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思考

　　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调整，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新情况的出现迫切需要国家能力转型升级。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更加重视党和国家的能力建设，切实发挥党的能力建设对国家能力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作用。

　　以党的政治领导能力统领国家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政治能力是党作为政治力量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以党的政治领导能力统领国家能力建设，首先是要把准国家能力建设方向。方向决定道路，方向事关命运。党要始终把准国家能力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家能力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确立国家能力建设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其次是要系统谋划国家能力建设大局。党要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来等大视角深度谋划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宏伟蓝图，前瞻谋划未来国家能力建设的“远景图”。再次是要科学制定国家能力建设政策。客观地讲，当前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人民群众期待、现代化强国目标等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迫切要求党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紧扣国家能力建设短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人民心声，围绕国家生存能力、运行能力、变革能力等制定各项具体的针对性政策，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以党的思想引领能力指导国家能力建设。思想是无形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思想建党、思想强党。以党的思想引领能力指导国家能力建设，一方面是要以党的科学理论指导国家能力建设。国家能力建设离不开科学理论指导。增强党的科学理论指导能力，就是要推动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并通过法定程序载入宪法，成为国家行动指南，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先进科学理论支撑。另一方面是以党的创新思想引领国家能力建设。要以党的思想解放为先导，围绕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前沿问题，形成具有前瞻性和原创性的国家能力建设理论成果，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能力思想指导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建设实践，以创新思想的科学性、先进性、时代性教育和引导广大干群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能力建设道路信念。

　　以党的组织集聚能力助推国家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备强大的组织优势。以党的组织集聚能力助推国家能力建设，首先是要广泛动员各方力量投身国家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要善于发挥组织体系严密优势，依靠强大的组织能力积极动员不同阶层力量投身到国家能力建设实践中来，不断汇聚各方面的资源。其次是要有效整合国家能力建设资源。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党拥有深厚的执政资源，要善于加强目标整合、方向整合、作用整合，形成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国家能力建设资源体系，减少资源损耗，降低建设成本，提高建设效能。再次是要构建国家能力建设的高效协同体系。党必须始终站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坚决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惩治各种利益集团和腐败分子，摒弃山头主义、码头文化、圈子文化，要进一步拓展执政容量，加强与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有效实现政党能量、政府能量、社会能量、人民能量等各种能量之间围绕提高国家能力建设开展互动交融，构建能量传导的高效协同体系。

　　以党的作风浸润能力优化国家能力建设。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生命，是支撑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深层次因素。国家能力建设要靠党的优良作风来保证。一方面，以优秀党员干部先进事迹提升国家能力建设知晓度。党的作风不是孤立存在的，具体存在于党员投身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践中。要进一步弘扬优秀党员干部勤勉工作、秉公用权、一心为民等政治品格，让外界通过党员先进事迹感受到党的优良作风表现及其对国家能力建设的价值，不断提高国家能力建设的“出场率”“出镜率”，吸引更多的力量关注国家能力建设，营造良好的建设氛围。另一方面，以党的作风整体优化创造国家能力建设条件。随着党的作风的整体优化，其强大的正向引领力将得到有效释放，有助于带动政风民风社风的向好，夯实国家能力建设的民意基础，激发各类主体参与国家能力建设的热情，增强各类主体贡献国家能力建设的自觉，为全面提高国家能力建设提供重要条件。

　　以党的纪律制约能力支持国家能力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推进国家能力建设，要更加突出党的纪律规范与引导能力。首先，要以党的纪律树立国家能力建设“高线”。“高线”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党的纪律的这条“高线”也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高线”。这就要求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机统一起来。其次，要以党的纪律划出国家能力建设“底线”。“底线”就是原则要求、刚性约束。就国家能力建设而言，“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在任何时候必须坚守的“底线”。再次，要以党的纪律明确国家能力建设“红线”。“红线”就是违反纪律的言行。对国家能力建设而言，就是要教育和引导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人带头认真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推进国家能力建设的法治化，全面提高国家法治能力，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法治型政党建设与法治国家建设的有机统一。

　　以党的制度规范能力保障国家能力建设。要把党的制度建设与实现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化有机统一起来，实现制度互补、强制固基。首先，要以党的制度规范化保障国家能力建设。党的制度是实现党规范化运行的保障。从国家能力建设角度看，要以党的制度规范化全面引领国家制度规范化和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化，发挥党的制度规范化的支撑、引领、保障作用。其次，要以党的制度稳定性保障国家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制度治党，在改革治党制度体系的同时保持了制度的稳定性，避免了在制度治党方面想当然地搬来一座“飞来峰”。要通过党的制度稳定性实现国家制度和国家能力建设的稳定性、延续性，防止国家能力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方面的“瞎折腾”。再次，要以党的制度可持续化保障国家能力建设。国家能力建设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必须要有强大韧劲与后劲。党的制度构成了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能量源，要把党的制度可持续优势转化为国家能力建设的政治优势，以党的制度创新引领国家制度创新，切实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持久的制度能源。

　　（作者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吉启卫）

　　党创立时期早期党员的“初心”集中体现在坚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正确道路上，它蕴含的“理想信念高于天”的信仰力量，是新时代我们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中，经过反复比较、千挑万选作出的正确抉择。鸦片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先后提出各种救国主张和试验，都失败了。在“诸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使中国人民由此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

　　党创立时期早期党员的“初心”集中体现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上，它蕴含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首创精神，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世界上虽然有了马克思主义，但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革命成功的只有俄国。这就使我们建立起来的党怎样才能顺应中国革命的需要，成为早期共产党人思考的重大问题。1919年8月，李大钊最早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问题，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初步地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远大目标与当前工作相结合的精神。这两个历史性文件，一个规定了党的“纲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一个提出了当前任务，开展工人运动。从此，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写在了党的旗帜上。

　　自从党的一大开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以来，我们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迈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新步伐。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进入新时代，历史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我们党最初设计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渐进达到共产主义的“初心”和使命没有变，对这些问题进一步作出正确回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主题。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聚焦新的时代命题，凝结新的思想精华，总结开创性独创性的实践经验，领导全党推进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结着习近平总书记非凡的理论勇气，高超的政治智慧，坚韧不拔的历史担当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党创立时期早期党员的“初心”集中体现在如何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夺取革命胜利上，它蕴含的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奋斗和奉献精神，是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诞生时，中国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和团体有300多个，怎样在这几百个政党中脱颖而出，赢得人民信赖，夺取革命胜利？早期党员在创立党的过程中，就把我们党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肩负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各种反动势力包围的环境下直接进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对于革命意味着的奉献、奋斗、牺牲，早期党员们有着清醒的认识。李大钊说：“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险奇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牺牲永远是成功的代价。”

　　早期党员身上展现的奋斗和奉献精神，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旗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扬起红船的风帆，以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载着红船的意愿，以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努力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履职的各个阶段，都始终保持并将这种宝贵财富不断发扬光大。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他要求领导干部“做促进经济起飞的实干家”“真刀真枪干一场”。在浙江工作时期，他提出要“‘走在前列’，就要干在实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这一系列论述，承接着我们党创立时期早期党员的奋斗和牺牲精神，指引着新时代、新使命给全党提出的新要求。

　　党创立时期早期党员的“初心”集中体现在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蕴含的实现国际联合、推动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世界眼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周恩来、蔡和森等最初都是在日本、法国、俄国等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1920年初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后，多次派代表到中国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加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进程。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就提出了“联合”的思想，他指出：解决中国问题，“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同年11月，早期党员恽代英指出：“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1921年3月，早期党员李汉俊指出：“现在的世界已经成了一个有机体……中国只要是现世界底一部分，岂能跳出世界底环境么？世界又岂能容他离开了环境而存在么？”

　　从世界是一个“有机体”，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要为人类的幸福作贡献的早期表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时空上看，一条红线连结着过去、当今和未来；从对象上看，一条红线连结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早期党员和当今中国共产党人。透过这种历史和逻辑联结，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既根植于“以和为贵”、丝绸之路、七下西洋等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更受到党创立时期早期党员“初心”中蕴含的国际主义精神红色基因的深刻影响。沿着党创立时期曾经规划的线路，立足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发展作贡献的时代要求，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全球共识，突破意识形态和国别制约，凝聚全球力量，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拓展了中国的发展空间，彰显出中国的大国担当和新国际主义理念。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副主任 王相坤）

　　要 论

　　围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一主题，本报记者邀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天勇教授进行访谈。

　　记者：为什么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持文化自信？

　　张天勇：坚持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前提条件。社会发展是社会规律与文化价值选择复合的结果，社会规律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文化价值选择则是个性的、不同的，因此，多元文明道路的根据不在于社会规律的“一”，而在于“文化价值选择”的“多”，只有坚信我们的文化价值选择，坚持文化自信，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灵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和血脉，道路、理论和制度是文化的具体化、具象化、领域化，文化自信渗透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并决定着其走向。正是对5000年文化的坚守与自信，我们才有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坚定。坚持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保障。坚持文化自信，坚守民族价值选择，才能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才能克服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才能激发不断发展创新的活力，才能坚持和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

　　记者：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何重要意义？

　　张天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对于处在新历史方位的中国意义重大。中国在短期内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许多世界壮举，开创了许多世界先例，进行着人类史上最为宏大而又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也是原有的理论难以胜任的，这需要加快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予以科学解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才能凝聚中国精神、汇聚中国力量，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变革，处在“三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刻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时代，这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建构共同的精神家园和理想信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才能充分发挥中国的文化智慧、理论之光，为错综复杂的当代世界的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更好地承担中国的世界责任。

　　记者：如何通过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张天勇：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过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通过大力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国家文化的凝聚力，价值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认同是民众凝聚的纽带，大力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实践，“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出不负时代的文化成果，增强文化的吸引力。要努力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让世界更好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减少不必要的误解，缩小因文化差异带来的认知偏差，增强西方对中国的接受度、认可度，增强文化的影响力。本报记者 袁 媛

　　声音

　　刚刚度过自己50岁生日的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上的一座丰碑，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被载入史册。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南京长江大桥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伟大奇迹和历史象征。50年来，南京长江大桥飞架南北，连通了长江天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我国桥梁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已居世界前列，万里长江上，一座座桥梁相继建成。然而，很难找出另外一座桥梁像南京长江大桥一样，如此深刻地牵动全国人民的视线，融入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总结、继承和弘扬大桥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南京长江大桥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孜孜以求的追梦精神。长江天堑变通途，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一大梦想。新中国的建立，使得这个梦想第一次有了实现的条件。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南京长江大桥拉开了建设的序幕。历经12年，直到1968年12月底大桥全部建成通车，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建桥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终成现实。

　　勇创第一的创新精神。南京长江大桥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建成后即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过程中，无数的难题横亘在前。其自然地理条件之复杂、施工技术难度之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均堪称“世界之最”，国际上的顶尖专家都认为此地不具备建桥条件。大桥建设者迎难而上，战胜困难，创造了这一人间奇迹，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创第一的创新精神。

　　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50年前，在大江大河上建设如此规模公铁两用桥梁，全世界没有可供借鉴的先例。面临西方阵营全面封锁的国际环境，我们难以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和物资的帮助；此前曾经帮助我国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苏联专家因中苏关系恶化而全部撤走，已经谈好从苏联购买建桥所需高强度钢材、水泥等重要物资的订购协议遭到拒绝供货。这就注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始终贯穿着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全过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分布于全国的众多科研机构、骨干企业紧密合作，集中攻关，数以万计的劳动者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展示，这座世界排名第一的“争气桥”终于克服千难万阻得以建成。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虽然已经投入运行了50年，南京长江大桥的雄姿并不因为其“高龄”而稍显褪色。即便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长期经受远超设计流量车辆的长年碾压，它的主体结构仍然安全无虞。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连通长江天堑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仍然是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成为每一位游览南京的中外游客的必到景点，仍然是新中国桥梁建设史的一座里程碑，代表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项重大成就。大桥建设的高质量，诠释了大桥建设者精细精美的工匠精神。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描绘了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宏伟蓝图。江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迈向“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征程中，承担着“走在前列”的重大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与50年前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并不意味着新征程一帆风顺，新道路一片平坦。新征程新挑战，要求我们在书写好“强富美高”新江苏时代答卷的新形势下，从建桥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中汲取不竭的精神动力。

　　继承和发扬好孜孜以求的追梦精神。以当年的大桥建设者为榜样，忠于祖国，勇于奉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己任，孜孜以求，不懈奋斗。

　　继承和发扬好勇创第一的创新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贯彻新发展理念， 紧紧把握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破除一切制约发展的思想桎梏，争做改革发展的先行者、排头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继承和发扬好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正视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既要开放合作，引进先进技术，更要清醒认识到核心技术等不来买不来，只能凭自己干出来。攻坚克难，奋力拼搏，针对关键技术“卡脖子”短板，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尽快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取得关键领域、关键技术从无到有新突破，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继承和发扬好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消除工作中“差不多”心态，静下心来，执着坚守，推动管理的精细化、技术的精细化、生产的精细化，对标世界先进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环境标准、管理标准，在各行各业大力培养大国工匠，使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成为人人自觉追求的社会风尚，使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的工匠态度成为劳动者的自觉追求，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业绩。

　　（作者为江苏省档案馆馆长 陈向阳）

　　学思用

　　党的十九大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的根本任务，能够让高校重视起立德树人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切实地应对世界人才发展的需要，推动高校内涵式的发展。

　　立德树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立德树人的内涵，就是要先明白“立什么样的德”，只有懂得了立什么样的“德”，才能真正做到树什么样的“人”。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立德树人就是要通过立社会主义道德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维持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就需要建立起道德规范，在立德树人之中，把“德”放在“人”之前，阐明了德和人的关系，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应当是有德行的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社会关系、需求、能力、素质、个性都能够得到全面发展。立德树人面向的是每一个学生，又是面向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一个新的阐释。

　　立德树人为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立德使人成人，树人使人成才，高校应当要先教人“为人”而后“成人”，后教人“为学”而“成才”。高校以立德树人为立身之本，一方面有助于破解教育的现实难题，从办学宗旨方面入手，解决“只教书不育人”或者“育分不育人”的问题，让高等教育重新回到培养人的本位上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另一方面，学生要在高校学习的过程中，从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来重视自己的发展，从而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立德树人取得实效的关键是要有科学的实现方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重点就是在满意上，对于高校自身来说，“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实现了，人民也就满意了。高校应转变办学理念，正确处理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真正发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职能。重视以文化人，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由此可见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中主要的一环也就是要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德育的氛围，从而使得环境对于大学生的培育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不仅仅指的是要有一个重视德育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也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这样才能够更好地隐性育人，从而实现立德树人。

　　加强师德教育，确保立德树人教育道路的引领。在高校立德树人中对师德有很高的要求。要树立良好的师德，一方面要求高校教师自身具有过硬知识储备；同时也应当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并且能够在日常与学生的沟通中影响到学生。重视课程育人，把握立德树人的主要渠道。在高校教育的过程中，课堂的教育活动是教育教学过程中最主要的形式，在大学教育中占有很重的比例。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充分发挥课堂的教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因此高校在实现立德树人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好课堂教育这一重要的环节，不仅仅要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主渠道建设作用，同时也要做到课程之间的协同育人，同时关注社会实践体系为主的第二课堂的建设。

　　完善育人机制，推动高校全面育人体系的建立。恩格斯指出：“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结合为一个总的力量，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立德树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实现不是靠某一个群体的单打独斗就能够实现的，它需要调动高校全体人员、家庭、社会的所有资源，从而推动整个高校的德育化发展，才能真正达到“1+1>2”的良好效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陈艳）

　　县委书记讲坛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总书记新年贺词中的这句话，成为流行语，激荡人心，催人奋进。

　　我们都是追梦人，党员干部的梦，是舍身奉献、以民为本的大我大道。以民为本只有“更优解”没有“最终解”，民生的含义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扩充，需要广大党员干部谋大我、守大道，负起肩上的公权职责，担起人民的福祉重任。江阴市委六次全会提出“聚力人民生活高质量”，要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应得、病有良医、住有安居、老有颐养、弱有强扶，无论哪一项，单列出来都是浩大工程。有极少数党员干部把意志消沉美名曰“佛系人生”，把为官平庸标榜为“淡泊明志”，把推诿圆滑开脱成“旷达超然”，如果安于现状而不思进取、安坐官位而不想奋进、安享“俸禄”而不愿奉献，这种不作为的危害不比贪腐小。干部就得先干一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需要有关键作为，从淡泊功名的“无求”升华到胸怀天下的“有求”，这才是“个体梦”境界提升的引擎、“家国梦”竞相绽放的托手。

　　我们都是追梦人，企业家们的梦，是实业报国、勇争一流的踏浪领跑。我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体企业功不可没，一部中国实体经济史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奋斗史，追梦路上，企业家一直是当仁不让的“急行先锋”“中流砥柱”。发展的洪荒之力来自哪里？就是来自内心的梦想和激情。江阴需要、国家更需要企业家有实业报国的大理想、勇争一流的凌云志、永不服输的精气神！就业比例的增长、城建项目的启动、惠民政策的落地、慈善基金的募集……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企业家，这种贡献和大义，多年来已凝萃成江阴企业家群体的一种思想风骨与文化厚度。同时，市场不允许、对手不允许企业家有松口气、等一等的懈怠，与其守在静止的岸，不如做艘飞驶的船；与其当块被动的靶，不如做支呼啸的箭。唯有保持再造传奇、只做“第一”的梦想和斗志，通过新的技术运用、新的制造模式、新的人才梯队勇攀高峰、踏浪领跑，企业才能一直屹立于不败之地，江阴才能巩固“中国制造业第一县”的领跑地位。

　　我们都是追梦人，知识分子的梦，是士以弘道、践行所学的价值追求。著书立言、科研攻关、妙手仁心、亮剑法庭、春风育人……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以铁肩担起道义责任，以智慧推动历史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当下，江阴正在加快实现“六个高质量”、全面打响“五大品牌”、发力构建集成改革“四大体系”、确保打赢“三大攻坚战”，这些，都迫切需要广大知识分子面向现实问题、砥砺实践精神，积极建真言、献良策，深钻研、出大计。要更加焕发求“大是”的品格。作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优秀文化的传播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面对纷繁世界、各种舆情，知识分子要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通古今之变化、保头脑之清醒、忌人云之亦云、扬向上之正气，传递振奋人心的精神力量，让公众相信社会、相信人心、相信主流、相信中国。要更加秉持守“匠心”的执着。匠心是知识分子对规律的尊重、对卓越的追求。坐得住冷板凳，生得出定慧心，下得了苦功夫，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激发术有专攻的优势，涵养可贵的工匠精神，催生更多的创新之花、创造之果，收获更多的江阴标准、江阴专利。

　　我们都是追梦人，大众百姓的梦，是守土有责、创造美好的稳稳幸福。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贺词里，提到“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总书记的这段话语，温暖了寒冬里的中国。“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普通百姓的努力，就是江阴的努力；普通百姓的进步，就是江阴的进步；普通百姓的样子，就是江阴的样子。走过乡野，你在田间耕耘；走过工地，你在挥汗如雨；走过工厂，你在流水线奋战；走过写字楼，你在代码间行云流水；走过马路，你在骑行准时送达外卖……从早忙到晚，你的梦想或许就是对得起自己这份工作、对得起家人为你留着的一顿温热饭菜，靠自己的奋斗为家庭实现一些期待已久的“小目标”，为社会创造一些闪耀光芒的“小美好”。这些“稳稳的幸福”，其实就是中国人内心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真实、最动人图景。只有每个平凡的大众百姓都在努力奔跑，追求自己的梦想，赢得自己的“C位”，争取自己的“锦鲤”，我们这座城市才会变得更加多彩、更加坚实、更加动人。

　　（作者为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 陈金虎）

　　三做谈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党反复反对、反复批评的不正之风，是党内难以根治的顽疾。它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抓落实、求实效，而是满足于开开会、发发文、讲讲话、提提要求，甚至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打坐磨洋工、念经唱高调、嘴勤身段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进入了新阶段，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出现了新苗头新特征。针对新时代出现的“两个主义”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危害性，着实令人警醒和深思。中纪委近期印发意见，对全党全国开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出专题部署。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影响正确决策。毛泽东同志曾经将官僚主义形象地比喻成“泥塑的神像”。之所以这样比喻，说明其已经表现出形式上完美无缺被人效仿、精神上常驻人心被人供奉的不正常趋向。一些领导干部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遇事不深入调研，发现不了问题，也找不准症结，更提不出解决问题的良策，只能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助长明哲保身。由于认真干事容易得罪人犯错误、创新创造容易失败被追责，不如唱唱山歌、弹弹棉花，既不会有失误，也不会有错误，既保住了官位，又对上对下都交待得过去，何乐而不为？遇事先考虑自己的得失，亲力亲为必然变成作秀，视察指导必然变成走马观花，要么好大喜功、华而不实急于出政绩，要么碌碌无为、撞钟度日谋求四平八稳。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贻误干部成长。有些同志躺在成绩的功劳簿上，满足于现状，搞知足常乐、不思进取，成为“傲娇族”；有些同志养成了高高在上、目中无人、脱离群众的怪病，成为“官老爷”；有的同志则颐指气使，对上逢迎、对下欺压，成为“两面派”。他们依靠的是手中的权力，成了官本位的俘虏，特权思想、霸道作风作祟，官气十足、欺下瞒上、左右逢源、心浮气躁、办事拖拉、不讲效率。溜须拍马成为时尚，品格好、能力强、作风实的干部被排挤冷落，这样事业哪能兴旺？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导致监督问责难。不操心就不用担心，不做事就不会犯错，形式上搞应付，执行上搞变通，无缝无隙，滴水不漏，无作为则无担当，必然导致监督管理难。整改走过场、问责似抓痒，这种无用功、负效能与我们提倡的主旋律、正能量是格格不入的。

　　新时代新征程。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不会一蹴而就、一帆风顺，需要广大纪检人勠力同心和衷共济。

　　反对材料出政绩。材料写得好，本无可厚非，关键是要防止脱离实际搞文字材料，单纯应付上级检查和汇报，片面追求华丽词藻，为炫文采硬堆砌，片面追求表述创新，为赋新词强说愁。由于材料是东拼西凑，做法也必将是五花八门，看起来天花乱坠，实质却无靠谱举措。这种形式主义的“时文”好似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应该休矣。

　　反对工作处处要求留痕。留下痕迹是为了规范权力运行的，通过留痕可以发现权力运行环节的漏洞，从而评估决策和执行中的效果，不是为了简单地应付检查评比和装满橱柜台面。当前，对基层的各类检查考核无不要求记载详细，装订成册，浪费了干部下基层调研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有的痕迹本身就是造假。

　　反对乱承诺不兑现。官僚主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嘴皮子抹油，说得漂亮。下级瞒着上级，上级哄着下级，下级骗着群众。有的干部看上去架子是放下了，姿态也比以前谦卑了，但骨子里的官气并未放弃，遇到困难打哈欠绕弯子开脱的现象时而有之，就是不在一线。

　　反对有功劳抢占有责任推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时表现为喜好坐享其成、逃避责任。领导干部就好像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有担当精神，关键时刻能够顶得住事，不能一遇事就跑、一遇事就推，更不能有功劳抢在前，有责任就甩干净。

　　反对明抓工作暗懈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时也表现为做样子喊口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忙碌，人后逍遥。

　　鉴于上述诸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发的不正常现象，我们从事纪检监察的同志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加大监督力度，努力发现纠正查处和通报一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案件，开展一些警示教育，督促建立健全一批防范不正之风的制度规范，让人民群众对党的作风建设有明显的获得感，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净化和修复巩固优化，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作者单位：扬州市纪委 曹 军）

　　智库出品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当前，数字经济正通过大数据、区块链、“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质量提升和转型变革，并进一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布局。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要充分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驱动作用，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展数字经济，是一场大势所趋的潮流。全面深化改革乘上了数字快车，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技术为手段、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正在全社会悄然发生。面对新一轮发展机遇，江苏应顺时而动、顺势而为，加快集成超越步伐，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发展数字经济，实施网络强省战略。

　　放眼全球，美国正在推动数字技术产业从移动互联网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升级，数字经济规模已超10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占GDP比重超过58%。德国实施“工业4.0”战略，在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制造转型和构建未来数字社会的思路。韩国出台《智能信息社会中长期综合对策》，布局量子计算、神经形态芯片等下一代数字技术。日本“超智能社会”建设构想已经更新至5.0版本。埃森哲2018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至0.62%。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情形下，数字经济被视为推动经济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加速器，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杠杆。

　　着眼国内，广东是全国数字经济强省，拥有华为、腾讯等一大批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目前已经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用5年至8年时间，打造成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区、数字丝绸之路的战略枢纽和全球数字经济创新中心。浙江省作为制造业和互联网产业大省，借助阿里巴巴、网易、海康威视等龙头企业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强省建设成绩显著，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已出台了《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浙江省信息经济人才发展规划（2017-2022年）》和推动《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立法等系列要素配套文件。即使地处中西部的贵州，目前也有大数据企业8900多家，苹果、高通、微软等七家全球前十位的互联网企业在贵州落户。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登高望远，树立更高目标、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融入新时代大潮，对标国家要求、国际标杆、国内先进，明确定位，找准江苏的主攻方向，把数字经济作为发展新动能，集成超越引领带动江苏省创新发展，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走在全国前列。

　　新时代的数字江苏立足于“四化”同步发展，以网络强省建设为基石，以数字经济建设为引擎，以“互联网+”发展为抓手，以智慧社会发展为亮点，围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建设，全面提高社会发展的软硬实力。

　　大力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统筹推进骨干网、城域网和接入网建设，推进南京国家级骨干互联网建设，大力推动5G率先商用和IPv6规模部署，打造信息网络“高速公路”。大力推进“感知城市”物联网系统建设和应用，深化物联网技术在公共服务、城市管理、防灾救灾、生产制造等领域部署应用。统筹建设高等级绿色云数据中心，搭建云计算、边缘计算等多元普惠计算设施，网络能力和保障水平全国领先。

　　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作用，学习广东、浙江两省把发展数字经济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充分发挥江苏制造业大省、“互联网+”和人才的先发优势，以数据整合和共享为切入点，大力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打造云上江苏、数据强省。

　　抓好顶层设计落实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根据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要求，科学制定全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科学谋划布局数字经济发展，系统指导全省构建数字流动新基础、释放数据资源新价值、激发实体经济新动能、突破数字经济新技术、培育数字应用新业态、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加快打造数据强省，为我省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创造新的活力、增添新的魅力。

　　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既包括数字的产业化，也包括产业的数字化，归根结底就是互联网技术的产生、应用和融合的过程。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突破，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加速三次产业融合改造，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强化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平台建设，推进数据开放共享；改进政府管理服务流程，促进产业数字化良性发展。

　　加快推进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新工业变革。深入实施“企业上云”行动，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世界一流企业，聚焦13个重点产业集群，聚焦发挥龙头企业支撑引领作用，培育发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中力量培育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自主可控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一批高端制造品牌。深入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落实国家工业互联网发展“323”行动，发展适用于大型企业集成创新和中小企业应用普及的创新应用，努力成为国家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标杆省。

　　发挥数字经济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快推进睢宁沙集镇发展数字经济集成改革的试点经验，支持发展重点城镇开放应用场景，发展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推动精准扶贫，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建设数字乡村，推动精准农业、设施农业、效益农业，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适销对路的数字化农业服务，重塑农村传统生产模式和经营模式。在重大民生领域，构筑立体化、全方位、广覆盖的信息服务体系。同时，促进经济领域和国防领域要素交流，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2019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密切跟踪国际产业发展新趋势，聚焦数字经济、物联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领域，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数字经济既是江苏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江苏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蓝海，政府、企业、社会各界都应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引领数字经济浪潮。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节点上，迎着数字经济的“风口”，江苏昂然前行。

　　（作者为省信息中心研究员 水家耀）

　　决策眼

　　1月3日，省委、省政府在宁召开全省对外开放大会，娄勤俭书记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高水平开放，主要体现在开放创新的深度融合上，要完善国际化创新生态环境，充分利用全世界的创新资源，构筑起全球化的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的创新格局。娄书记的讲话，实际上是在对经济全球化演进新趋势和江苏开放发展新阶段做出科学判断基础之上，道出了江苏发展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本质、努力方向以及实现路径。

　　回顾江苏经济40年发展的辉煌历程，无论是在“农转工”阶段，还是在“内转外”阶段，以及近年来转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每一发展阶段实际上都有创新的因素和特征，每一阶段也都植入了对外开放的活力因子。但必须承认的是，在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历程中，以往的创新活动主要是“跟随式”和“模仿式”创新，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这种发展模式在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和约束性，出现了三个方面的不适应：一是不适应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二是不适应要素成本上升对新型比较优势培育的需求，三是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开放创新的演进新趋势。

　　进入新阶段的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应该推进开放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这不仅是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自身转型的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需要，更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为全国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放探路的需要。应该说，江苏有着40年开放发展的丰富经验可以汲取，在此过程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据此为全国高水平开放探路，不仅是江苏的责任所在，也是江苏的能力所在。

　　与以往开放发展模式相比，新时代江苏建立以开放创新深度融合为特征的开放型经济，必须实现三个方面重要转变。一是开放目标转变，即从注重服务经济增速转向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着重解决高质量发展的引领问题。以往的开放发展是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情况下进行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的缺乏，决定了必须依托初级要素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并与发达国家（地区）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结合，以项目为带动，以外部市场需求为产品出路，逐步提升生产能力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因而走出的是一条“平铺化”的快速扩张之路，“要素驱动”是主要的驱动力，对发展质量、效率的提升重视不够。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追求高速增长不再是开放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引领高质量发展、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成为新一轮开放发展主要目标。唯有明晰上述战略目标转变，我们才能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并以此为导向，坚定不移地走开放创新深度融合之路。

　　二是开放领域的转变，即从以往吸引和集聚生产要素的一般制造业领域，转向能够吸引和集聚创新要素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重在解决高质量发展的动力问题。在以往的开放发展过程中，并非是江苏无意引进创新生产要素，只是受制于自身要素禀赋优势、本土市场规模、产业安全考虑以及体制机制环境等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征性因素制约，我们的开放主要发生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由此决定了引进外来生产要素也主要表现为资本和既有成熟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因而从动力角度看主要是“要素驱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核心要义，其中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动力变革。与一般生产性要素不同，创新要素更多也更倾向于集聚在代表产业高级化演进方向的生产部门。因此，开放领域进一步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拓展和延伸，就相当于向全球创新要素打开了“门户”，更加有利于全球创新要素向江苏流动和集聚。

　　三是开放方式的转变，即从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制度型开放，重在解决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问题。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入发展和要素跨国流动，使得全球生产对分布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环节实现“无缝对接”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正是基于上述变化，传统以降低关税等为表现的边境开放已不再是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贸易便利化、投资、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电子商务、环境等新议题，从本质上看，实际上是属于向境内开放延伸的制度型开放。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制度型开放不仅是引进和集聚全球创新要素的决定因素，也是激发创新要素活力的决定因素。如果说江苏通过发挥区位优势和政策性优势，在前一轮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中走在了全国前列，那么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依托构建新型制度优势，即在制度型开放上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作者戴翔为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倪海清为省商务厅综合处处长）

　　成果要报

　　当前我省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总量上处于全国领先位置，但也存在占比偏低、转化受阻、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为进一步不断提升我省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强化政策落地。近年来，针对我省爆发的突出环境问题，省政府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但由于对这些政策解读不及时或不到位，或者相关配套的实施细则未能及时出台，导致顶层设计未能落到实处。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疲于应付繁杂的法规和规章，更加倾向于对照执行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建议今后我省在制定和颁布法规和规章时，不仅要结合我省的突出环境问题体现出针对性和引导作用，还需注重对顶层设计的解读，制定一以贯之的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向企业和社会传递出清晰的污染治理思路和方案。

　　构建市场类规制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未来我省经济社会建设的一个鲜明导向，但同时也需要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社会建设所呈现出的“重经济、轻环保”的历史局限性。对比强度过低且缺乏弹性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财、税、费”为主要载体和手段的市场调控类环境规制在实施过程中依据清晰，且落地性和针对性更强，因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具优越性。因此，建议以环境规制为突破口推动我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更加具有弹性、能够给企业预留一定调整时间的市场调控类环境规制体系，避免太过刚性的环境规制损害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基础。

　　扩大排污费征缴面。排污费作为治理污染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通过促进污染企业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来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分阶段实施，差别化收费”的排污费征缴方案，我省分别于2007年、2016年和2018年三次提高排污费最低收费标准，并鼓励污染重点防治区域及经济发达地区制定和执行更高的征收标准，同时对企业的治污效果进行评估，实施差别化的排污费征缴办法。针对排污费征缴对象主要局限于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问题，建议未来我省需要拓展排污费征缴的覆盖范围，按照监督性监测数据或环境保护部规定的物料衡算方法核定其它非监控企业的排污费，确保排污费依法、全面、足额征收。

　　重塑企业主体地位。技术创新的长周期、高风险特征决定了创新过程需要多主体共同参与，而绿色技术创新的公益属性又决定了政府部门不可或缺的角色地位。针对我省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由高校主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力不足的局面，建议从三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促使环境保护财政资金向企业倾斜，重塑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二是建议尽快建立绿色技术交易和转化平台，疏通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由高校向企业、由专利向生产力的转化通道。三是理顺企业、高校和政府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关系，明确分工，建立协调机制，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郭 进）

　　评论园 刘根生

　　于敏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有回忆文章说，他最喜欢以“非宁静无以致远”自励。他对宁静也有自己的见解：对于一个科学家，宁静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学》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显而易见，宁静是果也是因。心有所志人自定，目标坚定人自静，因不被外在种种诱惑所动摇故能向高远目标坚韧前行。于敏崇尚这种宁静，又从科研实际出发，注入了科学精神和时代意义，丰富了其内涵。

　　科学当然“聪明”，它意味着新发现新发明。但换个视角看，科学也很“笨”。科学是“老实学”，什么事都讲实证。实证是指以实验证明理论假设，以求有所发现和创造。科学能称之为科学，就在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实验和实证就没有科学。实证是艰辛劳作，面临着种种不确定和各种风险，故而志在求真者总是不畏艰难和险阻老老实实求证，绝不能为物欲所惑而投机取巧，绝不能因权势或眼前利害而屈从。这种“笨”，正是科学精神精髓所在。没有这种“笨”，就没有新发现，就没有关键技术突破，就没有重大原创成果和科技“高峰”。正是这种“笨”，成就了科学“大聪明”。于敏式宁静是这种“笨”，更是这种“大聪明”。

　　于敏雪藏30年，他带领科研团队实现了氢弹原理重大突破，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因太劳累他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都是别人用手帮着抬腿。一次核试验之前，于敏突然发现原设计中有存疑处，立即报告上级，要求暂停试验准备，直到疑问排除。上级领导问：“如果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他说：“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正是这种一丝不苟，使我国核试验成功率之高为世界所无。他还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之中，便足可自慰了。”足见，于敏式宁静是“知”，于敏式宁静更是“行”。

　　诺奖得主屠呦呦说：总结这40年来的工作，我觉得科学要实事求是，不是为了争名争利；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必须持之以恒。有人问国家科技奖获得者王泽山为何总能创新？王泽山说：秘诀就是用“科学”指导科研工作。为了实现“强军梦”，他在火炸药领域一干就是60余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王庆说：“对接好需求，科研才有目标。”从投入“土地调查监测空地一体化技术开发与装备研制”到获奖，历时近20年。在所有科研顶尖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于敏式宁静。

　　省委领导指出：奋斗，就要迎着困难而上，不回避、不推诿、不停步，做到“泰山压顶不弯腰”；就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做到“不破楼兰终不还”；就要在解决问题中发现机遇，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意味着，无论哪个领域或行业，都得以于敏式宁静干事创业。尤其是在科技领域，要在解决“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资源与地方经济结合不够紧密、主导产业的技术支撑力量不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供给不足、科技投入力度相对不够”等问题中干出奇迹，更需要科研人员“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有人说，谁都知道搞科研必须有于敏式宁静，但真要长期践行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有些小环境和评价体系中，很可能谁“宁静”谁离科技资源就更远。自主创新，制度重于技术，用改革为于敏式宁静提供制度条件格外重要。比如推进科研评价考核体系由论文导向向成果导向转变，在同行评议中合理运用好同行评议，破除课题分配学术隶属于权术现象，等等。只要有利于提升“科学的品质”，就应大胆去试。但作为科研人员也应“有理想不要理想化”，应知行合一，不被外在利益牵着鼻子走。唯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一座座科研“高峰”才会巍然耸起。

　　走近长江学者

　　学者简介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长江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国际中国哲学史学会（ISCP）副会长；上海中西比较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著作有：《王学通论》《心学之思》《善的历程》《庄子的思想世界》《道论》《伦理与存在》《成己与成物》等。另有论文一百余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Philosophy：East and West》等海内外学术刊物。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哲学之路的？简要回顾学术历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杨国荣：我的治学之路始于华东师范大学。从1978年入学到1988年师从冯契先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在华东师大度过了10年求学时光后，留校任教至今。回忆当时的学习场景，与冯先生的接触并不频繁，于我影响至深的，还是他的学术著作。当时他的著作虽然大多尚未正式出版，但相当一部分打印成油印稿发给我们，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及《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等。这些文稿都是冯先生多年哲学沉思的结晶，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哲学史与哲学理论方面的具体知识，而且展示了一种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坚持历史考察与理论阐发的统一。这一路向，对我以后的哲学思考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无中西、史与思统一、“形上”与“形下”交融，一直是我的治学观念。

　　从研究生阶段开始，中国哲学史就构成了我的专业。在中国哲学史领域，我的研究兴趣首先指向古典哲学。哲学史研究不是仅仅就史论史，而是要把握其中具有原创意义的思维环节，再现古代先哲的智慧，从而为今天的哲学思考提供理论资源。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先秦诸子、汉代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其中用力较多的，则是儒学和理学。上世纪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两本有关儒学的专著《孟子新论》《善的历程》，从价值观的角度，对儒学做了较为具体的考察与思考。在此前后，我对王阳明的心学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了《王学通论》和《心学之思》两部作品，有意思的是《王学通论》被不同韩国汉学家选中，译成两种韩文译本。

　　近现代哲学也是我关注的重要领域。我比较注意将人物的个案研究和思潮的研究结合起来。就思潮而言，我对意志主义、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都有所关注，其中作过较系统研究的则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以及《科学的形上之维——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都是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这里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对古典哲学的研究，还是近现代哲学的关注，西方哲学都应当成为重要的背景与参照，换言之，就是要有世界哲学的视野。王国维等早已提出学无中西的看法。我认为，在哲学研究中同样要有这种眼界，要以比较开放的视野去对待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多样智慧，实现中西融通。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关注的重点开始转向哲学理论，主要侧重于伦理学、形而上学、意义世界、实践哲学等问题，在2002年初，出版了《伦理与存在》这部著作。之后，我又对更宽泛意义上的哲学理论作了若干思考，并先后出版《道论》《成己与成物》《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等著作。在此过程中，又短暂穿插，回到历史，出版《庄子的思想世界》等，其中试图体现的，是哲学历史与哲学研究的统一。

　　记者：您认为，哲学之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杨国荣：从一般意义上说，哲学总是要面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问题，比如资本、权力、技术对现代社会及人的影响等，对此需要给出各种回应。康德曾指出，如果没有人，那么这个世界就如同荒漠。这实际上是说，离开了人，世界就没意义。另一方面，人如果失去了对意义的追求，便会走向虚无主义。人总是离不开对意义的追寻。意义的追寻包括追问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完美人格，什么是理想社会，什么是合理的交往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是凭借经验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这里需要哲学的思考。哲学不一定解决具体问题，但它可以引导人们去关注、思考人与世界的一般问题，使整个社会、使人本身的存在更合乎人性。

　　记者：您近期在从事哪方面的哲学研究？

　　杨国荣：追根到底，哲学离不开对意义世界的探讨。在我看来，意义世界的讨论要和中国传统哲学当中“成己”（认识人自身与成就人自身）和“成物”（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问题放在一起进行考量。人的存在过程既面临成就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有成就世界的问题。自我之“在”与人的共在，不应相互疏离。只有把它放在成就自己、成就世界的根基之上，意义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成物”归根到底是为了给人创造更合乎人性发展的环境，就此而言“成物”本身不是目的，但“成人”的过程也离不开“成物”，否则，便难免趋向抽象化。我们说，学以成人，人的存在过程就是不断生成的过程。生成的过程，应以人和人的世界之完善为指向，即不仅要“成己”，而且要“成物”。这在我的《成己与成物》等著作中有较为具体的阐释。

　　同时，人因“事”而在。人通过做事而创造现实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人自身的存在过程，不妨说，人的存在即展开于做事过程。关注基于“事”的现实世界，同时意味着反思人的做事过程：“为何做事”？“成就何事”？“如何做事”？前二者关乎做事的价值目的和方向，后者则涉及做事的方式。以现实世界为指向，以人自身的“事”与“为”为具体的关切，哲学不仅展示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蕴含着无尽的衍化可能：既存在着众多富有意义的问题，也召唤着多样的智慧之思；在此意义上，“事”可以成为哲学讨论的重要论题，并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正是我近期研究的重点。

　　记者：对于青年学者在治学方面，您有何建议？

　　杨国荣：要努力学会哲学的思考，懂得真正用哲学的方式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最重要的。这种习惯只能通过阅读重要哲学家的著作而逐渐形成，没有捷径可走。在重要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思考历程，包括遇到什么样的困惑，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留下什么问题让后人思考，等等。当我们阅读原著时，同时也是把他们的思维历程再重新经历一遍，这对学会哲学思考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和提升自己的理解、评判能力，不然只会在外面兜圈子，无法真正进入到哲学领域之中。

　　现在一些年轻学者对哲学史不太重视，似乎一切都是从“我”开始，这容易导致空泛、无根。哲学思考无法离开历史。任何新的哲学建构，都要以过去哲学提出的问题或积累的思维成果为出发点，对这种思维成果的把握又总是渗入研究者的哲学“先见”。这里涉及哲学与哲学史的互动。仅有历史的哲学不是哲学，而哲学的理论也不能从无开始。哲学理论的思考需要建立在哲学历史的深入承接、反思、扬弃之上，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史与思的统一。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思想周刊。

　　杨国荣：向道而在，成就世界，成就自我。

　　本报记者 杨 丽 魏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