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书院既是学校，也是研究院、图书馆，当然也是发表学术见解、传播思想成果的一方圣坛。

　　江苏带有书院性质的教育源远流长，最远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常熟人言偃，是孔子学生中唯一的江南人，被誉为“南方夫子”，人称言子，他在故乡的办学，有“文开吴会”之誉。南朝宋元嘉十五年（438），朝廷在南京鸡笼山建立国学，分儒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和玄学馆，并按专业招生。南朝梁时，由梁武帝亲自参与编辑的《千字文》，成为了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启蒙教材。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诏立国学，在北极阁南麓建国子监。永乐迁都北京后，南京国子监称为南监，规模仍极大，最盛时生徒达万人。

　　不过，江苏书院教育传统的确立，则以茅山书院和安定书院为标志。茅山书院建立于北宋仁宗初年，由当地处士侯遗所建，因院址在江宁府句容县的三茅宫后侧而得名。侯氏自筹经费在此授徒讲学十余年。仁宗天圣二年（1024），由江宁知府王随奏请朝廷，获赐“院田”，书院办学经费得到大大改善，书院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声名也随之远播，成为北宋“六大书院”之一；时至南宋，又被著名诗人范成大列为宋初“四大书院”之一。

　　南宋时，与苏南的茅山书院遥相呼应的是泰州的安定书院。泰州人胡瑗是宋代著名教育家，于南宋宝庆二年（1226）在讲学旧址创立安定书院，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影响深远，安定书院旧址上一直文脉不断，今江苏省泰州中学校园正建于其上。

　　若说江苏最著名的书院，不能不提到无锡的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本是当时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弟子、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杨去世后渐废，直到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东林学者顾宪成与高攀龙、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一同发起，在无锡东门内重建兴复东林书院，同时成立“东林大会”，制定《东林会约》。顾宪成为书院大门撰写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明确宣示。到了明天启年间，东林党人不断以书院为根据地，进行各种讲学活动，与凶残专横的“阉党”魏忠贤进行斗争。

　　当然，像东林书院那样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书院并不多，更多书院的影响还是在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而官方也常以书院的形式，培养优秀学生。如明嘉靖年间南京督学御史耿定向在清凉山设“崇正书院”，以崇尚儒学正统为宗旨，要求江南十四郡选拔优秀士人，来此培养深造。崇正书院遂成为当时南京的精英文化中心，耿定向自任导师，经常在书院讲学。他让得意门生焦竑担任学长，负责书院平时的管理工作，甚至代为主讲。焦竑后在万历十七年（1589）得中状元。

　　院址在南京太平南路一带的钟山书院，虽属中国书院中的后起之秀，但一经创立便迅速崛起。清雍正元年（1723），两江总督查弼纳倡建钟山书院，崇尚“敦崇实学”的学风，雍正十一年（1733）被定为省城书院。乾隆元年（1736）两江总督尹继善勒石《白鹿洞规条》和《分年读书法》于讲堂，院长杨绳武定规约十条，强调立志立品，勤学读书，穷经通史。乾隆四十六年（1781），院长钱大昕定书院条约，师长由督抚学政延聘，生徒由道员稽查，州县择选，布政使等再加考验，方准入学肄业，对学生的选择十分严格。学院课程初以科举诗文为主，但乾、嘉、道间主持院事的学者多自有主张。卢文弨两主院事，历时十年。钱大昕掌教四年，教士以通经读史为先。姚鼐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起先后掌教主讲达二十年之久，嘉庆二十年（1815）老死于任上。他以古文义法教生徒，成名弟子甚众，其中最著名的是“姚门四杰”。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中说：“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梅曾亮晚年主讲扬州书院，从者甚众，可算作钟山书院学术之余绪。其后朱珔每月立小课以经解诗赋试士，胡培翚倡导实学，唐鉴倡程朱之学，风格各异，然皆成就卓然。太平天国战乱后，曾国藩借地重开钟山书院，“堂虎斋舍之制十不逮一”。光绪七年（1881）总督刘坤一“乃规旧址廓而新之”。同治、光绪年间主讲钟山书院的学者还有李联琇、梁鼎芬、缪茎孙等。清末改为“江南高等学堂”。

　　钟山书院不但历任主持皆为著名学者，院内藏书也相当丰富，创办之初就有藏书。清高宗南巡时，赐钟山书院武英殿本《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当朝公卿大夫、地方官吏也时有赠书。钟山书院藏书保管与流通皆有章法，历任山长对书院藏书尤多贡献，而书院藏书也成为其著书立说的便利条件。如校勘学家、藏书家卢文弨，两度任钟山书院山长，他的《钟山札记》就是在主讲钟山书院时校勘群经所成。后继山长钱大昕是考据学家、藏书家，他的《廿二史考异》，也是利用钟山书院藏书和私人藏书才得以完成。

　　（本文节选自省委宣传部与省作协编著的《说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