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当天，爸爸给我取名“新华”。195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日报社，我想赶时髦取个单名“华”，有人告知报社资料组有个老大姐叫“朱华”，无奈，只得作罢。此后，经常有人惊奇地问：“你叫‘新华’，《新华日报》记者？”我笑答：“也许是命中注定吧！”

　　与《新华日报》结缘60年，让人感叹的人与事太多太多。

　　我进《新华日报》时的第一任总编辑是樊发源，大家都叫他“老樊”。对老樊一开始我是“敬而远之”：他在前面走，我就慢慢移步；他若在后面走，我则快步如飞。老樊的敬业精神人人佩服，他吃住在报社，一天三顿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每天晚上挑灯夜战，直到第二天清晨审读完样报后，才到大楼顶层平台上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休息，年年月月天天如此。他心中只有《新华日报》，不顾家庭，不争名利。有几年我们都住在青石街海山村的小院里，离报社近千米，但我很少见到老樊的影子。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1961年夏收夏种，江苏大旱，当时我在摄影组，因儿子尚小，组里照顾我不出差。一天，省委要报社派记者到溧水报道该县抗旱保苗、车水插秧的事迹，组里只剩我和搞暗房的郑昌义，老樊急得团团转，我主动请战，可任我怎么请求他也不同意，硬是把陈哲、曲超宏从外地召回“调防”。事后老郑告诉我，溧水农村男人夏天车水一般不穿裤子。我大吃一惊，继而长舒一口气，“好险啊，真得感谢老樊！”这以后我不再躲老樊了。1972年，我的小弟弟患肺结核，从无锡来南京治疗，老樊说服家人让出一间厨房给我弟弟住，我感动得流下泪来。

　　1962年7月，我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组抓工（会）青（年）妇（女）报道。从摄影到文字记者，这是很大的转折，我心里十分胆怯，工作不知从何入手。分管副总编辑高斯找我谈话，鼓励我大胆工作，多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于是，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找对象顺口溜“一颗星（少尉）太小，两颗星（中尉）正好，三颗星（上尉）最好，四颗星（大尉）太老”，我到南京棉毛纺织厂采访了青年女工张妙琴冲破重重阻力，与农村青年李家龙结为夫妻的故事，写了长篇通讯《张妙琴的婚事》，在报上刊载后反响强烈，团省委号召团员、青年向张妙琴学习，许多工厂、商店请张妙琴作报告。高斯高兴地夸我“第一炮打响了”，要我继续努力。为了在政治组立足，我忍痛把刚满三岁的儿子送进了幼儿园全托。这篇稿子，我连续熬夜，数易其稿，我爱人忍不住说：“怎么比生儿子还难？”我生气地回敬他：“生儿子肚子里有货！”我憋了一股劲，在高斯和政治组组长王淼、副组长邵平的鼓励和指导下，接连写了《她们坚持了晚婚》和反映婆媳关系的《甜的萝卜比梨甜》等通讯，在社会上有了一些反响，我内心也就不那么胆怯了。

　　高斯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的作风在报社有口皆碑。1963年夏，他亲自带我到无锡采访大运河上一个掏粪的青年女工，采访、写作、拍照，他都给予具体指导，我获益匪浅。我们同住一个招待所，吃同样的饭菜，一起出门采访，有说有笑。有一次，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正巧车子经过他老家门口，他要车夫快跑，免得给家人看见走不掉影响工作。我这才知道我们都是无锡人，他过家门而不入，我也就不好意思回家看妈妈了。采访闲暇时，他给我讲了他年轻时的故事，他喜欢画画，画过广告，搞过木刻，后来在上海投身革命，与张竞同志相识、相爱、结婚……他是我遇见的最和蔼可亲的领导。

　　1972年年初，我被调到城市组工作。城市组组长金惠风，在报社有“金笔头”的美誉。在城市组我分工搞财经报道，一开始连新闻都写不好，用老金的话说，就是“逻辑不起来”。他耐心地指导我，一再提醒写稿要严把逻辑关。此后，我一提笔就想到他的教导，不再“开小差”，还学会了写评论、社论。我从事财经报道二十多年能取得一些成绩，全靠老金帮我打下基础。

　　实事求是是老金的优良作风。“四人帮”横行期间，要求报纸报道大好形势，我到苏州、南通等地采访，发现很多工厂停产，商店关门，职工情绪低落，没法写稿子，只好写内参，回来后向老金汇报，“烟囱不冒烟，形势怎么大好？”老金点头不语。同志们都感到在老金手下工作能讲真话，心情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