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高质量发展”一词贯穿始终。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为追赶西方而注重“快”“大”“多”具有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的话，那么，当中国进入由大到强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必须要注重“精致”，即通过“精心、精细、精准、精深、精练”性的系列行动，为人民、为社会提供具有“精巧、精彩、精品、精美、精华”性的社会公共产品，这是实施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大国成为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大势所趋。
精致，既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运，也关乎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更涉及每个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消费社会供给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这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能够达到精致的程度，人们就会感到幸福、安全、美好。如果中国能把许许多多的产品做得精致，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必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今天我国该到重视“精致”的时候了，每一个中国人也应能认识“精致”，能理解“精致”的重要意义，能为建设“精致社会”增砖添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了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但是，我们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进行的许多活动都不是少而精、小而精、细而精，而是多而粗、大而粗、快而粗。这与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相距甚远，必须尽快尽力解决。为了解决我国整个社会普遍存在且十分突出的一个问题——“精致”短板，为了更好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积极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高质量发展，为了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使国家强起来，建议积极推动建设“精致社会”。具体说来，可以采取以下举措。
第一，积极推动“精致行动”，真正解决说了不做、知行不一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就难以达到行为自觉，建设“精致社会”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架在空中，难以落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知行合一、狠抓落实，注重“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踏石有印、抓铁有痕”“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成就斐然。然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某些领域和方面，在“落实”“执行力”“实践行动”问题上，与党中央的要求还存在不少差距。因此，必须解决思想认识和核心理念问题，使思想认识有高度；解决学懂弄通问题，使学习有效果；解决利益问题，即“小我”和“大我”的关系问题，在工作中讲大局；解决制度问题，用制度保证好贯彻落实问题，使制度有硬度；解决好结合点问题，使贯彻落实有抓手；解决用人问题，使贯彻落实有力度；解决能力问题，使贯彻落实有深度；解决工作的主动性问题，使贯彻落实有强度；解决对党忠诚的问题，使贯彻落实有韧度。
第二，积极培育“实证分析思维”，使人们注重对事物各个部分和细节的分析。细节决定成败。在思维方式上，要善于自觉培育人们的实证分析思维，久久为功，使人们养成自觉注重具体细节的习惯，使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第三，积极把中央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只有注重“稳”，才能专注一事，并精打细敲、精雕细刻，把工作做得深入细致，这是达到“精致”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真正做到“精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第四，积极发扬“工匠精神”，坚持少而精、小而美，避免多而粗，把高质量发展落细落小落实落精。“工匠精神”就是精致精神。我们已经走过注重“量”“快”“大”的历史发展阶段，“高楼大厦”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我们要进入注重“质”“稳”“细”的历史发展阶段，要对“高楼大厦”进行精雕细刻、慢慢打磨的精装修。这时，我们要自觉确立“少而精”“少而美”的理念，发挥“工匠精神”，把任何事情尤其是制造业做到“精致”。
第五，把“精致理念、精致精神、精致思维”推广到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领域，推广到改革发展稳定各个方面，积极构建“精致社会”。
在经济领域，注重“精致产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施，就是制造业以及所生产的所有物质产品，都要花精力精心经营，做到精细、精准、精深，为人民、为社会提供“精致产品”即精品。
在政治领域，注重“精致构建”。要花精力来精心、精细、精深地经营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尤其要“精致构建”协商民主理论。要针对中国的民主法治问题精准发力，既确定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理念、内涵、思想、方式、路径和意义，又要确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理念、内涵、思想、方式、路径和意义。
在文化领域，注重“精心耕犁”。既要花精力“精致提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又要精心、精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在社会领域，注重“精致治理”。即切实及时提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制度安排、政策和措施，并通过社会的“精致治理”，给人民群众供给“精致公共产品”，真正解决“精致供给”问题。这些公共产品主要包括：精致的教育、精致的医疗、精致的环保等等。目前，教育中的粗放型现象较为严重，要在精致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合格型人才上下功夫。为此，从录取、教材、教师、课堂、成果、考核、管理等方面都要进行精致设计。针对医疗中的粗放现象，医疗系统要在医生、把脉、药方、检查、治病等各个环节进行精心精细设计，真正达到精准治病。
在改革领域，注重“精致改革”。有些地方和部门的改革“雷声大、雨点小”，不够精致精细；有些地方、部门打着改革旗号，天天“改”经常“动”，致使改革出现“多动症”，只注重改了多少，而不注重改的效果如何，进而出现“改革疲劳症”，这是改革不深入不彻底不精致且达不到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建议守正改革。守正改革即“守正性改革”，就是先守正，把守正作为改革的基础和前提，改革不是损害守正，是为了更好地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正”；守正也不是不进行改革，而是使改革向“守正”方向相向而行。这就要求对改革进行精心、精细、精准、精深即“精致”性顶层设计，并进行精心、精细、精准、精深即“精致”性实施落实。
在学习方面，推广“精致学习”。中国共产党是学习型政党，我们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必要途径。通过学习，确确实实地提高我们的理论素养。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和部门学习活动的安排“政出多门”，资料过多过厚，许多人不读所发放的书，造成书本资源浪费；一些人学而不透、食而不化；一些人学而不做。因此，没有取得应有的学习成效。这一问题不解决，会造成“学习疲劳症”。在学习问题上应实施和推广“精致学习”：统一部署，避免“政出多门”；发放的学习资料要少而精；倡导采取静学、行学、实学、景学、精学等多种学习形式；真正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并通过多种有效形式，对学习效果进行科学评估。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校务委员会委员、一级教授）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新论版新辟“对话全国新闻学院院长”系列访谈栏目，畅谈对新时代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加强媒体融合发展的探索和思考。
本期访谈嘉宾：
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移动媒体将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您怎么看待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在推动媒体融合中发挥的作用？
陈昌凤：纵观媒体形态、产业、文化这些不同层面的媒体融合的历程，信息传播技术在每一层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目前和未来对我们影响最深远的大数据、智能化、移动化三大技术，正在驱动媒体的变革和传播理念的变迁。技术可以成为媒体发展的驱动力，在内容拓展、平台建设、信息采集和分发、用户交流等方面发挥创新作用。媒体可以站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前沿，积极利用新技术创造出一套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驱动体系，为媒体的发展开拓更宽广的道路，提升媒体的生产效率与传播效果。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今年3月3日，全球首个AI合成女主播“新小萌”正式上岗新华社，参与到两会新闻播报中。对人工智能在新闻业中的发展趋势，您怎么评价？
陈昌凤：《硅谷百年史》作者之一皮埃罗斯加鲁菲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写作连同大数据、流媒体、虚拟现实等列为未来媒体的十大发展趋势。信息技术的发展启动媒体融合大潮后，智能技术又一次成为推动媒体融合与创新的关键力量。机器学习、自然语言、语音处理、视觉化等智能技术，正在重塑传媒业态，提升用户交流能力和媒介体验，革新管理模式，为媒体融合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全新机遇。随着智能技术的运算能力、学习能力不断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体融合领域的应用将会进一步深化，为媒体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智能化写作、智能化分发、播报、智能化助手、人机互动等都将为新闻注入活力。在这一重大技术变革面前，媒体可以抓住机会、积极转型，以智能技术作为媒体融合与创新的重要战略工具，以“人工智能+”的思维规划未来媒体的发展道路。
记者：能具体谈谈您所说的以“人工智能+”的思维规划未来媒体的发展道路吗？
陈昌凤：“技术+”将会成为新常态。首先，以技术为支撑，构建媒体底层业务架构。媒体以技术武装起来的平台作为运行各项业务的基础，带动相关部门协作运行。建立高效的媒体运作平台可以使媒体对各种资源进行集中管理，一次采编、多层加工、多元适配，提升新闻信息的加工速度及效率、满足用户对信息的个性化需求，最终实现提升媒体竞争力的目的。第二，努力掌控技术的主导权。在上一轮中国媒体融合中，大部分传统媒体转型的做法是采用嫁接的方式，技术与内容的嫁接有时不能融合，互联网技术只是作为输血型工具，而不是造血型工具。媒体也未能有效地运用技术带来的数据红利和用户资源，并且在用户隐私保护、媒体决策执行、技术产品迭代、市场竞争等方面也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媒体通过技术服务而获得的成效大打折扣。因此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之中，传统媒体不仅要加强技术团队的建设，更要通过技术与内容的开发创新来加强融合，瞄准新技术新趋势进行前瞻性布局。第三，建立一支懂技术、懂媒体的复合型、互补型媒体队伍，加强复合性媒体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目前国际上最出彩的智能新闻产品，都是技术、媒体等跨领域人才的深度合作的成果，智能时代的“新闻编辑室”不能只有新闻相关的从业人员，还需要数字内容生产者、社交媒体编辑、数据分析师、新闻编程工程师等新成员。兼具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家、人工智能科学和新闻学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是未来顶尖媒体需要的新型人才。新闻传播教育要不断与时俱进，媒体全员培训要成为共识，使新闻从业者都了解智能技术的原理与应用、问题与不足，推进人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更好地促进人机协作，将智能技术带来的理念革新植入每一个采编人员的思维之中。与此同时，媒体的技术人员也应该加强新闻业务的学习，以业务提升作为技术开发、革新的导向性指标，开发出符合新闻价值的技术性产品。二者各取所长、相互融合，共同推进媒体融合的纵深发展。
记者：在新闻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即时性、准确性、海量互动等方面代替甚至超越人类，却无法代替新闻从业者进行复杂的价值判断和深刻的逻辑分析。如何坚持价值引领，解决技术带来的新闻与信息偏向问题？
陈昌凤：目前，智能化在新闻业领域的应用还相当初级，多数机器人还处于“有能”而“无智”的状态，所从事的也基本上是无智式劳动——不具备价值判断的能力。因此，我们在人工智能运用中重视“能”、更不要忽略“智”，要高度重视智能技术带来的新型媒介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将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相结合，以实现前所未有的生物信息和计算信息的链接，人机关系更加紧密和复杂。然而技术发展和信息传递的核心地位依然是人类和人性。技术的初衷和归宿只有在为人所用时才能真正体现出技术的价值和人本精神，实现智能技术的良性发展。防止价值判断上存在偏向的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必须结合人类自己的价值判断，其中重要的做法，就是将人类的价值观“嵌入”算法程序。因此，智能技术的进步需要人本精神的价值引领，才能让未来新闻业的智能化发展闪耀人类的价值理性的光辉，从而担当起传媒应有的社会责任。
记者 孙 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殷切寄语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肩负起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起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法学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方面，法学工作者不仅要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工作者共同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更应当率先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争先为时代明德。
习近平总书记所倡之明德，语自《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人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因此，在新时代，欲明明德于天下，首先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为时代明德，自然就是要求法学工作者成为回答时代现实课题、反映时代历史巨变、描绘时代精神图谱的先锋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法学工作者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为指导，深入解析中国法治现代化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努力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优势，形成了大量优质法学成果，培养了大批卓越法律人才，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在新时代，法学工作者“为时代明德”的先声就是要不断守正创新，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立足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观照建设法治中国道路上的现实实际，针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的具有自主性和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卓越成就，向世界传递法治现代化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明明德”，就是要弘扬精一之德、专一之德。可以说，精深专一、尽心竭力服务全面依法治国，毫无保留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贡献智慧，就是法学工作者为时代明德的最好行动。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号召我们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的同时勉励我们“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做到勤业精业”的用意所在。法学工作者为时代明德要做到精一专一，必须要“明于法理”。正所谓“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不习经史，无以立身；不习法理，无以效职”。“法理”作为概念和理论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今天能够树立和保持法学自信、法治自信和法律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新时代的法学工作者应当在中华传统的不竭源泉里发现法理，在百姓生活的鲜活实践里总结法理，在群众思想的脉搏心坎里阐明法理。对新时代下的法学工作者而言，为时代明德，就是要在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础上，系统总结、生动阐释并灵活运用“法理”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服务百姓美好生活。
古人说，“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至善”。这里的“至善”，古人亦曾说过：“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至善”对法学工作者而言，就是要“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立善法于天下”，“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
在新时代，法学工作者为时代明德，要有争先意识，要为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为弘扬中华法理光芒而“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才算真正做到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作者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在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江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应充分发挥农垦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走在全国前列。
今天，农业发展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国际农业竞争日趋激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任务更加艰巨。农垦作为国有农业经济的重要代表，是中国特色农业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农业农村领域的重要体现。江苏应全面深化农垦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农垦经济，在推动现代农业建设中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真正把江苏农垦建设成为全省现代农业建设的示范区、农业对外合作的排头兵、保障粮食安全的国家队，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
江苏农垦共有土地183万亩，相当于苏南一个大县的土地拥有量，年供应商品粮超过20亿斤，相当于南京市常住人口一年的口粮。江苏农垦的土地是弥足珍贵的洁净地，85%左右的农田获得“三品”基地认证。主要农产品基本实现质量可全程追溯，名牌农产品总数占江苏比重10%左右，40多种农产品被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认证标识。
江苏农垦科技创新体系较为健全，组建了省农垦农业科学研究院，建成两个院士工作站，与江南大学国家工程实验室合作成立农产品精深加工联合研究中心，引进了中德作物生产与农业技术示范园等园区，每年承担实施一批国家级、省级重点科研项目。良种研发和保供能力较强，拥有国家审定品种3个、省审定品种43个，“华粳7号”“华麦5号”分别创下江苏相关领域最高纪录，多年来稻麦良种供应量占江苏市场份额40%以上。生产机械化水平较高，“农技人员+农机化”成为主要生产方式，连续多年用江苏1.34%的耕地生产了3%的粮食，农机化水平和人均产粮水平已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经过六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江苏农垦已成为以现代农业为核心，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江苏省属大型国有企业，稳居全国农垦系统和省属国有企业前列。
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垦事业发展，将加快农垦改革发展列入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一部署。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江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江苏农垦要用好上市公司这个资本平台，发挥融资能力强、品牌效应大、市场关注度高等优势，着力拓宽产业领域，拉长产业链条，丰富产业业态，做大“苏垦”品牌。要用好土地这个最大资源，发挥区域调度能力强、农业组织化程度高等优势，保障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耕地安全，示范引领农业生产集约化、绿色化。要用好科技创新这个第一生产力，发挥研发能力强、科研基础好等优势，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不断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份额。
走融合发展之路是江苏农垦改革发展能够走在全国农垦前列的一条成功经验。江苏农垦应沿着这条路子深入推进，从集团层面着力巩固和扩大已形成的亦农亦工产业优势，做好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大文章，在加快融合发展中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从农场公司层面着力做到垦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农垦应与地方目标一致，做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互协调，实现同向发力；规划统一，做到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小城镇和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等规划相互衔接，实现“多规合一”；要素交融，做到土地、人才、技术、市场等要素配置相互交融，实现共同发展。
发展靠创新、创新靠人才，江苏农垦应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加强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形成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在增创人才优势中培育发展核心竞争力。加大力度选拔任用年轻干部，构建科学合理的干部年龄梯次。强化高质量发展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创新聚才用才机制。采取技术成果收益分成、技术入股、期权激励等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释放人才红利。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完善支持农垦发展政策体系。农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承担国家使命而建立的，目前兼具农业农村和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深化改革的任务艰巨繁重。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做大做优做强农垦经济，绝不能把国有经济改没了、把农业产业改弱了、把经营规模改小了。推动江苏农垦改革发展，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涉及“三农”等政策措施时，应让农垦能够享受到与地方同等的强农惠农政策支持。按照社企分开改革方向，推进国有农场生产经营企业化和社会管理属地化，将农场公司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纳入地方政府统一管理。支持江苏农垦加大并购重组力度，开展省级农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打造江苏农业领域航母型企业。
（作者为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省纪委四次全会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镇江市纪检监察机关将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握“稳”的内涵、强化“进”的措施，以改革创新思维和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细落实，切实把贯彻执行的过程转化为护航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聚焦“政令畅通”坚定护航。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立身之本、履职之要，积极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牢记业务工作中有政治，持续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深入开展政治生态监测评估工作，常态化开展“政治体检”，严肃查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监管责任不落实等问题，切实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纪检监察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主动督促职能部门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严格控制总量和频次，完善督查考评体系，改进督查考评方法，创新督查考评方式，切实为基层减负。
聚焦“群众关切”主动护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什么、纠正什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常态化开展作风建设监督检查，持续督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形成有力震慑。针对群众深恶痛绝的民生领域腐败问题，扎实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继续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专项治理工作，严肃查处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征地拆迁等方面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制度建设，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针对群众普遍关注的行政效能低下问题，深入推进作风效能提升。以“作风效能建设年”为抓手，严肃查处破坏透明高效政务环境、公平正义法治环境、诚信守约人文环境、平等自愿商业环境等行为，强力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聚焦“标本兼治”精准护航。一方面，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加大审查调查工作力度，更有力地削减存量、更有效地遏制增量，坚定不移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严肃查处金融、环保、民政、水利、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重点行业领域案件，持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依法查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严格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压缩“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生成空间。另一方面，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深化监督体系建设，通过实施专责监督、推动专项治理、开展专题调研、实行实名信访举报奖励制度等方式，充分发挥检举举报信、访、网、电平台“全覆盖”监督和基层村务监督委员会“一线监督”作用，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防止党员干部错误行为由小到大、由轻到重恶化，真正做到纪法约束有硬度、批评教育有力度、组织关怀有温度。
聚焦“内外兼修”扎实护航。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加强机关党建工作和组织建设，着力建设政治过硬的模范机关；进一步完善科学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深入开展队伍建设专项调研，完善干部廉政档案数据库，规范推动党务公开和信息宣传，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和其他各方面监督，确保依规依纪依法履行职责；扎实开展“能力建设提升年”系列活动，全面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快推进纪检监察业务平台、大数据平台等信息化建设，不断增强干部队伍专业化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信息化时代监督执纪执法能力，为纪检监察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作者为镇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期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高校作为思想传播、文化引领、学术创新等各类思潮传播的发源地、集聚地，其多元化传播发展对当前高校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形成冲击和挑战，使得高校必须要不断探索运用新方法、新手段来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管理权和领导权，从根本上发挥高校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明确意识形态话语权、管理权和领导权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首要问题。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高校通过不断探索意识形态工作规律，设置合理议题和有效话语载体，向广大师生正确、科学地表达出自己的话语内容，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管理权是高校在实施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时的基本权力，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实施抓手和方法；领导权是高校宣传自己办学理念、科学理论、思想主张的最重要权力。
不难看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种引导和控制校园舆论的权力，是非强制性的，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引导舆论主动取得意识形态的管理权，从而最终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从权力形成的机制来看，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行动纲领和准则，管理权是保证，领导权是最终目的。因此，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问题。
牢固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应举旗定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明确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和主导地位。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开展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思想，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影响力和辐射面，坚定信仰，确保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和主导地位旗帜不倒，地位不动摇。除此之外，还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遵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全面系统地加强特色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更深入研究，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理论基础，切实提高建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觉与自信。
完善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确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顶层设计。遵循话语规律，在批判地继承以往话语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新的话语，增强话语权。不断调研高校校园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现象，根据师生关注的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实时设置话语议题，制定符合高校实际的话语规则。优化畅通话语渠道，一方面要发挥思政课教学、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话语渠道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作用，利用网页、论坛、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宣传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创新话语形式，结合实际设置话语内容，使话语内容生活化、现实化，以“接地气”的形式让师生听得懂、听得进。
打造一支能够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人才队伍。意识形态工作从本质上看就是做人的工作，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又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就要求高校建立一支信念坚定、能力突出、勇于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型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培养一支宣传思想部门的专业型人才队伍，做到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行家里手。打造一支网络评论员队伍，针对校园师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主动发声，正面引导，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充分发挥高校教师队伍作用，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全面提升高校教师开展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意识和能力，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得力助手。
（作者为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系列访谈
记者：您对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工作是怎样认识的？
孙爱华（连云港市赣榆区委书记、连云港市赣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就是思想武装、价值引领、文明传承、服务群众。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全民，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更真切地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村入户，大力弘扬时代精神、传统美德，广泛开展学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开展文明镇村、文明家庭创建。继承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深入开展移风易俗。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志愿服务为抓手，整合各类资源，创新方式方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振人民精神风貌。
记者：赣榆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有哪些特色？
孙爱华：我们以农村农民为主要对象，在各镇、村广泛开展活动，同时将实践活动延伸到全区所有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校园、军营、网络，实现全覆盖，没有空白处、没有无关人。比如我们对企业家提出，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就是要志存高远创大业，努力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优秀业绩；与时俱进创新业，不断提升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追求卓越创伟业，在创业中推动社会进步；遵纪守法创好业，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赣榆因多样的地形地貌，丰富的资源禀赋，造就了赣榆既有市民、农民，也有山民、渔民、盐民。我们特别注重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比如赣榆有42个沿海渔业村、5万多渔民，拥有近3000艘渔船，约占全省渔船的三分之一，针对这个实际，我们打造三个实践点平台：即“村头、码头、船头”。在村头，建立文明实践站，结合沿海特色，打造“海韵书香、安全防范体验馆”，方便沿海渔民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在码头，利用渔民“海上党支部”和“护海共同体”阵地平台，深化完善“组织联建、治安联防、矛盾联调、生产联保、困难联帮”机制，成立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的“海燕志愿者服务大队”。全面开展“五星级文明船舶、船员之家、党员示范船”等评选活动，悬挂流动红旗、奖牌，使广大渔民“心中有党、心中向党、离岸不离党、流动不流失”。在船头，在有党员的出海船舶上悬挂党旗，亮明党员身份。将出海生产船舶三五成群网格化编组，成立海燕志愿者服务小分队，每组选定一艘船舶作为文明实践点，张贴实践点标牌，全时空随时随地开展文明实践活动。让每一个渔民始终感受到“心中有组织、生产有保护、安全有保障、在外有依靠”，让每一艘渔船都成为靓丽的赣榆文明名片。
记者：除了文明实践站，赣榆还有哪些文明实践载体？
孙爱华：我们推出十大主题活动，丰富文明实践内涵。一是乡“理”乡亲理论走基层。通过设立“理论网络主播”“学习朋友圈”等崭新载体，在广大农村融入一股鲜活的“网红”理论、新颖的“视听”理论、有温度的“街巷”理论，使得党的大政方针、惠民政策走进基层一线、走进村民心灵。二是“立树传晒移风易俗”。通过立乡约、树村规、传家训、晒家风，弘扬崇德向善、勤劳节俭、邻里互助等传统美德。充分发挥村红白理事会功能，统一操办标准，倡导节俭办婚礼，推行丧事简办，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孝善文化润万家。在全区各村举办以孝老爱亲、崇德向善为主题的各种宣传活动，开展好媳妇、好公婆等评比活动。四是法律咨询一点通。建立网络、电话、短信等多种法律咨询渠道，让农民群众以最便捷的方式获取法律咨询。五是医疗保健进农家。深入农村开展卫生保健义诊和上门健康知识宣传，组织卫生知识普及培训，提高农民的健康保健意识。六是文化演出周村晚。在有条件的村每个周末组织文艺演出，为农民提供健康向上、丰富有趣的精神食粮。七是最美系列评比。开展最美乡村、最美庭院、最美街巷、最美邻居评比，引领群众向上向善。八是“家门口”农技培训。组织农业技术专家深入到农户、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需要的实用技术。九是就业创业指导。组织中青年农村群众参加岗位技能培训、开办企业和企业注册实务等培训，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十是乡土趣味运动会。在有条件的镇、村组织乡土气息深厚的运动会，用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相关的比赛活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记者 袁 媛
《江苏国企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课题组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我国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需要面对实力雄厚、规模庞大、技术先进、核心竞争力优势明显的西方大型跨国企业，这些企业大都分布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高端。我国国有企业在规模、盈利能力、价值创造、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布局上，都有不小的差距。在新时代下，迫切需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国有大型企业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以其独有的执行能力和资源整合效率，往往会使产业结构调整更加快速、更加有效。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本质上要求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大实力来承担研发费用、创新风险和较长的投资回收周期。国有大型企业由于集聚了众多的技术力量，可以跨越不同的产业部门进行通力合作，采用共同投资，从而更易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为保证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更加快速，国际竞争实力更加稳固，迫切需要提升国有企业现代化水平，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要紧紧围绕国家开放发展布局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机遇，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创新，继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鼓励优势企业加快国际化经营，实施跨国、跨界、跨地区、跨所有制并购重组，增强在全球市场布局、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企业。
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并突出抓好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需要优化与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实质是以“管资本”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实行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进一步放权、授权。国资委要以管资本为主转变职能，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改组组建一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重要举措。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平台作用，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国有资本投向，向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优势企业集中，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效率，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要。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突出抓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在战略性重组、结构调整的作用进一步凸显。重点做好降低金融杠杆，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升国有资本整体回报率，提升价值创造力及核心竞争力。分层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推广实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落实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发挥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积极性，促进国企民企协同发展，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围绕制造强国、制造强省建设，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重塑和发展具有国际标准、国际竞争力的传统产业，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积极培育若干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尤其是ICT、新能源汽车、5G等产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一批世界级的新产业群、世界级的一流企业。
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发挥国有企业主力军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国有企业带来广阔发展空间，必须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优化国际业务结构和海外市场布局。一方面，加强与目标市场国政府审批机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联系，取得理解与信任，努力化解审批风险与壁垒；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参股或少量持股、工程换资源、技术入股、股权置换、混合所有制、抱团“走出去”等容易被东道国接受的投资方式，进一步提升国际业务盈利水平和内生发展能力。“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机遇多，市场潜力大，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很多国家正在经历转型，市场还不够成熟。企业到这些国家投资面临较多的市场风险和非商业性因素影响。必须始终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放在首位，以风险防范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国际业务管控能力。按照全资、控股、参股等不同结构，采取差异化的方式和手段，因地制宜进行分类管控。可结合业务类型与行业特点，对境外全资、控股公司采取运营管控模式，对参股公司采取财务管控方式，并通过选派董事、管理层渗透和技术改造等方式保持对参股公司的影响力。积极推进本土化运营，适度增加对海外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负责任地建设、运营海外项目，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加强与国际评级机构沟通与重视国企品牌价值。与国际信用评级、品牌价值评估、世界500强排名一样，跨国公司榜单也是国际市场衡量和评判企业国际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对国有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和品牌影响力具有重要影响。世界100强跨国公司、品牌价值评估等榜单主要采取自愿申报原则，根据企业公开发布数据进行排序。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评级机构的沟通联系，在海外投资决策中充分考虑跨国公司排名、主要信用评级和品牌评级榜单排名。
（执笔人：宋文阁）
物联网所带动的信息化和传统领域的深度融合，正在开启万物互联新时代。物联网以其颠覆性变革、全面性渗透，给经济发展植入新基因，成为撬动江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抢先构建物联网产业生态圈，成为加快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重大战略选择。目前江苏物联网产业存在创新发展有待突破、集群发展亟待培育、协同发展亟需加强、规模发展有待实现等问题。为加快构建物联网产业生态圈，笔者建议：
需求牵引，创新发展。从促进江苏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需求出发，以重大示范应用为先导，带动物联网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发展。围绕智能硬件、智能信息处理、信息安全等三大物联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环节进行技术突破和转移转化，率先在核心芯片、通信协议、协同处理、智能控制等领域突破一大批关键技术并实现产业化。强化创新能力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健全物联网安全测评、风险评估、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机制，增强物联网基础设施、重大系统、重要信息等的安全保障能力，形成系统安全可用、数据安全可信的物联网应用体系。
有序推进，集群发展。根据江苏物联网发展的产业基础和信息化条件，突出区域特色，发展壮大一批骨干企业，培育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以物联网企业倍增计划为主抓手，在加快培育感知集团、联创集团、远景公司等本土物联网龙头企业的基础上，着力培育雏鹰企业、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加快物联网硬件、软件和信息服务、集成及运营服务等核心产业发展，构建完善的物联网通信网络制造及服务产业链，发展一批“专、精、特、新”物联网应用中小企业。以江苏物联网产业“一体两翼多基地”产业空间格局为依托，进一步凸显不同产业集群的发展特色。其中核心区产业集群要推进创新园、产业园、大学科技园等载体和平台的建设；支撑区产业集群要重点发展适应物联网大规模应用的各类低功耗、高性能、低成本及智能化、网络化、集成化的新型传感器；应用示范区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矿山物联网、医疗物联网、环保物联网、农业物联网等专业化、特色化的产品和服务。
统筹协调，协同发展。把握物联网发展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强化规划引领，统筹推进物联网应用、技术、产业、标准的协同发展，协同推动物联网产业服务平台的建设与运营，促进政府、市场、企业的同向发力。以建立产业上下游之间常态化产业联盟、创新联盟为目标，构建涵盖感知、网络和应用在内的全链条产业协同生态环境。借鉴“园区+产业+金融”的模式，通过技术、资本、产业三者集合，加快物联网产业发展模式创新，重构物联网协同创新生态体系。以提升物联网公共服务能力为导向，协同推进物联网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平台、公共技术和中介服务平台、标准和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应用推广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营。以协同制定政策措施和行动计划为保障，加强应用推广、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产业链构建等政策的协同，增强政府推进攻克技术难题的组织、协调、服务功能，形成政府、市场、企业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效应。
示范带动，规模发展。坚持试点示范与辐射带动相结合的原则，推进产业化与市场应用重大示范工程建设，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企业，促进江苏物联网产业规模化发展。坚持“从制造业中来、到制造业中去”，促进物联网在制造业中全面渗透，大幅提升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应用水平，推动“江苏制造”迈向“江苏智造”。在智能农业、智能物流和智能电网等领域，大力研发符合物联网世界需求的数字化产品，实现与上下游合作伙伴的系统无缝衔接，带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推动新四化建设。积极对接“智慧江苏”建设，以城市大数据中心为核心，大力培育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公共安全、智能环保、智能灾害防控等新产业。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落脚点，大力培育医疗保健、智能家居和食品安全等新业态，加快物联网技术在医疗、健康、社保、教育、交通、旅游和信用等新兴服务方面的应用，不断开拓新的应用市场。在工业、农业、节能环保、商贸流通、交通能源、公共安全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物联网应用服务优势企业。
（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江苏产业集群研究基地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A053）首席专家）
2018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6.2%，已连续五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为更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来源：新华网数据新闻
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增速放缓的关键时期，就业的“稳定器”功能十分重要和明显。就业稳则经济稳、社会稳、人心稳。稳就业不单是经济领域的任务，它需要同步推进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全面系统推动出台各领域的社会政策，实现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
挖潜力，拓宽就业新渠道新空间。支撑就业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稳则就业稳。当前，江苏应着力培育新动能、壮大新兴产业，为广大求职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劳动力实现提质转岗就业。瞄准先进制造业体系，聚焦集成电路、工程机械、新型电力等领域对于就业的需求，积极做好适任劳动力的开发与储备工作。在重点发展的金融服务、教育培训、现代物流、知识产权保护、检验检测等现代服务业领域，深挖创业就业的潜力。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等新经济领域培育就业新潜能，在促进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成长的过程中拓展就业空间。
优政策，激发就业创业新活力。把稳就业放在突出位置，作为制定政策、发展产业、投资工程的重要导向。推动实施新一轮促进就业创业政策，加大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支持力度，完善落实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等政策。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更多新企业落地。完善城乡公共就业扶持政策，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城市就业工作体系，为外出务工人员搭建返乡就业平台，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且处于无业状态的完全失地农民、进城落户农民进行失业登记，同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各项培训、创业补贴和贷款等待遇。
瞄重点，精准分类帮扶就业。聚焦大学生、农民、科研人员、留学回国人员、城镇失业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六大群体”，着力优化就业创业环境，强化政策支持，提升创业能力。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创业引领、基层成长等发展计划，启动青年就业启航行动，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妥善做好去产能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加快健全城乡困难人员就业帮扶机制，精准施策促进农村低收入劳动力就业脱贫。
强技能，提高劳动者就业素质。劳动者的素质水平决定了劳动者就业率的高低，掌握技能能够帮助劳动者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不断深化劳动力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健全劳动者就业素质提升联动机制，提高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大力开展重点群体免费接受职业培训行动，促进劳动者整体素质提高。针对不同劳动群体提供相应的劳动技能培训，提高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提升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扩大创业培训对象，创新培训模式，建立创业服务绿色通道。调整培训补贴结构，加大创业培训补贴比重。
畅渠道，以“互联网+”搭建智慧就业信息平台。健全以城镇为核心、城乡社区全覆盖的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强化就业服务基本需求等相关信息的收集、汇总和发布，加强对城乡尤其是重点地区和重点群体就业状况的监测，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信息即时传输和共享。加快建立健全以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基础信息库、用人单位基础信息库为基础的省级就业信息资源库。利用数据库平台提供的客观信息，做好持续更新和动态整理，进行大数据分析应用，为全省各地就业状况及形势分析研判提供支撑。
（张卫为省社科院中特中心特聘研究员、社会学所所长；鲍磊为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学者简介
冯建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教材委员会德育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马工程”教材首席专家、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研究者分会理事长、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出版专著《当代主体教育论》《生命与教育》《公民身份认同与学校公民教育》《当代道德教育的人学论域》《回归本真：“教育与人”的哲学探索》等，发表论文200余篇，成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
记者：您一直在从事教育学的相关研究。简要回顾您的学术研究历程，主要分为几个阶段，取得了哪些成果？
冯建军：我1990年本科毕业，工作三年以后，1993年读研究生，1996年读博。虽然读博之前，我已经发表过20多篇论文，但这些都很难说是有计划的研究，只是为我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真正系统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从我读博开始的。回顾20多年的研究历程，我基本围绕“教育与人”这一主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着眼于人的类特性，提出并系统论证了类主体教育。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为《类主体教育引论》，论文以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为依据，着眼于人的类特性，研究人类发展的理想形态——类主体及其教育，开创了国内研究类主体教育的先河，出版了专著《当代主体教育论——走向类主体的教育》。后期我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研究类主体的当代表现——主体间性及其生成机制——教育交往。
第二个阶段着眼于个体生命的发展，提出生命化教育理念。依托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生命为基础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着眼于个体生命的发展，2002年，我开始研究“生命与教育”的关系，先后出版了《生命与教育》和《生命化教育》两本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了生命与教育的本体关系，建构了生命化教育的理念——关注生命的完整性，凸显生命的灵动性，彰显生命的独特性，唤醒生命的自觉性。后期还与朱永新教授等合作编写从小学到高中的《新生命教育》教材，编写《生命教育教师手册》，指导中小学开展生命教育实验。
第三阶段着眼于人的社会性，开展公民身份认同教育研究，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小学公民身份认同与学校公民教育建构”研究，出版了专著《公民身份认同与学校公民教育》，建构了适合我国的多元公民身份——个体公民、国家公民、社会公民和世界公民，调查了中小学生公民身份认同的现状，提出了促进中小学生公民身份认同的教育策略。
第四阶段建构教育人学的思想。在前三阶段的基础上，通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发展的世纪反思与人学建构”，对“教育与人”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考，出版《回归本真：“教育与人”的哲学探索》，建构教育人学的基本体系，提炼教育人学的基本理念。
自博士生研究阶段开始，我才自觉地确立了研究的主线——教育与人，确立了我的主导思想——教育成“人”。不管我做什么研究，其主线是不变的，主导思想是不变的。我会一直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开展我的教育研究与实践。
记者：在学术研究中，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冯建军：印象深刻的，是我1993年刚上研究生时的一件事。1993年是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入学后很快写了一篇论文《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的发展》，请导师批评指正。我记得导师把这篇文章中的“我认为”都用红笔圈了出来，他说，“你有什么理由说‘我认为’”。我当时想不通，写论文不就是写“我认为”吗？后来，跟着导师学习时间长了，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论文是要讲“理”，以事实说理、以理论说理，这才是科学的研究，而不是自己主观判断、武断地下结论。
记者：分析当前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您最关注哪个问题？
冯建军：教育中的问题有很多，如资源配置、学业负担、校园欺凌等等，这些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我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从“落实什么”“怎样落实”“落实得怎样”三个方面思考。
立德树人要“落实什么？”，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的精神，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对“树什么人”的明确规定，为此，立德树人就是“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德育是落实立德树人之魂，要将德育全面渗透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体系之中，渗透到其他各育之中，引领人的素质全面发展，引领全面发展教育的方向。
立德树人“怎样落实”？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这里的教育，尽管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但必须以学校教育为中心、为主导。学校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是某个学段、某一类学校，而要建立大中小幼立德树人的一体化机制。各级各类学校整体谋划立德树人，把握学段的要求，实现立德树人的学段一体化。这是就立德树人的纵向而言的。就横向而言，包括学校教育内部和外部的立德树人。在学校教育内部，要实现学校教育各因素的整合，这些因素包括课程、教学、管理、文化、活动、人员等，协同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在学校教育外部，要明确家庭、政府和社会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应当承担的责任。社会上的每个人既是受教育者也是教育者，所以每个人都要增强育人的意识，实现学校、家庭、政府和社会协同统一。
立德树人“落实得怎样”？这就需要建立评价机制。当前，立德树人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评价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基础教育中也存在“唯”的情况，比如唯成绩、唯分数、唯知识。新高考的改革就是要扭转这种不科学的评价，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全面地、科学地评价学生的发展。
记者：您曾探究教育公平与正义，您认为，关注“分配”与关注“承认”，哪个更重要？
冯建军：任何的正义都应该是复合型的，既有资源的分配，又有人格的承认，它们分别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物质需要具有优先性，所以，指向资源配置的分配正义也具有优先性。教育资源是办教育的物质基础，没有相应的教育资源，所谓的教育公平只是一句空话。但是，必须认识到，物质资源对于教育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物质资源满足基本的办学需要后，即便再改善，与教育质量的提升不再具有正相关。简单来说，一间教室装修得再豪华，也与提高教育水平无关了。
我提出教育正义从关注分配转向关注承认，就是基于物质资源配置基本平衡这一前提。就如江苏提出的优质均衡，我称之为“后均衡化时代”。在“后均衡化时代”，资源不是问题，问题就转向了教育中的心理关系。
承认是个体之间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认同与确认。教育承认关注教育活动和教育过程中师生和同学间的道德—心理关系。承认教育正义有两个层面，最低的层面是不羞辱人，尤其是制度不能羞辱人。比如有的学校用佩戴红领巾、绿领巾区分学生，就是羞辱的表现。哲学家马加利特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其组织的运作方式不会使其公民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被羞辱，这个社会就是正派社会。不羞辱具有优先性。正派教育的首要原则是“不羞辱”学生。承认正义的高级阶段是要过有尊严的生活。对于学生来说，美好的教育生活是能感受到老师对他的关怀、同学间的关心，让每个学生在班级里有公平感、获得感、成就感，从而使每个学生获得自尊、自信和自豪。教育承认的最终目的是使人成其为人，使其成为完整的、有人格尊严的人。
记者：您近期主要从事哪方面的研究？
冯建军：近期，我比较关注公民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生活，这也是与我之前的研究一脉相承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开始注重个人，但是个人太关注自我，公共规则意识就淡化了。这就出现了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此，当前培育学生的公共精神是当务之急。怎样培养学生的公共精神，就是要过公共生活。比如在公共场合，要守规则，有公共意识。高铁上出现的“霸座”事件就是缺乏公共意识的典型表现。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权利，但不能损坏别人的利益，这是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原则。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都是在与别人的相互交往中成就自己。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要从关注个人主体性转向他者性，从教育学生关注自己转向对他人的关怀和责任，培养学生的公共意识、公共精神，营造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新华日报《思想周刊》。
冯建军：思想引领时代，文化涵育新人。
记者 杨 丽 魏晓敏 文/摄
金太军、赵军锋撰著的《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治理》一书，于2018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选题意义重大。风险社会与转型社会叠加，使我国社会呈现“风险共生”的态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同时，政府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制约着公共危机管理的意愿和能力。这就需要作为政府领域之外的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来协作，使得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逐步走向合作治理。该书聚焦这一主题，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
视角新颖、方法创新。该书以政府协调为独特视角来研究公共危机，并建构了政府协调治理的“主体—情景—行动”研究框架，并首次从技术路径和社会结构两个层面探讨“突发公共事件”转为“危机信息”的过程，拓展了应急管理的研究领域。该书提出构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多元协作网络必须以合理界定各主体的权力和责任的界限为前提，厘清公共危机中政府与企业以及第三部门的权责边界，通过制度规范和组织创新确定以权力和权利互动为主的协作关系，以政府的创新、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完善为发展动力，提升协作能力，强化协作纽带。
内容全面、一手资料丰富。该书着力于“中国经验”，特别是“地方经验”的提炼总结，重视各级地方政府及非政府力量在公共危机治理、社会治理以及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及其经验总结。该书从实践层面展开分析，先后在江苏、天津、云南、山东、山西、新疆、台湾以及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实地调研,搜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该书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阐述相关观点时注重把理论和实际、常态和非常态结合起来，建构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政府协调治理的理论框架。
（作者为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