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当时的需要、时代的产物。正如有句老话所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大家都晓得，十年内乱给我们党、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全国人民温饱不足，一大批领导干部遭到迫害，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像我这种贫下中农出身、苦读20多年书到南大教学的人，都被批判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腾。当时我感到，这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尽管那时还没有为邓小平同志平反呢。

　　然而，1977年2月7日，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观点。我感觉不太对头，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的期盼就不可能实现。在这个背景下，我开始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思考。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反复思虑，逐步坚定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完全对立的，所以我认为，“两个凡是”一定要破，不破，中国人民就不能前进。

　　但是面对“要不要写文章，敢不敢去发表”，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已当过一次“反革命”，劳动改造了好几年，戴过高帽子，扫过厕所，游过街，拉过板车。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骨气有信念的，在时代更迭之时，都有一批知识分子站在前面。更何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如果我没有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我不去批驳可以理解。可发现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而不去批判，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