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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教授谈《江苏文库·文献编》收录三大原则:让璀璨的江苏文献看得见用得着
2018-08-17 07:35:00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于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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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

  在宏大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中,煌煌3000册的《江苏文库》乃重中之重。《江苏文库》将以书目编、文献编、精华编、方志编、史料编、研究编六大脉络,全面展现江苏悠久文脉。

  程章灿,北大读史,南大从文,是南京大学人文学科中的第一位长江学者,《江苏文库》文献编主编。在日前的采访中,睿智、儒雅的程章灿教授对记者娓娓道来他对江苏文化的独到见解。

  记者:程馆长,请您介绍一下《江苏文库》及《文献编》的总体情况。

  程章灿(以下简称程):目前,全国很多省市都在推进地方文献整理工程,开展地方文化的研究,就总体规划和设计而言,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是其中规模最为宏大、体系最为完整的。江苏文库分为书目、文献、精华、方志、史料、研究六编,六个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互相支撑,对江苏文脉展开纵横交错、多维综合的整理和研究,建构“文化江苏”的整体景观。我们负责的“文献编”将选编历代江苏籍学人的代表性著作5000余种,集中呈现自历史开端至1911年的江苏文化文本。

  记者:《文献编》具体收录哪些著作,秉承怎样的选取标准?

  程:《文献编》的编选,基于三条原则。第一是时间原则,原则上,我们只编选1911年以前的典籍。第二是地理原则,就是要看作者的籍贯,原则上作者应该是江苏人,或者长期在江苏生活。这个“江苏”的概念,是指当下江苏省的地域范围,而不是明清时期的江苏地区。比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钱大昕是嘉定人,当时属于江苏,可是现在属于上海,我们就不收。又比如,清代文学家、《板桥杂记》的作者余怀是福建人,但从他父亲那一辈就移居南京,长期在南京生活,他并且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那么,他的作品就可以收入《文献编》。第三是学术原则,入选书目必须是在学术文化上有代表性、有价值的。《文献编》选书,以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为标准,兼顾学术性和版本的珍稀性择要选优,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各部之下,进行更细一层分类。

  根据《江苏艺文志》等,我们发现历史上江苏人撰写的著作超过十万种,年代最早的是西汉刘向的《说苑》。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等著作,虽然篇幅很短,但价值极高,堪称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

  在10万种书目的基础上,我们做了多次筛选,第一步筛选到1.1万多种书,第二次缩减到6000多种,第三步粗定5000多种。这个过程历时近两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次邀请省内外、国内外一流的文史学者、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地方历史文化专家等,会商增删,最终确定了5264种书目,基本涵盖了历代江苏文人的重要著作。这些将是《文献编》最终影印出版的书目。其中,经部890种,史部1488种,子部1595种,集部1291种。经部包括三国吴陆绩《京房易传注》、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等;史部包括隋萧该《汉书音义》、清惠栋《后汉书补注》、南朝陈顾野王《舆地志》等;子部包括西汉陆贾《新语》、明张丑《清河书画舫》等;集部包括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清杨伦《杜诗镜铨》等,都是极有影响的名著。

  记者:那么,如果同一典籍有不同版本,按照什么标准来选取呢?

  程:众所周知,一种古代典籍可能有多种版本,质量差的版本,错字连篇,鲁鱼亥豕,甚至不完整。这就要求我们确定哪个图书馆或者科研机构收藏的版本最好,然后再争取根据这个本子影印。先要搜集版本信息,再要比较各本,确定最佳的本子作为底本。这好比吃菜,同一道菜,好多家餐馆都会做,要找烧得最好的那一家。比如清代常熟学者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将收入《文献编》,我们在与常熟当地学者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常熟藏有更好的版本,内容更多,最终选择了常熟当地所藏的版本。

  记者:您怎么看待《文献编》当下的文化意义?

  程:它的文化意义,我认为可以从让文化典籍看得见、读得到、用得着三个方面予以阐发。

  首先,现存历代江苏籍学人的著作浩如烟海,文献整理的工作量相当浩大。这些书中哪些比较重要,值得优先传承?这就需要《文献编》来回答。文化研究界流行一种说法,“文化不存在,除非能让人看见。”江苏文脉悠远深厚,江苏文化实力雄厚,证据在哪里呢?这些典籍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是建构江苏文化大厦的砖瓦。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些证据更为显眼突出,让更多人看见。

  其次,古代典籍在历代传写、翻刻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增删、讹误。为了让读者读得到尽可能完整、精当、准确的典籍,文献编力求呈现最好的版本。我们充分利用地方图书馆、名人纪念馆、海外图书馆所藏善本或稀有文献,特别是手稿、日记等资料,注意文献的珍稀性,提高《文献编》的版本价值。

  第三,作为六编中规模最大的《文献编》,其成果最明显地体现在为江苏地方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丰富的原始材料和新材料。文献编的成果,不会只停留在简单的影印出版,而是对接当下最新的学术研究前沿,在传播江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培养后继人才方面,发挥应有的现实作用。

  记者:您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江苏文化占有怎样的地位?

  程:人们一般将中华文化作为母文化,而将江苏文化视为子文化。实际上,江苏地域文化的不少成分、元素,也可上升或转化为全国性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成分或核心元素。这样,中华文化与江苏文化之间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关系:江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或核心。江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就不是单一的母子关系或者源流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地域文化的范围,向外辐射,产生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影响,充分展现其中华性和现代性。

  例如,清光绪二十年(1894),文献大家、被称为近代图书馆之父的江阴学者繆荃孙出任南京钟山书院山长。在南京,他参与筹建江南最高学府三江师范学堂,后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是中央大学和后来南京大学的主要源头。光绪三十三年(1907),繆荃孙又受聘筹建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之一),出任总办。这无疑为其两年后受聘创办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积累了经验。无论是办教育,还是建图书馆,繆荃孙的贡献都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江苏书院教育以及通过师承关系、学风培养、同学关系体现的文脉传承,江苏文化家族及其家学、家教、家训、家集、家风、文学流派,江苏各地盛行的藏书之风等等,都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必然在江苏文脉工程的开展过程中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于 锋

标签:江苏;文脉;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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