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人王世贞作序 南京人胡承龙刻印

　　金陵本《本草纲目》问世记

　　仇庆年的新年愿望是，“有人能和我一起，把最传统、最纯正的中国颜色，流传下去。”

　　朱砂、胭脂、雄黄、石绿、花青……这些读起来极其动听的颜色，在宣纸上会晕开怎样的美丽？中国颜色，是两千多年前长沙马王堆辛追夫人棺木上鲜艳的朱砂，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宋《千里江山图》上层叠的青绿，是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沈周写意花鸟画中优雅的花青……时移世易，从矿物、植物中提取的传统颜料逐渐被化工颜料所替代，制作者更是少之又少。幸而在苏州虎丘还有一家庆年堂。仇庆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被业界称为中国最后的“颜料大师”，他做了54年的传统颜料，今年74岁，还在做。

　　朱砂，历经千年依然鲜红

　　朱砂，大红色，古时称作“丹”。几千年前，中国人就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皇帝们的“朱批”，即是用朱砂调成红色写批文，点批状元用的也是这种颜料。

　　正如朱砂历经千年依然鲜红一样，非遗国画颜料制作技艺传承人仇庆年，在2017年末成为“网红”。在央视热播的《国家宝藏》里，仇庆年演示了传统颜料的制作过程，让观众惊叹于《千里江山图》不褪色的神奇。年逾古稀的仇庆年也因此感受了一把“网红”的热度。他的女儿两年前在淘宝开设了庆年堂店铺，帮父亲卖颜料，以前少有人问津，最近却是顾客盈门，粉丝也迅速攀升至将近13万。仇庆年用4年时间写就的《传统中国画颜料的研究》一书，月销量已经过千。仇庆年靠着一双手将矿石敲碎、磨粉、过筛、漂洗，寂寞了半个多世纪，突然的火爆让他始料未及，为了感谢粉丝的支持，他在每本书上都写上祝福、留下签名。

　　更多的人购买、使用庆年堂颜料，更让仇庆年欣慰。庆年堂里，最便宜的钛白粉3克6元，最贵的佛赤金0.3克350元，销量最高的21色套装520元……相比量多又便宜的化工颜料，仇庆年的颜料在价格上没有竞争力，可是考虑到传统颜料取自珍贵的矿石，再加上手工劳动，这样的价格又算是非常便宜了。为了降低成本，他的颜料都用最普通的小密封袋装着，再包上一层标注颜色的白纸。

　　幸而，好东西一定会有人欣赏。有位网友晒出了自己制作的庆年堂色卡：妩媚的胭脂、跳跃的藤黄、清泠的花青……即使不会画画的人，也会被这色卡所魅惑。而在行家眼里，仇庆年的颜料高雅古朴、自然纯粹、细腻绵柔，天然与化学的本质区别，只有用过才能慢慢而深刻地体会到。

　　雌黄，写错了就用它涂抹掉

　　雌黄，明亮的黄色，古人用黄纸写字，写错了，用雌黄涂抹后改写，这也是“信口雌黄”的来源。雌黄的色彩，像黄昏的落日，敦煌莫高窟壁画上梦幻般的黄色，就有雌黄的贡献。

　　面对突如其来的追捧，仇庆年并没有迷失——支撑他的，是传承千年的匠心。“做颜料和做人一样，要真材实料，扎扎实实下功夫。”仇庆年举着那块经常用来演示的石头说，“这是雌黄，做出来的黄色很漂亮，但是做人可不能信口雌黄。”

　　无论是在《国家宝藏》中，还是在虎丘的工作室里，仇庆年都用雌黄来给人们解说传统颜料的做法。他先用榔头敲下几块可用的碎石，再用杵臼研磨到细碎，接着过筛，再放在碗里，用一个悬挂的石杵慢慢地碾，每天碾8小时。20天后，粉末开始泛光，倒入水中，通过沉淀分离出不同层次的颜色。

　　重复了多少遍，每一遍仇庆年都是细细研磨、娓娓道来，或许是来访者好奇的脸庞，让他想起了20岁时初学艺的自己。1964年，仇庆年从苏州高级中学毕业，分配到苏州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合作社，跟随薛庚耀先生学艺。姜思序堂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颜料作坊之一，明末清初，苏州阊门都亭桥就有制作传统颜料的姜氏思序堂店铺。1949年后，姜思序堂传到薛庚耀手中。

　　“当时一起来学的有两个人，另一个觉得太苦，不到两个月就跑了。”时隔那么多年，仇庆年回忆起来也还是皱眉头，“厂房里都是灰，很脏，从早到晚磨石头，很枯燥也很累。”他也说不清自己当时为什么留下了，可能就是比别人多一点点吃苦的决心，多一点点耐得住寂寞的心，于是在那颜料研磨台前，一坐五十余年。

　　做颜料既花力气又费心思。仇庆年走南闯北，去湖北、云南、甘肃等省寻找矿石。退休后，自己花5万元到云南找了一个月，一无所获。找矿辛苦，制作也辛苦。任何矿物颜料，从砸碎石料到最终做成颜料，至少要一个半月。长年累月，仇庆年得了腱鞘炎、网球肘、腰椎间盘突出等系列职业病。但是他很为自己做的颜料而自豪。他称那些一管一管的化工颜料为“牙膏”，是“假的颜色”。“传统颜料纯天然，自然是什么颜色，颜料就是什么颜色。”而且，天然的颜色才能保持千年不变。曾经有专家将他的颜料与敦煌壁画所用的颜料对比，发现成分几乎一模一样。正是这份跨越千年的匠心，一代一代守护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青绿，描绘锦绣江山的颜色

　　青绿，指石青和石绿。石青取自一种蓝铜矿，常与孔雀石共生，石绿由孔雀石研制而成。按照质地粗细，石青和石绿分为头、二、三、四这四种深浅不同的颜色。古人描绘锦绣江山，常以石青、石绿为主色，这种手法被称为“青绿法”。

　　《国家宝藏》的开卷之作，北宋天才王希孟18岁创作的长达12米的《千里江山图》，就是青绿山水的代表。最值得一提的是该画的五层上色法：第一稿水墨勾底，第二稿赭石上色，第三层石绿上色，第四层再叠加一层石绿，第五层用石青上色。“《千里江山图》气势磅礴，色彩至今耀眼夺目，因为这江山的颜色是从石头中提取的。”仇庆年感慨，如今不仅这样的绘画技巧难得，舍得用这么多石青石绿颜料的画家也越来越少，“毕竟价格比‘牙膏’贵太多，所以我的颜料需求不大，只有几个画家朋友定期向我采购。”仇庆年的颜料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供给博物馆修复、复制古画，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清明上河图》，就从他这里采购颜料，连大英博物馆都派人来讨教。

　　为了做颜料，30多岁时，仇庆年跟随“吴门画派”传人张继馨学了两年绘画，创制出“霜青”这种颜色。古代宣纸是晒出来的，而今使用漂白剂制作，残留物很多，传统的花青画上去，不仅颜色不对劲，而且牢度不够容易褪色。仇庆年经过上百次实验，研发出改良版花青，黄胄、程十发、唐云、亚明等都使用过，黄胄建议将之命名为“霜青”，意为“经久不变”。

　　经久不变的还有画家和颜料制作者的关系。姜思序堂的原址距唐寅故居200多米，距文征明故居500多米，仇庆年想象，这两位大画家都曾在姜思序堂买过颜料。学艺期间，师傅带着仇庆年结识了许多书画名家。仇庆年与费新我颇为投缘，费新我喜欢用仇庆年做的八宝印泥，建议他把散装印泥改成礼品包装，颜色随意搭配，仇庆年这么做了，果然大受欢迎。有位画家听说栖霞山有蓝铜矿，告诉了费新我，费新我立刻打电话给仇庆年，仇庆年立刻赶往栖霞山，果然觅得宝贝。

　　庆年堂也是在画家们的支持下建立的。原来的姜思序堂2005年宣布倒闭，57岁的仇庆年下了岗，画家们鼓励他成立工作室，自己做颜料。“现在画画的大多都不会用传统颜料了，认都不认得，但只要还有人用，还有人欣赏，我的付出就值得。”仇庆年说。

　　泥金，用手掌把金子磨成颜料

　　泥金，用金子做的颜料，尤为珍贵。做法是先把金粒磨成金箔，薄到能在空中飘起来，这个过程要一气呵成，所以中间只能吃大饼、少喝水，以防频繁上厕所。还要剪净指甲，用手掌来回磨金箔，磨三天，再沉淀两周，去粗取精，得到细腻的泥金。

　　“我老了，泥金做不动了，再过几年，其他颜料也会做不了的。”说到传承这个话题，原本神采飞扬的仇庆年有些黯然。如果找不到传承人，这门技艺就将失传。“这一行有多辛苦我是知道的，我也没什么资格要求年轻人来吃这个苦。”仇庆年说。

　　前几年曾有人来拜师，没待几天就打了退堂鼓。“人家这么做也可以理解。做颜料既辛苦还不能发财，我这么大年纪还住在四十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买个房子就要好多钱，不能不现实。”连自己的子女，仇庆年也只能慢慢培养他们的兴趣——“儿子做模具生意，那东西都是量产的，省事，估计也不愿意来和我学做颜料。”

　　传统颜料制作还面临原料稀缺的问题。仇庆年当学徒的时候，很多原料就比较少了，但还有途径可以弄到。“单位开个介绍信，通过冶金部就可以去各个矿里找了。”仇庆年曾经跟着师傅拜访过一位老人——据说以前是宫里的，从老人那里得到了一点红珊瑚碎屑。如今，冶金部没有了，民间资源更是越来越少，都被收藏家们炒到仇庆年望尘莫及的地步。之前得知有人手里有块青金石，仇庆年去问价，人家开口要900万。在仇庆年看来，那块石头只有一部分可以做颜料，人家却表示，卖这个价还亏了呢，再放放，行情还能往上走。

　　一个手艺人，无力负担这样的成本。在《国家宝藏》里，仇庆年拱手拜托大家：“有什么好原料告诉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马上过去找。”每一次去参观地质博物馆，或者去学校做讲座，他都不放过机会。“有个北京地质博物馆的志愿者联系我，说有朱砂，我让他先拍些照片给我看，如果我觉得可以再寄小样给我。”仇庆年痛心地说，“现在矿石都有假的呀，我怕这些热心帮忙的人被骗了。而且，不是所有颜色的朱砂都可以做颜料，合不合适，是要好好挑的。”

　　仇庆年的工作室里有一个小本子，每有来访者，他都一定要对方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他希望，《国家宝藏》带来的热度能慢一点消散，他想趁着大家还没有忘记他的时候，多接到几个电话，多接待几位访客，多办几场讲座。“我一个人能做的只有这些了。”仇庆年的新年愿望是，“有人能和我一起，把最传统、最纯正的中国颜色，流传下去。” 记者 徐宛芝

　　太仓人王世贞作序 南京人胡承龙刻印

　　金陵本《本草纲目》问世记

　　明万历八年（1580年）秋，一艘远道而来的航船在太仓直隶州的护城河卖秧桥堍靠岸，一位身材瘦削、胡须斑白的老人上了岸。他是李时珍，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 年已六十出头，此次来太仓，是想找文坛盟主王世贞作序。

　　李时珍耗费27年时间，撰写了52卷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他携书稿到出版中心南京，想找书商刻印，但此书卷帙浩繁，出书成本太大，且当时李时珍没有名气，书商担心书卖不出去，没有一个愿意刻印。

　　李时珍于是想到，如果能请到太仓人王世贞写序介绍此书，书商就有信心出版了。《明史·王世贞传》说：文坛盟主李攀龙去世后，王世贞独主文坛20年，名声笼盖海内，只要他有一言半句的褒奖，作者立时声誉鹊起。

　　王世贞曾任湖广按察使，但时间较短，李时珍又是医生，两人不大可能有机会相识。不过也有后人研究认为，李时珍有位老师叫顾问（字日岩，进士），和王世贞要好，顾问生前曾请托王世贞为李时珍正在编撰的药书作序，王世贞答应了。万历八年，李时珍为了表示求序诚意，特地誊抄了一部书稿带到太仓。

　　王世贞家在太仓直塘镇（今并入沙溪镇）弇山园，李时珍又坐船赶去，王世贞答应替他写序。

　　王世贞有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之才，写篇序倚马可待。但他是个认真的人，需要将李时珍的书稿看过后才动笔。据记载，王世贞生有异禀，看书很快，且过目不忘，但为《本草纲目》作序一事拖了10年才动笔。

　　有人说，这是因为《本草纲目》中有反对道教特别是炼丹成仙的观点，而当时的万历皇帝信奉道教，所以王世贞不便写序。也有人说，弘治十八年（1505年），朝廷曾让太医院判刘文泰等组织力量编写一部药书《本草品汇精要》，此时尚未刻印，王世贞要等朝廷所修的药书刻印后再写序。

　　事实上是另有原因。王世贞《弇山续稿》卷十里有一首诗《蘄州李先生见访之夕，即仙师上升时也，寻出所校定〈本草〉求叙，戏赠之》， 诗中所说的“仙师”，指太仓女子昙阳子。她叫王焘贞，礼部侍郎王锡爵的次女，许配给本地士子徐景昭，未及举行婚礼景昭突然病故，王焘贞17岁开始守寡。后来她自称是“昙鸾菩萨化身”，王锡爵和朋友王世贞都拜倒在她面前自称弟子。今人看来，昙阳子像是有妄想症，后来又得了黄疸病，于万历八年庚辰九月九日“炼形出神”，“升化”而去。王世贞特撰《昙阳大师传》，说她升化时“栅（指镇）以外三方可十万人，拜者，跪者，哭而呼师者，称佛号者不可胜记”。李时珍风尘仆仆赶到太仓，看到了这样一幕闹剧，而痴迷仙事的王世贞一时也没有心思看《本草纲目》。他和王锡爵一道建了一座昙阳观，又到观中修道多年，后来又遭人弹劾，自然没有心思作序。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李时珍又一次来到太仓，年已73岁。王世贞留他在家里住了几天。王世贞此前已经细细看过书稿，这次李时珍来，王世贞在元宵节这天为《本草纲目》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

　　序虽然仅有600多字，却是精心之作，对药典很是推许，介绍也很精到，而且写了李时珍其人。先描绘了李时珍的形象，又介绍他幼时体弱多病，成年后编撰此书的目的，以及写书之难——30年里三易其稿。至于“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这句话评价尤高。佛教有部华瞻宏博的经典《华严经》，被誉为经中之王，说是龙树菩萨于龙宫中见到，将之携至人间，造福人类。王世贞以这一典故，将《本草纲目》比作造福世人、功德无量的药学宝藏。王世贞替人写序多不注明时间，这篇序却注明“时万历岁庚寅春上元日，弇洲山人凤洲王世贞拜撰”，这既显示了对李时珍的尊重、对《本草纲目》的赞誉，也是写序用了10年时间的确证。

　　由于王世贞的这篇序，南京书商胡承龙同意刻印《本草纲目》，有人考证说胡承龙就是王世贞介绍给李时珍的。6年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本草纲目》终于刻成在南京问世。但是，王世贞已在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卒于太仓家中；次年，也即《本草纲目》开刻的第三年，李时珍也病逝了。李时珍次子李建元在给皇帝的《进〈本草纲目〉疏》中说：“曾著《本草》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数尽。”可见书刚刻成，尚未印刷装订，李时珍就病故了。

　　虽然王世贞、李时珍生前都没有看到《本草纲目》问世，但太仓人作序、南京人出版，终于使这部科学巨著问世，成为中国科学史上乃至世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而今，金陵本《本草纲目》已成古籍珍本。 嵇元

　　中国崛起要跨越哪些“陷阱”

　　——《跨越七大“陷阱”》给我们的启示

　　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但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来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各种挑战。社会上或学术界将这些挑战称之为诸多以“陷阱”为名的概念，比如“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那么这些“陷阱”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避免这些“陷阱”？最近一本名叫《跨越七大“陷阱”》的图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一、“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在2007年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一文中，首次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报告中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受到低收入国家低工资竞争者在制造业和高收入国家创新在快速技术变革行业的双重挤压”，“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后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被用来类比拉丁美洲以及若干亚洲经济体的困境：一些前期增长迅速的低收入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会陷入长期的停滞或回落，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后仍不能进一步发展为高收入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以及中东多国便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例子。

　　二、“梅佐乔诺陷阱”

　　梅佐乔诺指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外加西西里和撒丁岛。意大利在向现代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南部传统以农业经济为主，与北方存在很大的发展差距，后来变成典型的二元经济。德国统一后，德国东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加大对东部地区转移投资和财政补贴，使得东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但由于政府投资补贴并未诱导出吸纳就业的产业，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未提高，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长期得不到缩小——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非常罕见，因此有经济学家总结称欧洲有“两个梅佐乔诺”。我国学者蔡昉把这种现象叫作“梅佐乔诺陷阱”。

　　“梅佐乔诺陷阱”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它为落后地区提供了赶超所需的物质资源，却没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和体制保障；提供了发展的外部推动力，却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发展激励机制；来自外部输入的物质资源短期内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由于这种增长没有遵循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因而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去工业化陷阱”

　　“去工业化”一词最初出现，旨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盟国作为战胜国对德国、日本等战败国的工业生产进行限制和改造，以削弱其经济基础的制裁方式。在理论研究中，“去工业化”被界定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内部工业部门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与工业部门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双双持续下降的现象。去工业化过程是工业时代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必然面对的经济现象，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去工业化现象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发生去工业化现象。

　　四、“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理论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再到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这一理论一直受到各种批评，因为以比较优势理论做指导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因此有人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可能会使某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其以自然条件形成的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这些国家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也能获得利益，但因其贸易结构的缺陷，这些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五、“塔西佗陷阱”

　　古罗马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耐力乌斯·塔西佗在《历史》一书中指出：政府一旦丧失公信力，将会产生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继而跌入“塔西佗陷阱”：无论政府说的话是真是假，做的事情是好是坏，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都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和批评。

　　“塔西佗陷阱”从本质上讲是政府公信力丧失导致的政治信任缺失，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与社会公众在互动交往中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显示了国家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与合作关系。

　　六、“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的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在1980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演讲的《悲伤与希望：对现代战争的一些思考》中首先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雅典、斯巴达是两大对手……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怎么才能摆脱这个令世界窒息的修昔底德陷阱呢？”“自1500年以来，大国崛起挑战统治霸主的15起案例中，11起爆发了战争。想想统一后的德国吧，它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和英国的回应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七、“金德尔伯格陷阱”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世界经济萧条》一书对1929年大萧条的解释中认为大危机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责任，“这次萧条波及面这么宽、程度这么深、持续时间这么长，是由于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在三个方面承担责任以稳定国际经济体系，致使该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况”。因此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定者”。它的责任在于为剩余的产品提供一个市场，在金融危机银行倒闭的紧要关头，作为重新启动金融的最终借贷者而发挥作用。西方学者约瑟夫·奈暗示，美国政府应避免由于承担太多责任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跨越七大“陷阱”》）

　　中国文化至今几千年，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在大多数人都气宇轩昂阔步向前的时候，洪流中有一位文化老人，这些年来一直在为我们讲解中华文化的历史，他就是流沙河。

　　“感谢古老的汉字，收容无家的远行客。感谢奇妙的汉字，愉悦避世的梦中人。”每次读到流沙河先生的这句话，我都会有很深触动。流沙河写《字看我一生》这本书，就是让我们一起回到传统文化之家去。

　　流沙河先生通过古老的汉字，向我们解说着古人的生活方式、劳作方式、人际关系等。他说，自古至今，汉字经历了甲骨文、籀文、金文、古文、篆文，最终演变成大家熟悉的正字。汉字的演变就如猴子进化成为人，今天已经从人的身上看不到早期猴子的神态和习性了。

　　比如儿子的“子”字，作者是这样解说的：三千五百多年前，那时生存不容易，乃有生殖崇拜，一个氏族兴衰主要是看子孙多寡，人口多就强盛，人口少了就灭亡。商朝时候贵族都姓子，原因就在此。

　　“子”字甲骨文是一个方脸头上三根胎毛，下面是个孩子的坐具，籀文时候还有两只小手，可是越到后面越简略，到了篆文，头发、脸庞、手指、坐具都省掉了，双腿也简化成了一腿，那一腿其实不是下肢，是襁褓，裹成一筒。知道了“子”的历史，就知道以前的生殖崇拜，也知道了以前带孩子的坐具，还有裹着襁褓包裹孩子的方式。

　　比如常见的教育的“育”字，甲骨文是左边画了一女蹲着，臀下有一子倒置，表示她在分娩。比如“妊”字，女人怀孕有妊娠期，这个妊字怎么和怀孕联系起来的？流沙河先生解释说，妊字左边女，是形旁，右边是声和义。壬字从甲骨文字形来看，是一个挑子，金文时候中间加了一横，这一横是一拄着的棍子，挑子和拄棍组成的壬子，加上人字旁是任，就是一个人挑着挑子拄着棍。女人怀孕也是负重的事情，这里借来表示怀孕。

　　你再看那个分娩的“娩”字，女人怀孕好像男人挑着重担，所以叫做妊，十月临盆，一朝产子，腹中重担放下，到此免了，所以“娩”字还是借男人干重活这事来比喻。关于这个字，哑谜三千年，一直都不能做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解说，老先生这样一说，让我们也就多了一个途径去理解这个字了。

　　解析汉字会谈到读音，流沙河先生也贡献了很多真知灼见。我们今天读古代诗歌时候发现，按照诗词格律，这个应该是押韵的，可是读起来就不押韵，原因是今天读音和古代读音差别很大，所以很多诗词读起来都不押韵了。

　　比如：“母”和“妈”两个字，我们现在分得很开，唐代呼母，宋代叫妈，到现在我们都叫妈了。流沙河先生解释说，原来“母”和“马”两字古音都读mǔ，因为《诗经》里同午和处押韵，所以妈与母同音，后来读音才古今不同，字义所指相同。

　　再比如“孔”字，流沙河先生解释说这个字应该读hǒu，意思是孩子吼闹索奶，是很的意思。《诗经》里“孔嘉”是“很佳”，“孔棘”是“很急”。

　　中国解析汉字的人很多， 流沙河先生解说汉字，主要是从民俗等角度入手，让我们了解很多已经不清楚的民俗。

　　说到重阳日，就是“九”字，古代“九”字并不吉祥，因为是单数，不利于狩猎人分配猎物，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觉得遇到“九”就不吉利，所以这一天很多人去登高，去躲避这个日子。这些民俗，听起来真是恍若隔世，难以置信。

　　作者一直说很心痛中国汉字被简化了，因为繁体是可以解说的。不过，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前进的。

　　流沙河先生一直非常尊崇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但因为甲骨文是最近一百多年才发现的，许慎那时候没有机会看到甲骨文，所以在新的文献的帮助下，我们现在对文字也有了更多更新的解读。举出两个有趣的例子。

　　比如“庆”字。繁体字“慶”，原来一般的解说都是说送礼，上面是送鹿皮，中间是送心，下面是走着去。流沙河先生则有他独特的解读：慶即麒麟，是长颈鹿，是象形字。读得慢是“麒”“麟”二音，如果急读就是“慶”一音。古人视麒麟为瑞兽，见则可喜可贺，所以名字慶（麒麟）转字义为贺喜——这个确实是流沙河先生大胆而又新奇的解说。

　　又比如说“美”字，一般都说羊大为美，流沙河先生认为，其实美是在头上装饰了野鸡翎子，上面那个是象形，插了野鸡翎子就像我们今天京剧中的人物那样。美字从大，这个大，是正面站立的人。

　　如果你热爱或者喜欢传统文化，或者想有一本传统文化入门的书，这本书挺适合的。 余佐赞

　　蒋宪端

　　在苏州振华女中的校友录上，有一串令人熟悉的名字，她们是院士何泽慧、文学家杨绛、革命家陆璀、“月季夫人”蒋恩钿、名记者彭子冈。其中还包括大家闺秀出身、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蒋宪端。

　　蒋宪端（1912—1972）出身太仓的名门望族，是蒋恩钿的远房侄女。她的父亲蒋恩锡与国民政府外交官蒋恩铠是亲兄弟，蒋宪端下有四个妹妹、一个弟弟。蒋家家境殷实，父母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将他们都培养到大学毕业，曾对女儿们说：“将来给你们的嫁妆就是大学毕业证书。”

　　1926年，蒋宪端就读苏州振华女校。1932年，她考取清华大学，选择了物理系。时任物理系主任叶企孙说女生学不好物理，蒋宪端听后不服气，拿出门门优秀的中学成绩单据理力争，终于留了下来。然而上帝和她开了个玩笑，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以致影响学习，于是听从医生建议，转到心理学系，想借机了解失眠的原因，不久又转到地学系攻读气象专业。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蒋宪端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中，不时拿起相机，记录学子们抗日救国的历史场面；还拿起笔，手绘宣传画《日军大演习略图》，以“请看今日之北平，竟是谁家天下”之言唤醒民众良知。

　　中共地下党决定成立“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清华、燕京、辅仁三所大学组成第三团，蒋宪端在团长黄华、蒋南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写标语、贴布告、演话剧，传播抗日救国火种。她从小喜爱音乐，又弹一手好钢琴，与几个同学组织海燕歌咏团，自己唱女高音，每周两次在大礼堂教同学们演唱爱国救亡歌曲，《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救国军歌》等回响在清华园内。1936年4月，她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1937年夏天，蒋宪端大学毕业后准备到南京北极阁气象台工作，恰逢“七七”事变爆发，于是她回到太仓老家。1938年6月底，她辞别家人，只身来到重庆寻找党组织，此时她与清华同学、地下党员罗清相遇，之后两人结为夫妇。

　　1941年，她和罗清调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也称红岩村）工作。蒋宪端被分配到外事组，做秘书工作，她在振华、清华打下的英语基础在这里派上了用场。考虑到在国统区生活的家人的安全，她改名金涛，金是母亲的姓氏。蒋宪端和罗清选取《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编译成英文小册子，送给各国使馆，且通过外国记者和友人带到国外，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他们编译出版了二十种英文宣传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为重要著作得以广泛宣传。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蒋宪端作为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秘书，参与了谈判全过程。她和龚澎是主要翻译，她的英语功底好，可以边听中文边用打字机打成英文，以最快的速度向外发布信息。

　　1946年，蒋宪端调到解放区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主持英语广播工作，一年后，她到东北局担任中央妇委书记蔡畅的秘书，负责与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及各国妇女组织的联络工作。

　　1949年，一封标着三个加急符号的周恩来亲笔信送到蒋宪端的手上，让她做好从全国妇联调到军委气象局的准备。年底，蒋宪端担任中央军委气象局办公厅主任，后军委气象局更名为中央气象局。至1957年，全国拥有气象台110个、气象站1537个，建成了地面天气测报网、高空天气探测网，气候观测网也初见规模。两年后，蒋宪端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气象科研所所长兼党委书记。短短几年，她就像一个拓荒者，不断开拓新领域，默默耕耘在气象天地里。

　　（本文摘自《灯火阑珊处》一书，作者沈慧瑛）

　　作者：张大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内容简介：本书选取《资治通鉴》中108篇故事原文，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最富知名度、最具代表性、最具启发性与警示意义。该书在节选《资治通鉴》原文精彩片段之时，通过题解、原文注释、语译、点评等项疏解，使因时代而隔阂的文言字句变成流畅的文字。

　　作者：（美） 塞缪尔·亨廷顿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内容简介：作者塞缪尔·亨廷顿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作者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本书所持观点及其论述颇有争议，发人深思。

　　作者：吴晓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知名财经作者吴晓波新作，是畅销书《激荡三十年》续篇，至此完成改革开放四十年企业史完整记录。我们将跟随作者的笔触，再次经历这风云激荡、水大鱼大、改变每个人的十年。

　　吴晓波

　　数据里的四十年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我用一组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中国人这些年干了些什么事。

　　经济总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8%，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4.8%。

　　人均GDP：40年前，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排倒数第七位。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280美元，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

　　恩格尔系数——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中国人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

　　摩天大楼：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115家来自中国，其中25家以上是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1978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今天中国中产阶层达2.3亿人。

　　奢侈品消费：中国年轻人最受奢侈品品牌欢迎，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由他们消费的。

　　汽车：1978年，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今天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达到2940万辆。

　　世界如何评论中国

　　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大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但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

　　费正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了《美国与中国》，书中说，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就是西方不断冲击我们，我们不断作出反应。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即将开展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共识。上世纪九十年代，费正清去世前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简史》，他说，对不起，他错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具有她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102岁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一本书——《变革中国》。他有三个结论：

　　第一句话，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第二句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第三句话，虽然中国很成功，她的发展还会得到延续，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战略家，曾经讲过一句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对不起，理解错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四十年发展走到今天，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走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写了《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我在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一、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回过头来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进行自我突破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突破原有规则的特点。

　　二、容忍非均衡

　　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在过去四十年，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出身、智商、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关键在于敢不敢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也打破了平均主义，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同时国家画了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

　　三、巨国效应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尤其是人多。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很大的关系。

　　1978年，中国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将近60%。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中国的阿里和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两个马老师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等同时代的人更高吗？好像不是的。原因是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四、技术破壁

　　发展中国家要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一种是制度变革，一种叫技术变革。中国的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牌照仍牢牢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因为有技术革新，很多牌照变得不重要了。

　　中国四十年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的工厂转移到亚洲地区，中国刚好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时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简直是如有天助，我们真的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好的商业时代。十年前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

　　向他们致敬

　　四十年的中国改革，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这些社会阶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是2.3亿农民工。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当他们要进入城市的时候，发觉这个国家的户籍制度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然后他们退回去，洗脚上岸创办了中国的乡镇企业。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其次是企业家。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当初做企业是为了挣钱，但企业做到一定地步，赚的钱都跟日常消费没有关系了。他们承担着社会责任，解决了无数人的就业，而就业者的背后是无数个家庭。

　　第三个群体是地方干部。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国经济制度》这本书中提出来一个词，叫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县长、市长，就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他们有GDP、财政收入。每一个地方领导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一样来经营。

　　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吴晓波，财经作家，常年从事公司研究，本文编辑整理自他在无锡灵山梵宫举行的跨年演讲“预见2018”）

　　罗振宇

　　《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红桃皇后说过一句让人很费解的话，“在我们这个地方，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留在原地。”之前，我们以为这是童话。2017年，才意识到这是现实。

　　一方面是大者越大、强者恒强，前面的咱是追不上了。另一方面，是规则被打破，玩法在翻新，后面的很快要超越。2017年我和许多人讨论过，并逐渐聚焦到了六个问题上：

　　第一，我们不是强者，还能不能登上舞台？

　　第二，我们刚刚进场，怎么找到新玩法？

　　第三，跟不上变化，会不会被淘汰？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会不会遇到天花板？

　　第五，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可持续性？

　　第六，中国能否赢得良性的全球发展环境？

　　我把答案总结成“六个脑洞”，从中逐渐看清了我们这代人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式机会”。

　　动车组脑洞

　　在大者越大、强者恒强的时代，还有没有新玩家的舞台？

　　沈南鹏说，你看到的舞台更单调，但你没注意到舞台本身变得更大。聚光灯下的主角在膨胀，但是聚光灯外，在更大的舞台上，有更多的角色在登场。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先富带动后富，发达地区带动不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带动内陆地区，一线城市带动二三线城市，精英带动普通人。在这个认知里，我们认为中国是一辆绿皮火车。但是，从2017年来看，中国分明是一组动车。简单说，就是每一节车厢都有动力。所有人都在分享这个时代的机会，也在给这个时代创造动力。

　　热带雨林脑洞

　　因为每个人都有手机，所以甚至是那些社会末梢的人都被接入了这个时代。每冲进来一拨人群，就成就一拨连接器，每成就一拨连接器，就诞生一拨商业新物种。

　　2017年，吴声提出了一个词，叫“超级用户思维”。也就是说，因为新物种越来越多，商业的打法出现了一种从流量思维到超级用户思维的转变。所谓的“超级用户思维”，就是我不仅关心我有多少用户，我更关心我有多少超级用户。

　　超级用户思维不止是营利模式的变化，它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的迭代。它还有一句更重要的潜台词：我希望你以我为荣。就像一个城市，我不仅要提供你生活的良好设施，我还要给你提供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荣耀感。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亚马逊热带雨林。它有700万平方公里，是地球上最大的独立生态系统。光昆虫就有250万种。动物植物很多都是别处没有的。你看，这就是大生态系统的好处。不管它原来有多少古木参天，也不管它原来有多少野兽成群，都会有新机会出现。

　　而且新机会还有两种，一种是做物种间的新的连接器。另一种，是维持一个独立的小生态，在亚马逊热带雨林里都是不错的活法。

　　比特化脑洞

　　2017年变化最快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新零售。其本质就两个字，效率。于是，有人在数据算法上下功夫，有人在支付上下功夫，有人在物流配送上下功夫，有人在建仓策略上下功夫，有人在创造场景上下功夫。

　　不管什么功夫，你站在消费者这头看，本质上都是让你“想要就要，马上就要”。在你的购买欲萌发时，就能完成支付。在你的购买欲消退前，就能完成送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快递来。

　　这个世界正在被迅速比特化、数字化。明白了比特化脑洞，我们明白了，有两个趋势永远不变——

　　第一，无论产业怎么演化，都是往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演化。所谓的新零售，不过就是让更多的人，以更便宜的价格、更便捷的方式、更好的体验，买到更丰富的商品。

　　第二，分工会越来越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只做专业的事。越专业的人，就越不会被时代抛下。

　　拔河脑洞

　　有一本书叫《超级版图》，书中提出了“拔河游戏”这个精彩的比方。美国人眼里的博弈，是一场拳击比赛；而中国人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拔河游戏——

　　拳击是强者的竞技，有准入门槛；而拔河游戏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拳击比赛以击倒对手为目的；而拔河游戏只是想把供应链上高价值的部分拉过来。

　　拳击比赛取胜的关键是让自己更强大；而拔河游戏取胜的关键是让更多的人站到自己这一方。

　　拳击比赛的输家必须离场；拔河游戏希望人人都不要松手。

　　拔河游戏里面，谁能获得主导权呢？人口规模、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

　　拔河游戏不关心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只关心价值的移动方向。

　　终点站脑洞

　　好像一直有声音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所以持续性并不好。这种声音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学者提出的“雁阵模型”。简单说就是：“随着成本提高，产业会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

　　日本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承接日本，中国承接亚洲四小龙。所以，21世纪初，中国才成了“世界工厂”。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只是产业转移的中转站而已。

　　过去十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趋势仍然没有减缓。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掉到那个预言中的大坑里？

　　何帆老师认为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时候，国际贸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前国际贸易是“产业间贸易”，而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更多的是“产业内贸易”。

　　产业间贸易就是中国人上世纪80年代干的，用十几亿条裤子换人家一架飞机。用成品换成品；产业内贸易就是美国苹果公司要生产iPhone，供应链遍布全球，而中国分担其中的一部分环节。那中国就非常容易打开这个缺口了。中国就会利用自己的超大规模性优势和兼具效率、弹性的优势，在这个机会窗口里开疆拓土，攻城略地。

　　中国是兼具效率和弹性的供应链网络，所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是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其中一站，而是最后一站。

　　枢纽脑洞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他们已经进入了创新经济的时代，超过70%都是第三产业，对原材料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这和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欠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这个裂缝谁来填？上个世纪90年代，答案揭晓，是中国。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就理解中国的全球角色了。

　　西方国家已经没有办法和欠发达国家直接形成经贸循环了，中国是全球经贸循环有效运转的必需节点。中国正在变成全球经济体系的十字路口，是资源、信息、资本在全世界流动的必经之路，是世界的路由器，也是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的书名——枢纽。

　　作为枢纽，我们向原材料产地国家输出资本、制成品、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

　　作为枢纽，我们向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形形色色的工业品和创新落地的机会。

　　中国2016年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总额为361亿美元，占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9%，是世界第一。这不是简单的投资，而是在非洲建设铁路、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把非洲的矿山、农田、村镇和全球连接起来。

　　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他们通过中国投放秩序。站在欠发达国家的角度看，他们通过中国在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这就是中国的枢纽作用。认清楚这个角色和责任，我们就有能力去营造一个良性的生存环境，就不会和现有的大国发生零和博弈。

　　2018年已经开始，我们将各自启动自己的人生算法。下一次，我们聚在“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现场的时候，希望每个人都会像木心先生所说的那样：

　　“岁月不饶人，我也未曾饶过岁月。”

　　（罗振宇，《罗辑思维》主讲人，本文编辑整理自罗振宇跨年演讲“时间的朋友”）

　　2018年到了，我82岁了。回顾往昔，令人欣慰的是，这一生和《新华日报》这一具有光荣传统的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解放。当年，父亲失业，为了挣钱贴补家用，13岁的我辍学当报童，走街串巷，叫卖《新华日报》。

　　刚解放时，南京出版的《新华日报》报馆，设在中山路原《中央日报》旧址，印报车间在沿街一幢4层楼的地下室。发行是这样：当天印好的报纸，由发行人员托举上来，从敞开的天窗上，计数送到批报人手中，批报大爷露天作业，支个架子，搭块面板批报。我从大爷手上，一手交钱，一手取报。依稀记得报纸10元一份，卖一份报可赚2元。

　　我每天一大早批好报，大步流星向人多的公交车站、路边早点摊挤去卖报，还在叫卖时玩噱头：“快看油墨未干刚出版的《新华日报》！”“快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这一招很灵验，行人纷纷拥上来，争着买报纸。我每天批报从20份增加到50份，天天卖个精光。

　　做梦也没想到，天大的喜事从天而降。1951年3月，我卖报时偶然发现报眼上刊登一则报社印刷厂的招工启事，不知有多开心。第二天卖完报，急匆匆赶去报名。到现场一看，顿时心凉半截，只招13名工人，可前来应征的人黑压压一大片，少说也有三四百。没想到经过两轮笔试、一次口试，我的名字居然出现在录取的大红榜上。记得口试那天，主考官问我：“你为什么要报考《新华日报》当工人？”我不假思索地答道：“我要做一个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布尔什维克。”主考官摸摸我的头，笑着说：“这小鬼行。”一锤定音。后来一打听，他是印刷厂副厂长朱联生，南下老干部。

　　朱厂长哪里知道，我这个社会青年还是对外开放的《新华日报》社会服务处阅览室的常客，刚刚从这里借阅完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口试的回答，我是二道贩子，现贩现卖！

　　1951年考进《新华日报》印刷厂，1952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5年后我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圆了我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的梦想。

　　那时，排字、拼版、打样，全是手工操作。我当排字工，每天晚7点上班，左手托着手盘，手指夹着稿件，右手从字架上数不清的小格格内拣字，在字架前，一站一个通宵。遇上新华社有重大新闻，电讯稿发得迟，我们要通宵抢排，下班时，太阳挂在天上，好高好高。

　　“有饭吃，有工做，有书看，心满意足！”上完夜班，回到集体宿舍，蒙头大睡，醒来，草草吃过午饭，忙着到省级机关业余学校学习。当年校长是梅可华，教师是袁兴业。学期终了，我的油印成绩单上填写着：语文88分，化数99分，历史94分，政治97分……平均94分，跨入优等生行列呐！

　　于是喜事再度降临。1960年7月末，我被破格调到编辑部工业组当助编。可我自个儿掂量，正规学历仅初中一年级，怎么能当党报编辑呢？但在许多老报人手把手热心帮助下，我逐步入了门。开始编一二百字的简讯，后来分工主编“工厂、车间、小组”专栏。我来自工厂，对工人通讯员特别有感情，沟通十分顺畅，组织他们为专栏写稿，都得到全力支持。

　　调到编辑部一个多月后，领导为了培养我，派我到常州钢铁厂蹲点锻炼、采访、写稿。我每天深入炼钢转炉车间推矿石、运钢渣，清扫从铸模倒出来的钢锭、黑砂。晚上几十人挤在工棚大通铺里，吃工人食堂，穿炼钢工人被烫得满是窟窿、脏兮兮的工作服。收工后，打盆水抹抹澡，便蹲伏在床边写新闻，完稿后搭公交车进城，到《新华日报》常州记者站，请老记者张照修改。这期间，我发表了五六篇新闻报道，受到报社老同志的鼓励、称赞。

　　一个多月后返回报社，我负责主编新推出的“各地见闻”专栏。在编辑“扬州见闻”“苏州见闻”“无锡见闻”时，每期都坚持图文并茂，所发短消息，具有新、短、快的特点，颇受读者欢迎，因贴近群众，也得到一些省报同行的夸赞。一时间，此专栏成为《新华日报》名牌“产品”之一。

　　时光飞逝。1979年11月，下放仪征10个年头后，我落实政策，调回报社重操旧业，分配到城市组，分工交通、城建方面的宣传报道。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这方面的喜讯不断传来，令人振奋。1981年11月1日，南京—香港首条航线开通，我报道了香港港龙号大型客机首飞南京，这是南京与境外通航的首条航线，意义非凡。

　　最让我自豪的是，我承担了当时国内楼层最高、设施最现代的高档大酒店金陵饭店项目全过程追踪报道。这是改革开放后，自主施工建设、经营管理的酒店，被国际旅游业誉为中国酒店的“皇冠”。37层的金陵饭店，位于最繁华的南京新街口，比上海国际饭店还高出13层，高110.75米，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由塔楼、裙楼和6层垂直车库组成。第36层还设有我国第一座被称为“璇宫”的旋转餐厅，每小时旋转一周。塔楼顶上，有直径19米的圆形直升机停机坪。金陵饭店1980年3月17日开工建设，1983年5月2日竣工交付使用，接待了一批批国外政要和港澳台观光客。英国前首相卡拉翰入住后十分满意，他留言：“贵店的各项设施，是我们在中国住过的酒店中最好的。”

　　亲历报社在改革开放后大步跨越腾飞的历程，我更是倍感自豪、欣喜。

　　1949年4月，南京《新华日报》首任社长石西民，以军代表身份来到新街口中山路39号，将《中央日报》报馆改成新诞生的南京《新华日报》社址。《新华日报》员工在这儿一落脚，就是40个年头。1989年，在管家桥65号兴建11层办公加工厂的综合大厦。2011年，组建了新华报业集团，拆旧楼、盖新厦，建起52层大楼，高187米，总建筑面积87000平方米，在全国报业系统的楼宇中，坐上头把交椅。短短几年内，在河西新城核心区，迅速崛起由三座大楼组成的综合传媒广场，建筑总面积13万平方米，1号楼高156米，是集团大型新闻中心， 2号楼是一座现代化标准的业务经营场所。从解放初期一张南京《新华日报》起步，如今已成为报网端融合的现代化传媒集团。

　　我们共有一个家，

　　光耀报坛叫“新华”。

　　武汉重庆到南京，

　　家风传承灿若霞。

　　肩扛道义闯关山，

　　笔起宏图照天下。

　　三更灯火撩青丝，

　　五更鸡鸣捋白发。

　　岁月难忘，情怀难舍啊，

　　我们梦里都是你，

　　我的新华我的家。

　　这是已退休的副总编辑杨步才填词的歌曲。我这个王老头，“破锣嗓子破锣音，唱起歌来吓死人”，但也斗胆报名参加离、退休干部组建的合唱团，在杨老师兼总指挥的指挥棒下，放声歌唱。2017年迎春联欢会上，我这个老报童，在合唱团唱罢《我的新华我的家》后，挎着卖报邮包，手举《新华日报》高喊：“卖报！卖报！请买《新华日报》！”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来，为了《新华日报》。

　　人生中常会遇到贵人相助，见面或不见面的，知情或不知情的。我的“贵人”是《新华日报》的几位编辑老师，他们给了我一番新的天地。

　　1974年初春，我走进了公社党委报道组。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刚刚迈进成人门坎的小青年，党委秘书像吆喝孩子一样，要求我多写稿子。秘书说，我们学富公社从未上过《新华日报》，希望你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为公社扬名争光。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从此四处瞎撞瞎碰，寻找新闻素材。

　　一个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去采访村干部。走到公社后面中心河的河堤上，看到一条条木船在河边上下晃动着，其中好像有条红丝巾在飘动。这是乡亲们在罱泥积肥。罱泥一般是男人们常规的重生活，我没有太在意。可当我走近河岸时，眼睛放光了：那执篙的居然是个女青年，系着红丝巾。只见她挭篙收罱再提起，淤泥哗哗地淌进舱里，其娴熟丝毫不亚于身强力壮的男子汉。

　　我好奇地蹲在岸上，边看边与她聊天，得知她是学中二队的青年突击手杨红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报道题材说来就来了。我立马回头，仅花半个多小时，写就一篇人物速写，题目叫做“罱泥积肥女闯将”。把稿子给秘书审阅，秘书只说了一个字：好。接着，秘书写了一封信，让我到城里的《新华日报》记者站找李德厚记者。摸到记者站时，人家告知李记者抽调到阜宁县沟墩公社学大寨工作队了。秘书说，那就到沟墩去找李记者。

　　不巧的是，李记者到偏远的大队驻村调研开会了，第二天下午才回来。沟墩公社办公室的同行很热情，安排我到招待所住下等李记者。但我从未出过远门留过宿，那房间里又有老鼠跑来跑去，我回家的心情很急迫。临走，我把稿件和公社介绍信一起放入信封，再插进学大寨工作队的信袋子里，而后到公路上搭乘一辆解放牌卡车回盐城。

　　没找到李记者当面请教，心里自然十分懊恼和不安。但转念一想，一个没名气的基层通讯员写个小稿子算什么？见了面又能怎样？几天一过，这事也就淡忘了。

　　十多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像往常一样收取邮递员送来的几种报纸，一一分送到各位领导信袋里。然后，我拿起《新华日报》照例看完一版看二版。看到二版时，一个十分熟悉的标题闪现在眼前：“罱泥积肥女闯将。”我的心骤然剧烈地跳起来，这不是我写的报道吗？一字不落地从头看到尾，就是我写的罱泥能手杨红妹，最后署名是“公社报道组”。这可是我的处女作啊，我顿时信心倍增。

　　此后，我便与写稿结下不解之缘。在公社十年，除了给领导写报告写材料外，还写报道、写评论，其后还写散文、诗歌、小说。虽然没有成大器，但我的人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78年春天，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我抓住人们的活思想，联系实际，写了一篇近3000字的新闻稿，主标题是“不是党的政策偏了，而是思想认识偏了”，副标题是“学富公社党委从一个生产队的变化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稿子投给《新华日报》，仅几天便接到报社编辑部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属实，我表示肯定后编辑说，这很有代表意义。22岁的我激动得语无伦次，不知道又啰啰啦啦说了些什么，最后竟然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第二天《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我的稿子，还配发了一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这篇新闻稿不仅轰动了全公社，而且惊动了时任盐城地委书记杨明。杨书记打电话给区委书记，问写报道的夏丹是个什么人？并批示地委的《盐城情况》全文照登我的新闻稿和评论员文章，给我的鼓舞难以言说。我在公社时，属于没有编制的社办人员，总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1984年春天，我参加区委秘书招聘考试，在六七十个人中脱颖而出，而后又和其他同志一起被省人事厅特批为国家干部。

　　闸门一旦打开，活水奔涌而出。其后，我写了许多论文、散文和评论。1984年11月，《新潮》副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散文《白杨树下》（署名夏冰），编辑是胡瀚霖老师。这篇1100多字的散文，成为我写作的新起点，我开始了以散文为重点的文学创作，写了700多篇散文、诗歌和小说，散见于北京、南京等地的报刊杂志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新华日报》是我为文的“灵渠”，而报社的编辑是我的“贵人”，是他们给我以写作的信心和力量。可惜，我这个一生受益的为文者，竟连这些“贵人”的面都没有见过，真乃恩重如山，恰恰缘悭一面。

　　我出生当天，爸爸给我取名“新华”。195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日报社，我想赶时髦取个单名“华”，有人告知报社资料组有个老大姐叫“朱华”，无奈，只得作罢。此后，经常有人惊奇地问：“你叫‘新华’，《新华日报》记者？”我笑答：“也许是命中注定吧！”

　　与《新华日报》结缘60年，让人感叹的人与事太多太多。

　　我进《新华日报》时的第一任总编辑是樊发源，大家都叫他“老樊”。对老樊一开始我是“敬而远之”：他在前面走，我就慢慢移步；他若在后面走，我则快步如飞。老樊的敬业精神人人佩服，他吃住在报社，一天三顿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每天晚上挑灯夜战，直到第二天清晨审读完样报后，才到大楼顶层平台上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休息，年年月月天天如此。他心中只有《新华日报》，不顾家庭，不争名利。有几年我们都住在青石街海山村的小院里，离报社近千米，但我很少见到老樊的影子。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1961年夏收夏种，江苏大旱，当时我在摄影组，因儿子尚小，组里照顾我不出差。一天，省委要报社派记者到溧水报道该县抗旱保苗、车水插秧的事迹，组里只剩我和搞暗房的郑昌义，老樊急得团团转，我主动请战，可任我怎么请求他也不同意，硬是把陈哲、曲超宏从外地召回“调防”。事后老郑告诉我，溧水农村男人夏天车水一般不穿裤子。我大吃一惊，继而长舒一口气，“好险啊，真得感谢老樊！”这以后我不再躲老樊了。1972年，我的小弟弟患肺结核，从无锡来南京治疗，老樊说服家人让出一间厨房给我弟弟住，我感动得流下泪来。

　　1962年7月，我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组抓工（会）青（年）妇（女）报道。从摄影到文字记者，这是很大的转折，我心里十分胆怯，工作不知从何入手。分管副总编辑高斯找我谈话，鼓励我大胆工作，多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于是，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找对象顺口溜“一颗星（少尉）太小，两颗星（中尉）正好，三颗星（上尉）最好，四颗星（大尉）太老”，我到南京棉毛纺织厂采访了青年女工张妙琴冲破重重阻力，与农村青年李家龙结为夫妻的故事，写了长篇通讯《张妙琴的婚事》，在报上刊载后反响强烈，团省委号召团员、青年向张妙琴学习，许多工厂、商店请张妙琴作报告。高斯高兴地夸我“第一炮打响了”，要我继续努力。为了在政治组立足，我忍痛把刚满三岁的儿子送进了幼儿园全托。这篇稿子，我连续熬夜，数易其稿，我爱人忍不住说：“怎么比生儿子还难？”我生气地回敬他：“生儿子肚子里有货！”我憋了一股劲，在高斯和政治组组长王淼、副组长邵平的鼓励和指导下，接连写了《她们坚持了晚婚》和反映婆媳关系的《甜的萝卜比梨甜》等通讯，在社会上有了一些反响，我内心也就不那么胆怯了。

　　高斯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的作风在报社有口皆碑。1963年夏，他亲自带我到无锡采访大运河上一个掏粪的青年女工，采访、写作、拍照，他都给予具体指导，我获益匪浅。我们同住一个招待所，吃同样的饭菜，一起出门采访，有说有笑。有一次，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正巧车子经过他老家门口，他要车夫快跑，免得给家人看见走不掉影响工作。我这才知道我们都是无锡人，他过家门而不入，我也就不好意思回家看妈妈了。采访闲暇时，他给我讲了他年轻时的故事，他喜欢画画，画过广告，搞过木刻，后来在上海投身革命，与张竞同志相识、相爱、结婚……他是我遇见的最和蔼可亲的领导。

　　1972年年初，我被调到城市组工作。城市组组长金惠风，在报社有“金笔头”的美誉。在城市组我分工搞财经报道，一开始连新闻都写不好，用老金的话说，就是“逻辑不起来”。他耐心地指导我，一再提醒写稿要严把逻辑关。此后，我一提笔就想到他的教导，不再“开小差”，还学会了写评论、社论。我从事财经报道二十多年能取得一些成绩，全靠老金帮我打下基础。

　　实事求是是老金的优良作风。“四人帮”横行期间，要求报纸报道大好形势，我到苏州、南通等地采访，发现很多工厂停产，商店关门，职工情绪低落，没法写稿子，只好写内参，回来后向老金汇报，“烟囱不冒烟，形势怎么大好？”老金点头不语。同志们都感到在老金手下工作能讲真话，心情舒畅。

　　作为新闻媒体，面对同一新闻事件记者和通讯员分别采写的两篇稿件，择其后者恐怕罕见甚至不可能，但作为一位老通讯员，我在《新华日报》实实在在见证了这样的事。

　　1985年4月7日下午， 停泊在如皋县营房乡长江村附近长江边的安徽庐江县个体运粮船队被江潮吞没，三条船上12名船员、数十吨大米被卷入滚滚激流中。听到呼救声，长江村村民从四面八方赶来，冒着生命危险从大江中救起了11名船员。随后，村党支部动员村民，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帮助船民打捞失踪尸体、沉船、粮食，想方设法帮助船民修复船只，直至船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长江村。

　　时在如皋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陈秀骥、王久捷和我获知这一消息后，认为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宣传这一义举，对消除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 “各种各的田，各赚各的钱”的疑虑，意义重大。于是，我们立即前往深入采访，赶写了长篇通讯《悠悠长江情》，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崇高的精神境界》，发往新闻媒体。

　　稿件发出五六天后的一天上午，我们接到《新华日报》农村处一位同志打来的电话，他说：“关于如皋长江村农民抢险救人的事迹，我们收到了两篇通讯，一篇是本报记者的，一篇是你们的。我们进行了认真讨论，决定采用你们的。另外，你们配发的评论员文章《崇高的精神境界》，如果你们同意，我们想以‘新华日报评论员’名义配发。”他最后说：“请你们今天再核实一下文中事实、数据，下午下班前电话告知我们，如没有大的改动，稿件明天见报。”放下电话，我们几个太高兴了，继而纳闷：《新华日报》为什么不用本报记者的稿件，而要用我们通讯员的？后来我们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新华日报》记者采写的那篇通讯才明白，大概记者急于赶时间，挖掘的鲜活事例较少，文章比较平淡。

　　7月24日，《新华日报》“农村版”几乎以一个整版登载了我们采写的通讯及评论员文章，立刻在省内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安徽日报》全文转载了通讯，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号召向如皋人民学习；安徽省庐江县四套班子领导来如皋表示感谢；如皋县委将通讯和评论员文章印发给全县基层党支部，作为党员干部学习材料；南通市委要求南通各新闻媒体进一步深入采访报道长江村农民的先进事迹，并组织宣讲团到全市各区、县巡回宣讲。

　　在《新华日报》迎来80华诞的日子里，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我忍不住坐到电脑桌前，回忆起这个铭刻在心整整30年的美好故事。记者、通讯员一视同仁，谁的稿件质量高就用谁的，这虽算不上大事，但足以表明一家报社对稿件质量的苛求，这种苛求正是成就一流党报《新华日报》的牢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