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常会遇到贵人相助，见面或不见面的，知情或不知情的。我的“贵人”是《新华日报》的几位编辑老师，他们给了我一番新的天地。

　　1974年初春，我走进了公社党委报道组。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刚刚迈进成人门坎的小青年，党委秘书像吆喝孩子一样，要求我多写稿子。秘书说，我们学富公社从未上过《新华日报》，希望你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为公社扬名争光。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从此四处瞎撞瞎碰，寻找新闻素材。

　　一个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去采访村干部。走到公社后面中心河的河堤上，看到一条条木船在河边上下晃动着，其中好像有条红丝巾在飘动。这是乡亲们在罱泥积肥。罱泥一般是男人们常规的重生活，我没有太在意。可当我走近河岸时，眼睛放光了：那执篙的居然是个女青年，系着红丝巾。只见她挭篙收罱再提起，淤泥哗哗地淌进舱里，其娴熟丝毫不亚于身强力壮的男子汉。

　　我好奇地蹲在岸上，边看边与她聊天，得知她是学中二队的青年突击手杨红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报道题材说来就来了。我立马回头，仅花半个多小时，写就一篇人物速写，题目叫做“罱泥积肥女闯将”。把稿子给秘书审阅，秘书只说了一个字：好。接着，秘书写了一封信，让我到城里的《新华日报》记者站找李德厚记者。摸到记者站时，人家告知李记者抽调到阜宁县沟墩公社学大寨工作队了。秘书说，那就到沟墩去找李记者。

　　不巧的是，李记者到偏远的大队驻村调研开会了，第二天下午才回来。沟墩公社办公室的同行很热情，安排我到招待所住下等李记者。但我从未出过远门留过宿，那房间里又有老鼠跑来跑去，我回家的心情很急迫。临走，我把稿件和公社介绍信一起放入信封，再插进学大寨工作队的信袋子里，而后到公路上搭乘一辆解放牌卡车回盐城。

　　没找到李记者当面请教，心里自然十分懊恼和不安。但转念一想，一个没名气的基层通讯员写个小稿子算什么？见了面又能怎样？几天一过，这事也就淡忘了。

　　十多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像往常一样收取邮递员送来的几种报纸，一一分送到各位领导信袋里。然后，我拿起《新华日报》照例看完一版看二版。看到二版时，一个十分熟悉的标题闪现在眼前：“罱泥积肥女闯将。”我的心骤然剧烈地跳起来，这不是我写的报道吗？一字不落地从头看到尾，就是我写的罱泥能手杨红妹，最后署名是“公社报道组”。这可是我的处女作啊，我顿时信心倍增。

　　此后，我便与写稿结下不解之缘。在公社十年，除了给领导写报告写材料外，还写报道、写评论，其后还写散文、诗歌、小说。虽然没有成大器，但我的人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78年春天，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我抓住人们的活思想，联系实际，写了一篇近3000字的新闻稿，主标题是“不是党的政策偏了，而是思想认识偏了”，副标题是“学富公社党委从一个生产队的变化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稿子投给《新华日报》，仅几天便接到报社编辑部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属实，我表示肯定后编辑说，这很有代表意义。22岁的我激动得语无伦次，不知道又啰啰啦啦说了些什么，最后竟然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第二天《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我的稿子，还配发了一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这篇新闻稿不仅轰动了全公社，而且惊动了时任盐城地委书记杨明。杨书记打电话给区委书记，问写报道的夏丹是个什么人？并批示地委的《盐城情况》全文照登我的新闻稿和评论员文章，给我的鼓舞难以言说。我在公社时，属于没有编制的社办人员，总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1984年春天，我参加区委秘书招聘考试，在六七十个人中脱颖而出，而后又和其他同志一起被省人事厅特批为国家干部。

　　闸门一旦打开，活水奔涌而出。其后，我写了许多论文、散文和评论。1984年11月，《新潮》副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散文《白杨树下》（署名夏冰），编辑是胡瀚霖老师。这篇1100多字的散文，成为我写作的新起点，我开始了以散文为重点的文学创作，写了700多篇散文、诗歌和小说，散见于北京、南京等地的报刊杂志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新华日报》是我为文的“灵渠”，而报社的编辑是我的“贵人”，是他们给我以写作的信心和力量。可惜，我这个一生受益的为文者，竟连这些“贵人”的面都没有见过，真乃恩重如山，恰恰缘悭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