南京一场理论界座谈会上，听到了我的唯生产力论观点，并向我约过稿。1977年9月，我把文章寄给他。1978年1月20日，《光明日报》来信，告诉我文章要发表，但要做修改。4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王强华知道了，把我接到报社去。我见到了当时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中央党校教授孙长江。杨西光说，这篇文章本来要在哲学版发表，后来觉得很重要，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还要继续修改，今天请大家来提意见。马沛文第一个发表观点，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当场说：“这个做法不妥，不能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这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来的，公开点名批判，这个文章就没办法发表。”最后，杨西光发表了一些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两点：一是要写得更尖锐，进行更深入批判，加强文章的战斗性；二是不给人抓住小辫子，要稳妥，要完整，不要让人产生片面性。就这样，我每天改稿，改后送给《光明日报》，对方反馈来意见建议后，再做修改。连续四五天打磨，改了有七八遍。

　　会议结束后，杨西光将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他当时和夫人住在那，并来看过我两次。第一次来，他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打倒、粉碎“四人帮”后被调到《光明日报》的经历。文章正式发表之前，杨西光再次来看我，他说：“这篇文章，是你起头搞的，但是发表的时候，我们想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回答说，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就能扩大文章影响。我是学新闻出身，这我懂，完全赞成！

　　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新华社再向全国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次日转载。此时，我心潮澎湃，写初稿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人战斗，到了定稿发表之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团队在工作。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批判“两个凡是”，推进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