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缩小发展鸿沟，从根本上化解造成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根源，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想提出的发展合作倡议，是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早在1936年，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德国人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出版《丝绸之路》一书，就曾预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丝绸之路）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联结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现代交通手段，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他推断，“中国人重新开通丝绸之路之日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复兴之时。”
“一带一路”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关键词，标志着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为解决人类问题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五年来，在各参与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编织起以亚欧大陆为中心，辐射全球各大陆、连接世界各大洋的互利合作网络，构建起发展战略对接、各自优势互补、彼此互联互通、包容开放发展的国际合作平台。全球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成功落地。
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实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国与世界的联动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我们一家的事。“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我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整合各参与国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推进各参与国的互利合作，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开展区域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不是中国独唱，而是世界大合唱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互联互通、战略对接、国际产能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是形成大合唱的基本方式。
中国主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战略、发展愿景、总体规划等有效对接，寻求共建“一带一路”的合适切入点。截至2017年底，中国与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1个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涵盖互联互通、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合作领域。中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同各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经社会、世界卫生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追求开放、包容、普惠、均衡、共赢的全球化
古丝路的衰落推动欧洲人走向海洋，开创海洋型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单向度全球化。核心—边缘分工体系，文明的等级秩序，区域化与全球化矛盾导致全球化悖论，酿成今天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现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从参与到引领全球化角色转变。通过倡导文明的共同复兴、开创文明秩序、实现陆海联通和全球化的本土化，建设绿色、健康、智力、和平丝绸之路，共商、共建、共享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扬弃了西式全球化，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开创新型全球化。
传统全球化——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通过倡导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正在治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顽疾，引导热钱流向实体经济，正在消除全球金融危机之源，让全球化惠及更广泛的民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资本导向的全球化，私人资本不愿投基础设施，资本主义的政治周期无法满足长、慢周期的基础设施需要，资本全球化服务选票而非老百姓，致使全球基础设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短板：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要升级换代，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原来的国际体系主要是美国提供安全、金融公共产品，不再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合作建设“一带一路”，将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资本导向的全球化，转变为发展导向的全球化，让投资回归实体经济而不是制造越来越多的金融泡沫，是应对民粹主义挑战，实现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全球化的希望所在。
脱贫致富、削减贫富差距、全球有效治理，是“一带一路”聚焦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三大效应。贫困是人类的公敌，盗贼出于贫穷，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的投入，产生“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效应。全球90%的贸易通过海洋完成，80%产出来自沿海地区一百公里地带。“一带一路”通过陆海联通，消除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差距。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国际社会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合作倡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种自信有着深厚的实践、理论、制度和价值基础，是党对自身历史、现状、理论、实践、能力、价值、品格、信仰的客观认知与评价，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是党智慧和力量的凝聚与展示。
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向何处去”是近现代中国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又开辟了民族复兴的新路；既是对中国已取得卓越成就的经验总结，又是对未来发展理念与前进方向的科学定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源自于对客观实际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在全面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也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准确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在实践探索中发展科学真理，探求执政规律的智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的理论支撑。
制度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对制度的探索与构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各项具体制度，形成了一整套规范严谨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的底气与来源。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依据发展变化的实际对规章制度修正或增补，形成并完善党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对于巩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权威，树立党的自信，推进党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价值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以为全人类谋福祉为使命。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作为使命担当。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共产党正以积极、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管理中，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的繁荣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人类向何处去”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着力于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难题，应对全球治理的挑战。如“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思想和战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的价值底蕴。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德法共治是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大力倡导的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模式。依规治党凸显了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的内在逻辑。法治作为重要的政治文明理念，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中的成长有其历史过程。建国之初，党内法治观念式微，宪法权威失落，导致执政行为非理性和随意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经过反思认识到，宪法法律的权威事关政治安定和国家命运。“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明确载入十二大党章。十七大首次把“依法执政”写入党章。十八大进一步从“法治价值认同”向“法治行为”延伸。十九大首次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有助于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意志与国家意志、人民利益更好实现统一，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治体系协同发展，为建立统一权威高效的合宪性审查机构提供组织保障。
十八大以来，将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形成以法治为内核的治国理政思想框架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突出了政党治理问题，深刻阐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新要求，涵盖了“治党”对象、内容、目标、手段、方法的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就“治党”手段而言，既继承又创新，既注重体制又注重机制。就“治党”方法而言，既惩戒又激励，既靠教育又靠制度，既有党内监督又有党外监督，既实施横向监督又实施纵向监督。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揭示的正是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的内在逻辑。
以德治党凸显了政党伦理建设在党建中的治理功能。对党员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然而，现在的党员领导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每位党员干部“道之以德”“律之以规”“廉洁修身”“从严用权”。新时代的党建，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
依规治党的法治意义和以德治党的伦理意义相辅相成。在党的六大建设中，“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要求完善党的各项制度，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坚持制度面前无例外，发挥制度的硬约束作用。因此，依规治党的“规”，主要指党内法规，即党的各项纪律和制度规定，是避免党员触犯国法“底线”的屏障。思想建设要求深刻领会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强烈历史担当、求真务实作风、勇于创新精神和科学方法论，保持党的先进性，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使党员干部矢志不渝地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因此，以德治党的“德”，主要指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和优良传统作风，其内核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一脉相承。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自然延伸，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在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多变的今天，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德法共治，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的共识。
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党性不纯、党风不正等党内道德失范现象，必须德法并举，双管齐下。依法执政、依规治党是法治国家中最高的政治伦理，德法相依涵养党的执政之德、治党之德，使党的建设和党的执政既有制度的法理支撑，又有道德的情感滋养。通过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双向发力，达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知行统一。
（作者为苏州市委党校教授）
围绕“新时代共产党人如何弘扬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这一主题，本报记者邀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彦教授进行访谈。
记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价值观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是人们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根本价值导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什么？
张彦：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共产党人价值观作为共产党人评判是非曲直的原则和标准，体现着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激励着共产党人奋勇争先、走在前列，为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价值指引和信念支撑。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共产党人价值观。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升和凝炼，强调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共产党人价值观。新时代弘扬和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共产党人价值观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
记者：“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价值观的相互关系和深刻内涵是什么？
张彦：在“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观体系中，“忠诚老实”是价值品质、“公道正派”是价值准则、“实事求是”是价值要求、“清正廉洁”是价值操守，四者一脉相承、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共产党人价值观指向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深刻彰显了一个拥有近百年历史和近九千万党员的世界大党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必将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补足共产党员“精神之钙”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柱、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记者：请张教授详细解读一下“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丰富内容和核心要义，它们彰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渊源是什么？
张彦：“忠诚老实”的核心是“忠”，主要指共产党人要有政治意识、组织意识，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真心诚意、绝对可靠。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忠诚老实的价值观。忠诚老实的价值观要求信仰为先、责任为重。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无数共产党人为信仰、使命、党和人民的事业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是对忠诚老实价值观最好的诠释。
“公道正派”的核心是“公”，主要指共产党人要有公心和正气，光明正大、公正无私，一心为公、一心为民。一方面，公道正派的价值观凝结在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融入到共产党人的气质中；另一方面，公道正派的价值观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性。新时代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要求共产党人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
“实事求是”的核心是“实”，主要指共产党人要有务实精神，自觉认识和把握客观事实，做到唯实求真、务实肯干。实事求是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清正廉洁”的核心是“廉”，主要指共产党人要有高尚操守，不贪不占、艰苦奋斗，做到奉公守法、两袖清风。清正廉洁是中国传统从政美德，也被看作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担当、深刻的忧患意识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最终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汇聚起强大的清廉正能量。
记者：作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品质和追求，“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对当代共产党人的实践要求是什么？
张彦：忠诚老实的价值观要求言行一致、心口合一，脚踏实地、履职尽责。党员干部要时刻不忘对党和人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广大党员要主动接受理想信念教育、自觉加强党性锤炼，坚决反对“两面派”“两面人”现象。弘扬公道正派的价值观贵在营造好环境、选用好干部、争做好公仆。要通过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要做到处事公正，坚持为群众做好事、干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树立起共产党人为民、担责的良好形象。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深入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工作中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清正廉洁的价值观要求共产党人锻造个人修养、培育清廉家风、涵养家国情怀。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 记者 陈立民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省委着眼全省改革发展大局，作出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推动我省努力走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前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月初，省委书记娄勤俭在无锡调研时，要求无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更大力度解放思想、自主发展，努力建设世界格局中的无锡、现代化形态中的无锡，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标杆、示范和领跑者。这为我们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推进探索性发展、创新性发展、引领性发展，提供了目标指引、路径指南、方法指导。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有机统一的，我们要重点做到四个有机结合。一是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对过去发展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传承并发扬光大。同时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该破除的破除，该调整的调整，该优化的优化，该完善的完善，努力在创新突破中开辟发展新境界。二是上级精神与本地实际的有机结合。省委的部署要求是着眼全省的，具体到无锡，具体到县乡基层，既要认真落实不走样，又不能简单照搬照套，切实把上级精神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三是权力和责任的有机结合。负多大的责任就应该赋予多大的权力，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切实改变越往基层责任越多、权力越少的状况，使权力与责任真正匹配起来。四是严管与厚爱的有机结合。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要求和省委制定的激励鼓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切实解决干部不想为、不能为、不敢为的问题，让鼓励探索创新、激励干事创业的导向更加鲜明，进一步形成领导放手干、基层放心干、上下放开干的生动局面。
思想解放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从无锡实际出发，要着力从以下七个方面推动思想解放。
一是围绕产业强市推动思想解放，进一步从片面追求速度规模的情结中解放出来，确立高质量的发展导向。近年来，无锡产业转型升级取得较大成效，去年GDP迈上万亿元新台阶，今年一季度，GDP增长7.6%、全省第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4%、1999年以来首次位居全省第一，多数指标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些核心指标增幅位居全省前列。但也要清醒看到，无锡的产业仍然被挤压在国际产业链低端，仍然被挤压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企业总体上还处于接单阶段，没有进入下单阶段。我们要进一步从片面追求大、追求快的传统思维模式中跳出来，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积极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枢纽经济，提升无锡经济的集聚辐射能力。
二是围绕科技创新推动思想解放，进一步从只注重引进技术不重视自主创新的模式中解放出来，确立科技第一动力的发展思维。实践证明，如果没有自主核心技术，饭碗就难以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引进技术当然需要，但是只引进技术而不重视自主创新、不注重消化吸收再创新、不占领技术制高点，短时间可以过得去，长时间肯定支撑不了。无锡是制造大市，但还不是制造强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加快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着力解决创新与产业结合不紧密的问题。坚持产业强市与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消除科技创新的孤岛现象，打通从实验室到工厂到市场的成果转化通道。
三是围绕保障改善民生推动思想解放，进一步从重物轻人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过去的发展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物质要素轻人的因素、重经济效益轻人的感受、重增加物质财富轻满足人的需要等问题。由此，在工作中有些同志对做大蛋糕兴趣较浓，对分好蛋糕统筹较少；从主观意愿出发较多，从百姓需求考虑较少；看数字统计较多，看百姓实际感受较少。推动思想解放，要不忘初心，始终把人放在第一位，更加注重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和现实需求，更加注重平均数下掩盖的大多数，更加注重丧失能力的极少数，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四是围绕改善生态环境推动思想解放，进一步从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中解放出来，确立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我们既不能脱离发展而单纯地搞环境保护，更不能为了发展而不顾环境。在发展与保护认识上，我们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最初我们是先发展后治理，后来是边发展边治理，现在必须把治理放在发展的优先位置。近年来，无锡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太湖治理作为标志性工程，实现了产业新起色与生态新改善的双重效益。但必须清醒看到，无锡还存在许多生态短板，生态环境还比较脆弱。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系统把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多算大账、算长远账、算综合账，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局部一隅和全市大局的关系，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无锡特色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五是围绕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推动思想解放，进一步从一地一域的局限中解放出来，确立全域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无锡是一个地级市，但无锡的城市能级又超出了普通的地级市，在经济总量等一些核心指标上，已经远超一些副省级城市。对于无锡来说，不能囿于地级市来想问题、谋发展。在内部，各板块不能只打自己的小算盘，要有强烈的一体化意识，在融入全局中实现自身发展。在外部，认清无锡在长三角城市群、扬子江城市群、长江经济带、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区域发展格局中，在全国发展格局中，在世界城市格局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不断提升无锡在区域发展中的能级和地位。
六是围绕深化改革开放推动思想解放，进一步从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确立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发展生态。这些年，无锡在推进“放管服”改革、实行“不见面审批”、承担相关改革试点任务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但是影响和妨碍发展的体制障碍还依然存在，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管理方式还依然存在，束缚市场活力的条条框框还依然存在。市场的活力来自于人，改革就要奔着激发人的活力去，特别是要奔着激发企业家活力去。推进“放管服”改革，关键是要做到宽放权、善监管、优服务，对标国内一流营商环境，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简的政简到位，该建立的制度建立起来，该健全的体制健全起来，充分调动广大企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七是围绕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推动思想解放，进一步从患得患失、怕这怕那的心态中解放出来，确立担当作为的发展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并围绕调动干部积极性，鲜明提出了“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约束和激励并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激励全市上下解放思想、攻坚克难，合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作者为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重要论述，对组织部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为基层组织部门，要按照“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的要求，围绕“高标准定位、高质量发展”目标，紧扣发展大局开展精准培训，坚持因材施教实现精准供给，强化综合施策推动精准落地，加快“八种本领”培养，着力锻造一支高质量干部队伍。
聚焦思想理论，把好精准培训方向盘。作为组织部门，近年来，我们把党性教育和政治理论学习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要任务，着重从三个方面来武装干部头脑。一是坚持自上而下开展集中轮训。采取集中轮训拉开全年干部教育培训序幕，由市委书记亲自到党校开班讲课，以乡科级干部为重点，层层压实任务，分层分类开展培训，实现理论武装全覆盖。二是强化主阵地补钙教育。充分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建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性教育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布局。在党校主体班中，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注重加大党性党规党纪教育，深入开展党的宗旨、党史国史、党的优良作风等教育，引导干部弘扬优良传统、提升党性修养。三是开展红色资源滋养教育。联合延安干部培训学院、临沂党性教育基地、古田干部学院、遵义会议会址等红色基地举办各类党性教育专题班，组织开展铁军集训，使所有干部普遍受到精神洗礼。
聚焦发展之需，踩好精准培训快油门。我们紧跟形势、紧贴实际，实施全方位大规模培训。一是做实主体班。从2015年开始，用4年时间将丹阳800多名乡科级干部脱产培训一遍，每年2期、每期2个星期。同时，突出中青年干部、大学生村官、村和社区及“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等对象，重点突出专业素养和能力建设，开展好相应的主体班，在主体班中开展理论测试。二是做精专题班。注重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与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的有效对接，着眼于关键领域，采取直接举办、委托办班、联合办班等形式，分别开展深化改革、转型升级、全域旅游、精美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专题培训班，着力培养专业化干部队伍。三是做强特色班。加强与名校合作，相继赴人民大学、浦东干部学院、华为大学、斯坦福大学组织开展专题精品培训。今年5月中旬，组织45名一把手赴深圳举办了高质量发展研修班，分别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华为大学进行专题培训和现场教学，让干部在改革开放最前沿进行深呼吸。四是做优短快班。围绕新政策、新思维，开设名家讲坛，并定期组织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紧缺型人才和大学生村官，开设阳光讲坛、青年论坛，共享人生经历和实践感悟，使干部教育更为鲜活生动。
聚焦提质增效，增强精准培训活力源。一是将主责任担起来。发挥好组织部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牵头抓总职能，协调各方形成合力。统筹办班计划，规范办班制度，确保培训工作严格按照干部培训“25个不”禁令有序开展。二是把优质资源整起来。有效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培训机构优质教学资源，深入发掘本地现场教学基地，把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鲜活教材。三是让课堂教学活起来。用好培训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积极推动领导干部、先进典型、行业精英进党校上讲台。四是让培训过程动起来。采取低职高挂、换岗交流、异地磨砺等方式，优选有潜力的年轻干部派往发展前沿挂职锻炼，使年轻干部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增长才干。
（作者为丹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领导干部要练好调查研究这项基本功，时刻保持“五戒”，“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多下基层、常下基层、真下基层，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戒思想认识缺失。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即使阅历再丰富、资讯再发达，也替代不了深入实际、替代不了与人民群众面对面交流。矫正这些错误、片面的思想认识，最根本的就是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更大功夫，融会贯通、入脑入心。调查研究是检验理论水平的好机会，也是提高理论素养的好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事物本质，架起与群众交流桥梁，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要坚持抓工作调研在先，迈开步子、扑下身子，把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
戒群众观念淡薄。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践调查研究，是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是从群众中、实践中汲取营养和力量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装在心里。在梁家河，他带领父老乡亲赤脚站在冰水里修淤地坝，建设全省首个沼气化村；在正定，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往乡下跑，深入到老百姓当中拉家常、问寒暖；在浙江，他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也跑深了与浙江广大干部群众的真切感情。“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的价值指向，“‘身入’更要‘心至’”的方法要求，“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的问题意识，为新时代我们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戒形式主义作祟。调查研究深入土地，决策部署才有养分。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工作中，一定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功夫。”“深、实、细、准、效”五个字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方法论意义。当前，我国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对我们的工作理念、工作方式、体制机制都提出新要求新挑战。调查研究务必深入、扎实、有效，把普遍问题找出来、把真实情况摸上来、把基层创新经验总结好，不断完善推动工作的思路和方法。要坚持集中式调研和经常性调研相结合，统筹处理调查研究和日常工作的关系，集中精力、沉心静气搞好调研。要坚持领导带头和干部参与相结合，发挥好领导干部示范作用，带动各级干部动起来、深下去。
戒回避热点矛盾。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调研的方向。调查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把问题找准，把短板拉长，把底板固好，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决不能遇到矛盾绕着走、发现问题不发声。要抓住难点热点不放，以“抽丝剥茧”的精神，层层剖析，以求突破。要保持韧劲，“不入深山难采良药、不临深池难钓大鱼”，切实动脑筋、下功夫。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推动“六个高质量”，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研究如何以精准监督保障精准脱贫，如何通过强有力的监督执纪问责推动解决环境污染突出问题，如何有效保障“三项机制”落地见效，以过硬的举措取信于民，以群众实际感受评判工作成效。
戒疏于成果转化。兴调研是前提，转作风是途径，促落实是目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要坚持综合性调研和专题性调研相结合，深化对全局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时俱进完善思路举措。要坚持蹲点式访谈和大数据分析相结合，建立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闭环，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果和发展成果。要统筹好解决单个问题与推动面上提升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着力破解体制机制性难题。纪检监察干部要在调研中深化学习、在调研中解决问题、在调研中创新工作，不断提升决策、执行、监督水平，努力把工作做得更精准、更深入、更有质量。
（作者系江苏省纪委省监委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监察组组长）
在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亭湖区主动摒弃不管用的老套路、老观念、老办法、老经验，坚持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老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双管齐下，创新引领与改革推动双向发力，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双翼齐飞，把“四双”战略作为贯彻落实省市部署要求的主抓手，真正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升华认识中提高站位，在创新突破中增强自信。
跳出老套路，坚持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爬坡过坎攻坚期的亭湖，新兴产业发展不够强劲、传统产业升级缓慢、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依然突出。发展过程中的欠账，源于思想解放的不足，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亭湖跳出老套路，以调高调轻调优调绿为导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积累支撑经济行稳致远的后劲。从亭湖位于主城区的实际出发，面向全市生产、生活服务，将现代服务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大力扩张升级新型商贸、现代物流等传统服务业，加快推动金融商务、科技研发、生态旅游等新兴服务业，促进人气集聚、商业繁荣，争当盐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排头兵。加快构建以环保科技为主导，光电信息、新型材料、高端装备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推动先进制造业更快迈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打造具有亭湖标志、领跑行业发展的标杆。
摒弃老观念，坚持老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双管齐下。亭湖建区仅35年，与周边城市相比，亭湖中心城市的首位度还不高，集聚力、影响力还不强。以这次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为契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城市发展要求对标找差，克服过去对城市内涵发展谋划少、观望多，主动上前的少、被动接受任务的多的老观念，注重把握好老城提升和新城建设的关系。在老城改造上，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三治三化专项行动为载体，坚持以改造棚户区、改善水环境、管理精细化为重点，守住城市文脉，彰显城市特质，不断提升老城品质。在新城建设上，以拓展功能配套为重点，合理布局学校、医院、城市综合体、公园绿地等项目，以生态化、精致化为方向，做强做优城北片区和亭湖新城，全面提升新城品质和环境，形成精致紧凑、大气包容的城市新格局。
升级老办法，坚持创新引领与改革推动双向发力。改革创新推进的力度强度本身就体现了解放思想的深度广度。每一次思想的突破、机制的变革都带来了经济社会的进步。面对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唯有改革创新才能找准解决路径、激发新的动能。必须继续深入推进创新驱动，以环保科技城、光电产业园为主要载体，重点突破与大院大所合作，引进与产业发展相关的研发机构，出台政策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高度重视人才的招引，拿出有针对性、有含金量的举措，为亭湖高质量发展集聚高层次人才。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解放思想的发力点，充分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继续以在手的国家、省改革试点为龙头，着力推动行政审批、财政金融、农业农村、社会治理、党的建设等重点领域的改革，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摆脱老经验，坚持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双翼齐飞。党的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的新方向，既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也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内涵。解放思想是推进“强富美高”新亭湖建设的重要法宝。作为兼具主城区、大农村特点的城乡复合型城市区，亭湖坚持系统化思维、注重规律性把握，遵循彰显环保特色、厚植生态底色、还原城市本色的发展路径，更加注重城乡之间在资源配置、公共服务、产业协作等方面均衡协调，以中心城区带动5个卫星镇彰显优势、特色发展。发挥亭湖镇村近郊的优势，把乡村振兴的重点锁定在依托城市、服务城市上，以城市发展带动镇村，在基础设施衔接、公共服务配套、城乡居民生活上加快接轨，同时以乡村的优美环境、优质产品、优良生态满足大市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城市与农村互相融合、互动发展、共同繁荣。
（作者为盐城市亭湖区委书记）
当前，江苏的开放型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跨越的重要关口。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推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补短板、挖潜力、增优势，努力在五个方面寻求新突破。
以有效供给突破中低端锁定
供给能创造需求，也能抑制需求。能适应需求的供给是有效供给，抑制需求的供给是无效供给。江苏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供给体系作支撑。
以提高科技供给质量支撑价值链提升。提高江苏开放型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必须强化创新驱动发展。要完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服务监管等长效机制，支持企业高水平建设各类科技创新载体，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更大力度支持各类开放载体与世界先进科技园区、机构、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吸引海内外各类科技人才和各类高水平研发机构落户，利用全球资源推进科技创新。打破各创新方之间的壁垒，构建产学研金介政“六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当前，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重大调整，信息化、网络化和传统工业的融合成为各国制造业竞争的制高点，而主攻方向则是智能制造。要在国家级开发区遴选一批基础条件好的重点企业，开展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智能制造创新体系试点，努力把国家级开发区建设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智能制造示范基地。省级开发区要推进企业装备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积极引进智能制造重大装备、关键原材料和基础元器件，加强智能制造的工业信息基础设施支撑。
以统一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安全标准倒逼无效产能退出。要在有限的空间内提高单位产出效益，必须加速“腾笼换鸟”。针对我省不同区域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对传统发展路径的惯性依赖问题，有必要在制度层面制定统一的标准体系，用严格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安全标准倒逼过剩产能、落后产能退出。
以结构优化突破结构性缺陷
经济结构与发展质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协调平衡开放型经济各构成部分之间以及各构成部分的内部关系，合理配置开放型经济生产要素，释放结构效益，推动开放型经济系统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着力扩大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出口。品牌竞争是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一个重要特征。要深入实施品牌战略，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影响力的本土品牌，以自主品牌所具有的无形资产和价值创造的双重功能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积极引导加工贸易由组装加工向研发、设计、核心元器件制造等环节延伸，逐步实现从代工生产、代工设计向自主品牌的转变。
着力提高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比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水平的重要标志。要主动适应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从产品领域向服务领域转移的趋势，通过建立健全国际服务贸易促进平台等综合措施，加大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建立海外营销网络的支持力度，提高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充分发挥服务贸易高附加值与环保节能的双重优势。积极采用外贸综合服务、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拓展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最大限度地降低外贸成本。
着力增强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从根本上说，利用外资是为了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增强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路径。增强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非常重要的是要更加注重引进外资的产业关联效应，积极推动内外资企业融合，加强内外资企业配套协作，增强内外资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前后向联系。
以深化开放突破不平衡短板
过去40年江苏的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江苏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要按照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拓宽对外开放新领域，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更大步伐走出去吸纳集聚全球优质资源。这是江苏开放型经济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要深入推进企业国际化，鼓励行业骨干企业加快全球生产布局，引导企业建立境外营销网络、销售中心、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行业骨干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或同行业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平台走出去，以提高境外投资的集中度和投资回报率、规避投资贸易保护主义等壁垒。加快建立境外投资贸易信息咨询系统，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前置帮助。建立健全常态化的风险防范机制。
扩大多形式的金融开放。要积极争取上海、深圳前海等自贸区人民币跨境使用、资本项目可兑换、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领域的相关政策向江苏延伸。在认真总结苏州、昆山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点的基础上，推进改革试点增量扩面，探索推进以国内贸易背景和供应链融资为基础的跨境人民币融资创新业务。鼓励省内企业到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区设立子公司，对接金融机构，开展跨境投融资业务。积极引入国际一流的外资银行，借鉴国际金融领域的先进管理理念，促进我省金融业改革发展。积极支持省内法人金融机构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或海外银行，为江苏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好的境外投融资服务。
充分发挥进口的综合效应。积极扩大进口我省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所急需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增加城乡居民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积极培育发展各类进口主体，推动出口型企业向进出口并重转型，支持有实力的外贸企业整合进口相关环节，打造“国际采购—进口—自营销售”一体化平台，减少中间环节和交易成本。
以特色发展突破同构化障碍
开发区是江苏开放型经济的主要载体。根据不同类型开发区的设立初衷、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明确功能定位，合理产业布局，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集约发展水平，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新区要致力于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高新区亟需把建设的重点聚焦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上来。要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加快集聚高层次人才等各种创新资源。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推进技术高端化，发展高端产业，力争在相关领域成为领跑者、开拓者。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彻底打通关卡，破解实现技术突破、产品制造、市场模式、产业发展“一条龙”转化的瓶颈。
经开区要致力于建设现代产业集聚区。围绕江苏“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目标，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品牌化的方向，做好“现代产业”这篇大文章。大力发展我省具有比较优势的新材料、节能环保、医药及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软件业、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推进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同时，要大力推动经开区错位发展，聚焦最有条件、最具优势的领域，形成不同经开区各自的产业特色和产业优势，形成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
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要致力于发展服务经济。应认真借鉴国内外自贸区发展的经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结构调整，强化资源整合，致力于发展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的服务经济。积极拓展现代物流、国际中转、配送、采购、贸易结算等方面的功能，加快低端产业、非保税项目向区外转移。同时，积极争取自贸区一些先行先试政策向我省海关特殊监管区延伸。
以制度创新突破体制性弊端
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供给的创新是关键。必须强化问题导向，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形成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政策保障。
建立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能够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点突出五个方面的评价指标，即产出效益指标、结构优化指标、科技创新指标、开放合作指标以及绿色生态指标。
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增强开放型经济的内生活力，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用行政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从实际情况看，我省大多数的开发区已经具备了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基础和条件。要积极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验，探索对内外资实行统一的负面清单制度，给予内外资企业统一的国民待遇。目前，可以先选择体制机制灵活、“小而精干”的开发区，开展负面清单管理试点，在取得成熟试点经验后，再在其他开发区进行复制推广。
完善精简高效的开发区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开发区管理与开发、条线与属地、区内与区外等各方面的关系，把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转移给社会组织，充分依托所在地人民政府开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工作。推广苏州工业园区经验，鼓励有条件的开发区实施大部制管理模式。借鉴上海浦东陆家嘴的经验，选择有条件的开发区，探索市场主导型管理模式，将开发区的管理机构由政府部门改为公司管理。
（作者为紫金传媒智库特聘研究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如何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新时代的健康需要，加快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发展，提高全体居民的健康水平和健康权的公平享有，是我国新时代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也是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有了根本性改善，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对维护和增进健康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同时，我国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与人民健康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严重，全国大范围空气质量低下；城乡基层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居民就近就医的需要，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也不利于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卫生资源配置、健康服务能力、人群健康水平等的明显差距，形成了健康发展的不平衡；深化医改的成效显著，但仍然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复杂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等等。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转变观念，真正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重大调整，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GDP数值衡量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到以促进社会福祉为目标、用人民健康衡量国家富强的水平，这一转变意义重大。但要将这一思想落实到实际工作中，需要各级党政领导真正转变观念，在做出经济社会政策决策时，在启动各领域项目时，均能优先衡量其对人民健康的影响。
强化保基本目标，落实政府的健康责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在卫生与健康领域更是突出了政府的健康责任。但是，我们在强调党和政府健康责任的同时，也必须明确政府健康责任的有限性。无论是我国的宪法，还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政府对全体居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个责任是有限的，是与保障全体居民健康权、生存权相适应的。因此，深化医改明确了“保基本”的改革重点，就是要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基本健康权保护。
有效推进多元化发展，满足多层次需要。政府的责任是保基本。要满足全体居民多层次、多样性的健康需要，必须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健康服务的提供，建立多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议政府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高端、特需等非基本健康服务的同时，制定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鼓励企业以回馈社会为目的投资于医疗卫生服务，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或参与公立医疗机构的运营，引导全社会参与公益、慈善等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保障网，促进健康公平。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影响了全体居民公平享有健康权，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清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将会较长时间地存在。要实现有效保护全体人民的健康权，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牢固的社会保障网，缩小不同医保制度医疗待遇差距，实现政策公平。要加强医疗救助、社会救济等社会安全网建设，保护贫困、弱势群体的健康，从而保障全体居民的健康公平。
（作者分别为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副院长、健康江苏建设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的推动下，江苏服务业新业态层出不穷。在此情势下，如何加快服务业新业态发展已成为我省面临的重要课题。
当前，不少服务业新业态均借助互联网产生。互联网企业，特别是具有品牌效应和广泛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在服务业新业态的催生和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省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却与我省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相比并不匹配。在2017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榜单中，江苏企业仅占6家，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福建则分别有31家、20家、9家、8家、8家进入100强。同时，全国前十位互联网企业中并无江苏企业，江苏排名最靠前的苏宁控股集团仅列第12位。互联网企业的一大特点是市场集中度高，市场占有率主要集中在本行业排名前几位的企业中，2017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中，前五名企业的互联网业务收入占百强互联网业务总收入的50%以上，前五十名占到95%，可见互联网行业市场集中度之高。由此可见，与江苏在全国的经济地位相比，江苏互联网企业数量明显偏少，且缺乏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巨头，这严重制约了江苏服务业新业态的创新和发展。
由于信息技术创造和改造的新兴业态服务业具有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使得某一领域的互联网企业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细分领域的互联网企业只有将自己打造成行业第一，才能生存下去，而知名度和品牌建设对于互联网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对此，我们建议通过财政支持、政府采购、广告投放、帮助树立公众信任等措施促进我省相关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以此占领国内市场和提升国际市场份额，并进一步通过兼并重组巩固自己的行业地位。与此同时，实施标准化战略。加快制定并发布一批由江苏服务业新业态主导的业态标准，以标准建设促进江苏服务业新业态的品牌建设和影响力的提升。鼓励和引导传统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深度合作并分享市场。
（作者为扬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集聚是经济互动最突出、最普遍的地理特征，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是以集聚促发展的有效方式，也是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实践的必然要求。
目前为了吸引文化企业入驻集聚区，地方政府不但完善了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还以专项补贴、税收优惠、租金减免等形式给予入驻文化企业优惠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目前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更多倚重地方政府的推动，而非企业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市场化集聚。而部分集聚区招商中缺少明确的市场定位，对入驻企业条件过于宽泛，追求大而全，也导致入驻企业之间缺少共生互补性、价值链需求、产业链联系，形成了一种为集聚而集聚的局面。这种只注重入园企业的物理集聚效果，缺乏对集聚区主导产业以及产业生态环境的全局考虑，阻碍了文化产业集聚区集聚经济效果的有效发挥。
因此，江苏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亟需从目前从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型，转为基于系统性优势的支持文化企业良好发育的集聚推动型。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从积极的主导型政府向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转变，致力于建设有利于增加集聚外部性供给的环境。建议出台针对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法律法规，规范文化产业集聚区内企业的经营行为，形成尊重契约、诚实守信、保护知识产权的集聚区生态，以制度优势吸引文化企业集聚。可在文化产业集聚区培育宽松自由、开放包容、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以此吸引高水平的文化产业专门人才。搭建基于业务分包、服务关系形成的正式合作网络，以及基于信任、互惠、隐性行为准则形成的非正式交流网络，促进知识溢出和信息扩散，提高文化企业的创新绩效。
（作者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母校欠你们一个男朋友”“愿你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头号玩家”“你们占据着大时代的C位”……毕业季，一些大学校长纷纷在毕业典礼上展示着自己的演讲才华，精彩不断，“金句”频出，在博得满堂喝彩的同时，也引发了各方的思考。
八年前，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场让人耳目一新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中，李培根一反大学校长板着面孔教训人的传统方式，把“打酱油”“俯卧撑”等当年流行的网络热词来了个大串烧，受到学生和网络高度好评，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根叔”。
应该说，毕业演讲精彩纷呈，“金句”频出，这是好现象。不管是“入校首课”还是“最后一课”，都是大学生活中的重要一课。并且，这两堂课因为时间节点特殊，往往对学生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在学生人生记忆中有着更为重要的位置。在这两场演讲中，校长们用年轻人熟悉的话语体系传达道理与智慧，顺应了时代和青年的需求。那些有人文思想和济世情怀的诚恳表达，那些赢得年轻人喜爱的俏皮言语，那些有如家人般温暖的谆谆嘱托，不但让学生们肃然和感动，也赢得了社会的肯定，让公众看到了每所高校独特的精神气质。
有人担心，校长们变了“腔调”，网络语言信手拈来，这种趋势会让大学教育和大学精神变了味道。其实，只要网络语言的使用取舍有度，远离低俗和戾气，其直白与通俗的表达恰恰能为毕业添加欢乐与融洽的气氛。有些校长正因为用了更贴合年轻人的网络语言，显得更加年轻、时尚，而且更亲民。“金句”频出的演讲，成为青年学生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在毕业生们的心灵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问题是，对校长来讲，“教育金句”不该仅仅闪亮在毕业典礼“最后一课”和开学典礼的“第一课”，而应该体现在教书育人的全过程。
不妨讲一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不久前，一位从理工类大专毕业的学生喜滋滋地向笔者展示了她的毕业证，让笔者惊讶的是，由于校长签名章是繁体字，她居然问笔者：这两个是什么字？一位大专毕业生居然不知道自己的校长姓甚名谁，这固然与这个学生学识不精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的校长离她有多远、多陌生！几年前，南京市有位中学校长在拍毕业照时，只拍了一个班级的一张照片，剩下的班级在拍毕业照时，将校长的位置留出来，拍好以后再将校长的照片PS进去。堂堂一位校长，居然连拍毕业照的这点时间都不给学生，这样的校长，毕业典礼讲得再精彩，又能感动得了谁？
不禁又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一件小事：一次，南师大的校长到宿舍去看望学生，被宿管阿姨拦在门外，这位校长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要表扬你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的精神；一句是，我要批评我自己，来宿舍来得太少了。这个细节看似微不足道，却从中传递出大学精神与教书育人的本质。大学校长是大学的校长，更是大学生的校长。如果一个校长成天忙于会议，整天想着俗务，有时间迎来送往，却没时间去看看学生，这样的校长，恐怕不是大学生欢迎的校长，也不是一个称职的校长。遗憾的是，只要浏览任何一所大学的官方网站，统计一下校长的工作日程，不难发现校长们都被各种行政会议、外出访问、接待贵宾等“任务”占满，而他们最重要的交往对象——学生，反倒被忽略了。
大学校长是学校办学方向的指引者，是教育改革的指导者和教育理论的实践者。无论是“第一课”还是“最后一课”，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金句”出现。但更为重要的是，校长应该舍得花时间花精力经常性与学生在一起，将自己从繁忙冗杂的会议事务中解放出来，走到学生中间，像袁隆平“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一样，把“教育金句”写在教书育人的课堂中，写在关爱学生的宿舍里。做不到这一点，却把精力放在毕业典礼飙“金句”上，说得好听是浮躁，想以一次演讲代替全部的教育，说得不好听是沽名钓誉的作秀。
魏晓敏 魏 旭
最近，石家庄市裕华区婚姻登记处出现“扎堆”离婚的现象。为了让孩子在片内入学，部分一方户口没在片内的夫妻，只能无奈地假离婚。
钱江晚报：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以折腾万千家庭为代价，无论如何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早在2016年2月，教育部就曾提出，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择校冲突强烈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片”。这一措施，客观上可以防止假离婚等离奇情况的出现。孩子入学，要学习的人生第一课就是诚信。不知，目睹父母假离婚的同学，会在心灵上受到怎样的冲击？当地教育局应尽快亡羊补牢，为孩子们多增添一些便捷的入学途径。
再评：大家都明白，尽可能均衡教育资源，尤其是均衡优质义务教育资源，才是根本出路。某些地方试点让优秀教师在不同的学校轮岗、传帮带经验不那么丰富的教师，是一种积极探索。另一方面，教育投入应向基础相对薄弱的学校倾斜，减少直至消除起跑线不公平和马太效应。许多工作固然需要时间，但只要朝积极的方向努力，就会有向好的变化。最要不得的就是，光摆困难和问题，在“限”与“卡”上打转转。
最近，陕西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小李，因为身高低于150厘米，学校就业办通知她，不能参加教师资格认定。幸好，陕西省教育厅相关工作人员回复，小李问题特事特办，还计划明年取消教师资格证身高限制政策。
新京报：无论是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还是1995年实施的《教师资格条例》，都没有对申报教师资格的身高做出过具体要求。在《教师法》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将身高与教师资格挂钩，从而减损公民权益的做法，是得不到上位法支持的。我们在此呼吁，尽快形成全国性的统一规范和共识，取消教师资格身高要求。
再评：一个人个头矮的原因有很多，先天基因、营养不良、误用药物、发育障碍等等，都可能导致身高不理想，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必须指出，身材高矮与能力多少、品德高下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某些规定非要对个矮的人设卡，一方面涉嫌就业歧视，另一方面也是在回避现实中有太多“优秀的矮个”。平凡的人也是伟大的，个头高矮并不是决定因素。生理差别被“漂移”，是一种固化思维。健康成熟的社会要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基于此，那些阻碍人人出彩的绊脚石，理当被去除！
近年来，国内高校因严格限制游客访问而引发争议。据报道，北京大学近日首次推出“刷脸入校”系统。未来，北大有望在所有出入校门都添加“刷脸”设备。
甲方
“刷脸入校”，是技术便民
技术改变生活，时至今日这不是一句标语，而是深刻体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之中。北大的“刷脸入校”，也是如此。
“刷脸”技术，可快捷、精准、卫生地进行身份认定，近年来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例如，刷脸入站、刷脸支付、刷脸解锁、刷脸报到，等等。“刷脸入校”，是这项技术的又一创新使用，对校园管理来说，可谓好处多多：一来可以解放人力，二来可以保证识别精准度，三来可以防止黄牛租售校园卡,冒用、借用他人证件等情况，四来可以在特殊时段需要加强管理时，方便提升安全管理能力，达到精准防范。对在校师生来说，也免去了忘带证件的不便，以及被保安拦岗的尴尬。此外，作为一项可见可感的技术实践，“刷脸入校”还能彰显高校智慧校园的理念，推荐和展示最新的前沿技术。
有观点认为，“刷脸入校”是用技术架起一堵新墙，是封闭而排外的体现。其实不然，首先“刷脸入校”并没有杜绝外来人员，只要在网上提前预约，游客同样能享受“刷脸入校”的便利。更重要的是，高校是否封闭、是否排外，不在于有没有墙。只要在思想上坚持兼容并包，在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没有固步自封，没有闭门造车，这样的北大永远是开放的、虚怀的。无论是拦岗查证，还是“刷脸入校”，都是校方在努力为师生营造一个安全而有秩序的校园，营造一个潜心学习、安心钻研的环境。即便是游客自己，估计也不会想见到一个拥挤而无序、嘈杂而凌乱的燕园。毕竟，北大之于社会的意义，不是只成为供人参观、瞻仰的公园，而是坚守思想的高地，为真理而上下求索，为至善而不懈奋斗，为纯美而虔诚以待。
“刷脸入校”，与其说是“墙”，不如说是“窗”。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的便利与柔性，看到校方优化管理的诚意与智慧，看到百廿北大的常新与俱进。进北大“刷”下脸，又有何不可？ 颜云霞
乙方
“刷脸入校”，是无形的门槛
从大学门前直白的“限外令”到如今温和的“刷脸入校”，技术外衣的包裹下，内在的价值取向其实没变——依然是封闭而排外。
大学不是公园，但大学也不是私家庭院。国内许多高校围墙高耸、安保重重，校方把限外的原因归结于安全考虑，担心太多的游客破坏校园安全环境，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然而高校的“围墙”真能带来校园的安全吗？实体围墙的安全更多来自心理上的安慰，就算“刷脸入校”，也不能精准分辨好人与坏人，不是吗？校园的安宁有序，更多的需要大学内部的规章制度来保障，与游人多少并无必然联系。
大学之大，在于其自由开放的大学精神。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大学均没有围墙，也不乏游人参观。一些学校会定期组织开放日活动，由导游或教授进行专业讲解。他们认为，与其让家长、学生盲目参观，不如有意识地展示自己。开放的校园，也代表着其开放自信的思想态度与办学理念。许多人曾津津乐道北大“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学术惯例，蹭课曾是北大等名校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一所大学连校门都不敢开放，又谈何自由开放的大学精神？
国内高校要勇于“破墙”，拆掉横亘在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藩篱。这里，要拆除的不光是坚固的有形之墙，更是各种思想、观念和制度上与社会隔绝的无形“围墙”。拆掉“围墙”，在融入社会的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与支持——大学可以与毗邻大学之间形成合作共通的格局，让学术资源的分享和校园人才的交流变得更为便捷；大学可以利用与科研机构之间近距离的优势，建立诸如斯坦福与硅谷的“伙伴关系”；大学可以与周边社区相互融合，实现资源共享，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鸡蛋从内部打破才是生命，大学自身修炼内功，主动拆掉“围墙”，才能自信地迎接更多的人走进校园。同时，大学开放不可能孤立于社会，全社会共同协力，才能让大学“破墙而出”，更好地融入社会。 杨 丽
全球城市是具有最高城市发展能级的领先城市，具有资本、信息和产业的管控能力，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处于枢纽性的地位。随着全球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和经济产业的集聚性，人口集聚和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全球城市最直接的特征。全球城市的人口状况虽然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仍然表现出一些共性的人口特征，即人口的高密度性、高流动性和人口多样性。而这些人口特征的核心机制是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性，全球城市在移民过程中构造了移民城市，影响城市的年龄结构、族群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得全球城市成为最有活力和最有动态性的人口地区。
对于全球城市的发展，有必要促进适应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的发展和治理，完善适应人口流动性的运行和管理，以及为适应人口多样性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全球城市的发展需要根植于人口的状况、结构以及动态，服务于不同人群的具体特点和需求，提供增强包容性的发展策略，以推动不同人群共享全球城市发展的成果和机会，共同致力于城市的发展和创新，并从而构造出一种包容的、共享的城市发展格局。
第一，全球城市要建设“不分来源、人人共享”的城市。
全球城市需要实现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的共享发展，全球城市是本地人口的城市，也是移民作为城市主体的城市。从根本来看，既然移民是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特点和主要动力，那么，鼓励移民，就是鼓励全球城市的发展，限制移民，就是限制全球城市的发展。移民不仅不是城市发展的负担，而是城市活力和竞争性的来源，通过文化多元主义的包容和吸纳创造多样性，也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的创新能力。
第二，全球城市要建设“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城市。
全球城市除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和人才政策，还需要考虑包括婴幼儿、儿童、妇女、老年人口等所有人口群体的生活和福利。全球城市不仅要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同时也需要建设妇女友好型城市、儿童友好型城市，重视城市生活空间和社会服务空间的打造。
第三，全球城市要建设“不分贫富、人人共享”的城市。
全球城市人口的多样性未必就意味着城市的分化性。但是显然，全球城市面临着社会结构分化和对贫困人口驱离的巨大风险。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全球城市需要积极应对扩大的不平等。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并促进中产阶层的形成，在全球城市中建设强大的中产阶层社会。
因此，要建设出更加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根植于人口状况和人的生活，而不仅是从资本运作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城市。需要结合人的发展、人口活力的提高、人口主观能动性的提高和生活福利水平的提高，将其构造成全球城市的建设内容。城市需要提供有利于人口生活和发展的空间安排和公共政策，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从而实现卓越的全球城市发展目标。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