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运河像长城那样 成为文化标志性品牌
从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层面看待大运河的成就,学界、社会基本上能取得一致共识。但从历史的、精神的层面考察大运河,对其历史功绩的评价并不一致。主流专家全面肯定、盛赞大运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的贡献,认为大运河每一次开凿和延伸,都极大促进国家的统一和进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南北文化交流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给人民带来的牺牲,对明清为保首都粮食供应,开凿大运河及其漕运,给淮河流域、特别是淮北所带来的水系破坏,历史上治河督漕的贪污腐败等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学术影响不可轻视。历史上大运河功过是非的评价,是关系大运河文化遗产形象和精神价值提升的重要课题。让大运河和长城一样真正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双子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标志性品牌,研究者应该全面了解学术界相关研究动态,保持问题意识,加强基础研究,客观公正评价大运河的历史功过,尽快拿出具有说服力的成果,因为历史研究是恢复大运河原真性的基础学科。
历史上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曾有许多批评,说隋炀帝开运河主要是为了到江都(今扬州)游玩,这正与隋炀帝荒淫暴君的负面形象契合。后来学者通过唐人感恩隋运河的诗文和史实予以批驳,将运河功绩与其政治残暴和生活荒淫奢侈区分开来,改善了大运河的形象。但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发掘更多的资料加以研究。日本高僧圆仁(794~864)跟随第18次遣唐使来到中国,于公元838~847年间求法巡游近十年,回国后用中文写成长达8万字的日记体四卷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中记载他838年船舶搁浅于海陵附近海滩,正是掘港(今江苏如东)。这里唐代就是淮南盐场产地,直到清代仍然属淮南盐场,有运盐河通往内陆。在从掘港前往扬州途中,先由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到附近的国清寺,乘船自支线运河到达海陵再到扬州。这条运河称“掘沟”。隋炀帝登基前曾任扬州总管,在扬州经营多年。即位后也多次到江都,但正史中关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材料仅只言片语,对他开凿掘沟更无记载。圆仁记载了开凿掘沟的情况,“掘沟宽二丈余,直流无曲。是即隋炀帝所掘矣。”这应该是如皋磻溪延伸到掘港盐场的新运河,“雨下辛苦。流行卅余里。申时,到郭补村停宿。”掘沟的绿化建得不错,两岸绿树成荫,北岸许多地方商店连成一片,住着许多富贵人家,商贸十分繁荣。这样看,盐业和水运交通给通扬运河沿线带来了巨大商机,这一带并非江海荒凉之地。可见,隋炀帝不但开凿了大运河,还开挖了江苏通扬运河延伸至掘港盐场的支线,这绝非是为了游玩。
明清京杭大运河的功过是非争议很大。要讲清这个问题,必须研究黄河水患的原由,弄清黄淮运三者关系。明清全力保障运河通畅,明以后采取“束水攻沙”“蓄清涮黄”“挽黄济运”等治河举措,扭曲河性,逼黄河从苏北犯泗夺淮入海,给淮河流域带来的灾害是铁的事实。但问题是,中国的统一、区域发展和疆域扩展是否需要这条南北水上大动脉?这条运河的功能是否仅仅是漕运,以保证首都的粮食供应?海运能否替代漕粮之外的其他功能?等等。元代成功实行海运,但恰恰是元代开凿贯通了京杭大运河,最后仅仅因为无法解决一段几十公里的衔接而没有真正通航。海运可以运输漕粮,但两淮的盐运与漕船巧妙衔接运往长江中上游至少在唐宋就已经开始。从南方到北方的其他物资,如丝绸等高附加值皇家宫廷用品从海上运输能否保证安全?大量军政官员、举子学人、商帮游客、外国人等如何通过大运河转往全国四面八方,海上客运是否可行?更不用说皇帝一路南巡,能否从海上直航?国内区域之间的运输,水运与陆运相比成本有巨大差异,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认为粮食之比5:1,北方煤运差距达25:1。北方无水路,制约了经济发展,而南方的水运优势造成了经济繁荣。江苏能在明后期到清朝长期居全国经济发展首位,水运优势,大运河的恩惠不可低估。这些问题涉及到大运河这类公共运输方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需要定量分析。
如果需要这样一条内陆水上大通道,那就要研究如何能以最佳方式保持运河的畅通,这就要研究当时的自然地理状况。黄河在历史上以善淤、善决、善改道著称,原因是水土流失,含泥量特高,地形上郑州以下黄河失去屏障,一马平川,河道无法约束,泛滥漫游,在黄淮海平原形成许多故道,河道复杂多变。在没有能力根治黄河的传统社会,治河为头等难事。黄河下游直线东流入海的通道,被泰山等阻挡,只能从鲁西北一带往山东、河北入海,或从豫东、鲁西南进入苏北两个方向曲折东流入海,别无他途。黄河堤岸北高南低时,就要往南决堤改道,反之亦然。宋金以下,东南流居多,曾经多股夺淮入海,元明治理后单股入海,形成今天的黄河故道,缩小了黄河的危害区域。京杭大运河贯通后,由于山东临清至济宁间地势高亢,黄河如果北犯,必定冲毁山东运河,一旦冲毁将很难恢复。而从苏北淮泗地势低洼处入海就相对容易,这样就有黄淮运的淮安清口水利枢纽工程。这种选择当然是历史的局限、科技水平的局限。试想,黄河从山东入海,不但牺牲了大运河,丧失了南北水上大通道,也同样牺牲山东沿黄广大区域,两者相权取其轻,恐怕还是明清的抉择更加明智。所以当1855年黄河改道运河中断之后,山东不断呼吁黄河恢复故道,而江苏坚决反对。现代交通兴起,轮船海运可以真正取代河运,这样结束了漫长的海运河运之争,大运河从此衰落。大运河及其漕运加重了淮河流域的水患灾害,淮河由利变害与之有很大的关系,但也不能完全记在运河的身上,还有其他许多天灾人祸。近代民国运河中断,淮河水患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民不聊生,这是战乱不已,灾难深重,几乎没有治理所致。
大运河精神价值的提升,单靠媒体导向和宣传活动是不够的,只有站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高度看待大运河,通过踏踏实实的研究,客观公正评价大运河的历史功过是非,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才能真正提升大运河的精神价值和美誉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成立在即,需要整合各方面研究力量,提高问题意识,开展扎实、认真的研究,为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智慧和力量。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筹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