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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新华日报 | 成为一个好记者的“镜像效应”

来源:中国江苏网   2018-01-09 09:03:00
现在想想,万幸的是,我最初遇到的总编周正荣、杨步才等,部主任李大容、巴镇纬、郭葆铨等,并没有按“倒金字塔”的规律来苛求我,甚至还时不时地表扬一番。

  李兰陵 | 文

  到报社前心中忐忑不安

  我是1975年底从插队地淮安被招进报社的。上调,进报社,本应是万分高兴的事 ,可我自接到通知起,就一直忐忑不安。

  原因是,我在学生时代养成的“表面看文静平和,骨子里却肆意飞扬的个性”,在农村插队的社会化过程中,因老乡们视我们为过客,万事不与我们计较,因此不仅没有被磨去棱角,反而得到了发扬光大。

  比如,我曾鼓动队里的一位二大伢子,像雷锋那样,死缠着带兵人去当兵。因为他喜欢上了外队的一位女孩,想退掉父母为他订下的娃娃亲。而娃娃亲的对象是队里某领导的侄女儿,只有当兵走掉,才能挣脱强权的控制。后来那二大伢子的反抗以失败而告终。

  而我这反封建包办婚姻的鼓动者呢?队里对我却仍一如既往地好。记得就在矛盾爆发的那几日,洪泽湖因大雨涨水,好多螃蟹被冲进了灌溉总渠,向我们鸭洲涌来,那领导还专门差人喊我上堤,去参加乡民们的捕蟹狂欢。

  但到报社,我要像鱼儿生活在水里一样,生活在那儿的社会环境中了,我的如此个性,能适应吗?

  报社里大家都是同志

  1975年12 月30日,汽车从淮安一直开进报社,报社人事处处长纪广盛早已等在那了。在小会议室里,他介绍了报社情况。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我们报社没有等级之分,大家都是同志,我们不称官职,总编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叫樊发源,我们都称他‘老樊’;我是人事处长,我姓纪,你们以后就喊我‘老纪’好了!”

  我被分配到校对组,组长张毓林、薛振翔和蔼可亲,老同志谭捷、雷瑞清待我像老大姐;版面组的王於良、唐佑芬与我一见如故,他们托关系买当时十分紧俏的中外名著时,也总会带上我······

  恢复高考,我想参加,老谭劝道:“报社大门一出,再难进来,不如读夜大,毕业后改小门,当记者!”

  我等校对组的五六人夜大、电大毕业后,向报社提出换岗请求。当时钱协寅是负责我们夜班组的副总编。因换岗心切,那段时间,我每天上夜班前都要先到他的办公室“报到”,而正紧张看大样的钱总,总是笑着说,“报社已在考虑!”

  我1986年调进新创刊的扬子晚报后,又遇到了新问题。因校对和新闻是两个职称系列,我们干了那么多年的新闻校对,却不算新闻工龄,不能评中级职称。正当我们满腹牢骚时,却惊喜地获知:我们的中级职称评上了!原来是,报社考虑到我们的特殊情况,恳请省人事厅特批。当时厅长正出国访问,回来后又因病住院,报社人事处处长听说后,立刻赶到医院,厅长是在病床上签的字。

  领导们喜欢随口表扬记者

  我到晚报后,没时间接受专业培训,立刻就上了“火线”。后来听说,当时电视台和电台的朋友曾私下议论,说我的新闻稿没有遵循新闻写作规律——倒金字塔规律。说老实话,我刚当记者时,根本没去想什么“倒金字塔”。我写稿,延用的是学生时代“命题作文”的写法,遵循的是语文老师的教导:主题要独到、深刻;素材要真实、典型,有个性;行文要简洁、明快,有逻辑性。总之要让人爱读,有收益。

  现在想想,万幸的是,我最初遇到的总编周正荣、杨步才等,部主任李大容、巴镇纬、郭葆铨等,并没有按“倒金字塔”的规律来苛求我,甚至还时不时地表扬一番。

  心理学有个“镜像效应”。即,人们把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犹如一面镜子能照出自己的形象,并由此而形成自我概念的现象。

  人是需要表扬的,因为依照镜像效应,人若获得表扬,便会形成“我行”的自我概念,从而充满自信。如,数码相机刚问世,报社希望记者都拿起相机拍新闻照片时,我对自己的照像技术一点不自信,但当时的副总编周跃敏签发我拍的第一张新闻照片,还表扬说拍得好,我立刻有了自信,再出去采访时,便总会想着如何给新闻配新闻照片了。

  报社领导似乎都喜欢这样随口表扬记者,如李大容说:“我爱看你的稿,有内容!”巴镇纬说:“没有铺陈,个案一个个列上,倒也简洁有力。”杨步才说:收到你的稿很感谢,有头条了;刘守华曾说我的人物通讯形象生动;王文坚曾说我的新闻特写引人入胜······我就是在这样的“表扬”中,自信而愉快地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

  领导不喜批评却喜担当

  当我违反纪律了呢?

  刚到校对组的一个周末,我随老雷儿子到南京大学去参加一个晚会,以致上小夜班迟到。到了办公室,没有一人批评我。但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决心“响鼓不用重槌”,坚决地收起了在农村养成的散漫习性,以后不再迟到。

  当努力方向偏离正轨了呢?

  如,刚到晚报时,我在医院采访到一则新闻:两个小年轻恋爱受阻,自杀身亡。那男青年的弟弟接受采访时说,他曾梦见哥哥来向他道别,并说他床头一本书中有遗书,而他真的在那书中找到了遗书!

  自杀,太刺激了!托梦,太神奇了!我回来一挥而就写了篇社会新闻,但被李大容主任给毙了,他轻描淡写地说:“两人都死了?太惨了!还是不用了吧。”此话,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让我悟到了党办晚报的选题方向。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纷繁的社会现象,我找到省社科院,和金一虹、叶南客、储兆瑞等诸多社会学专家成了朋友。

  当我遇到麻烦了呢?

  如,有一次我采写“一个大院将邻里互助制度化”的新闻,没想到有一居民来报社大吵,说那新闻有假,要求登报说明,我一再说是街道介绍的,但他仍不依不饶。这时,部主任巴镇纬站出来了:“你出去采访,我来处理!”事后他说,“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但只要事实无可挑剔,就不用害怕!”

  采访天地自由广阔

  到了晚报,我那肆意飞扬的个性,有了驰骋的广阔天地。

  晚报创刊不久,组织写“全国之最”,我请战,总编周正荣说:那就到北京去吧,女记者到首都比较安全。我很感谢周总给我这次采写《全国之最》的机会,让我能在很高的平台上,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记者从“生手”到“熟手”的成长。

  顺便说一下,那次我到北京,亮出的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因为我想闯国家科委,想采访研究超导的科学家赵忠贤等,没有响亮的名号不行,而扬子晚报的美名,当时还没有走出江苏。

  当时报社规定,出省采访要老总批。南京市人事局第一次到西安举办大学生人才招聘会,我想去,请示老总周正荣。周总说,“只要你认为有稿可写,就去!”这句话遂成了我省外采访的“尚方宝剑”,以后凡有出省的活动,如,考察云南、张家界、福建土楼等旅游新景点,我都是接电话后立刻启程;甚至有一次我跑到某旅行社去当导游,接一首访大陆的台湾旅行团,行程半个多月,其理由是:有稿可写!

  我当时在社会生活部,具体口子有民政、妇联、工会、台办、侨联等。我的理解是“社会生活部”,哪儿不属社会生活啊,哪儿不是我的天地啊。而且,哪个单位没有妇联、工会啊,只要有,那就是我的领地。因此,学校我也去,优秀老师是三八红旗手啊;企业家我也采访,他是劳动模范啊······我的四处出击,获得了报社的肯定,所发之稿,均被采用。

  改革开放了,人才流动了,人才市场活跃起来了,这属哪个部的口子?哪也不属!按照我的逻辑,是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都是社会生活部的。于是外企招人我去,大学开毕业生就业市场我去······当时报社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开辟的天地是谁的。这样,将人才市场纳入管理职责的劳动局、人事局遂自然地被划进了我们社会生活部。

  南京首选“南京小姐”时,有位教授来宁,她是孔家的族人,由她来谈选美应该很有意义,当时我不知道周六已有人采访并发稿。我周日再去采访,是重稿了,但是,当时的总编周正荣不仅采用了,还放在了二版头条。这是报社领导对记者积极性和劳动的尊重和爱护啊!

  挑战领导权威也不会获罪

  我的肆意飞扬的个性,经常还会挑战领导们的权威。

  采写《全国之最》时,在北京呆了两个星期后,我竟来了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买票北上沈阳,去看我小学时的老师和同学去了。尽管在沈阳我也采写了“机器人”等几篇《全国之最》,但我这次外出的时间已近一月,且期间没有和报社联系过一次,因此回来后没敢向周总报到,只是闷声尽快将十多篇《全国之最》写好,放到周总桌上。后来我在每个周日的二版头条上见到了我的“之最”,悬悬的怕被批评的心才放了下来。

  我有时还会“对着干”。如,有好几次我报的选题被周总或杨总否定了,但我觉得值得写,遂仍去采访写稿,而每次所写之稿,竟都被刊用了。

  还有好几次,我的稿被一位值班副总给毙了,当另一位副总值班时,我再发,并被采用了,而毙我稿的那位副总却并没有因此记恨我,而刁难我以后发的稿。

  有一次我因采访不顺而情绪不好,打电话向副总杨步才请示问题时口气很冲,待我交稿时,杨总笑着说,“我们就是你们记者的出气筒啊!”

  记者们个个意气奋发,创劲十足

  晚报成立之初,发生过好几起特大突发事件,如某大厂火灾、机场飞机出事等,李翎、张继宁等都是闻讯即往事发地跑······

  百年不遇水灾时,南京某处堤坝决口,刘维扬、薛兵、李翎,及当时还是实习生的刘大颖均是一获汛情,即奔向决口大堤······

  千禧年,为迎第一屡阳光,为选择最佳拍摄点,刘维扬半夜起身,扛着当时很重的手提电脑和相机,绕过警戒,从后坡登山······

  副刊编辑刘丽明、邹小娟等组织两组作家“接龙写小说,并打擂台”,很快将众多作家集于“繁星”旗下······

  同是知青与校对出生的曹介森和鲁野,曹在经济部,因所写稿常上头版头条,而获“曹头条”美称;鲁在文化部,与有关方面首创“南京小姐”评选 ,让扬子在全国一夜扬名······

  扬子传承了新华的优良传统

  如何才能促进员工发挥才能,释放潜能,最大限度地、自觉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著名企业管理者布雷希在其《用心管理》一书中说:现代社会的员工,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是“良好人际关系”?

  很多老红军在被问到“长征为什么会胜利”时,不约而同地说,是“官兵一致,同志情深!”

  而布雷希则说:“统治者形象会引起员工的不满,长久必然影响员工的积极性。”

  为什么员工需要“官兵一致”?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人类需求,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5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人立于世,需要“尊重”。而在一个团队,唯有“官兵一致”,“兵”才能获得足够的尊重!

  脱胎于新华日报的扬子晚报,传承了“官兵一致,同志情深”的传统:周正荣是总编,大家称他“老周”;李大容是编委、部主任,大家称他“老李”······杨步才到扬子任副总没几天,便和年轻记者成了朋友,吃午饭时,大家围在一起,谈笑风生······

  为什么扬子晚报一诞生,其发行量很快就跃居全国老大?“官兵一致,同志情深”的“良好人际关系”,是不是个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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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