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胡某纠集徐某、陈某，未经采伐许可，盗伐某地防风林100余棵，立木蓄积逾20立方米。主犯胡某在刑事诉讼中被判处相应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判令支付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费1万余元，并公开赔礼道歉；从犯徐某、陈某在刑事诉讼中因情节较轻被决定不起诉，但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作为共同侵权人被判令连带承担上述功能损失费，并公开赔礼道歉。

【评析】

该案展现了生态环境领域“一行为多责任”，即刑事刑罚、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与生态修复责任交织的复杂图景。如何实现既统筹多重责任又实现法秩序统一，存在三点疑难：

其一，刑事被不起诉人徐某、陈某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已承担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费，是否再以行刑反向衔接移送林业主管部门实施“责令补种+罚款”行政处罚？

其二，刑事已决犯胡某已被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刑，并被判令支付功能损失费，还应否再对其作出“责令补种”行政处罚？相应检察监督如何实现？

其三，在破坏森林生态公益诉讼中，功能损失费与生态修复责任能否并行主张？

生态环境法典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生态环境检察”，笔者认为，本案的三大疑难问题，恰好为探讨生态环境检察如何在法秩序统一视角下精准履职提供了样本。首先应厘清法秩序统一的消极面向，确立“过责相当”的总量控制原则。法秩序统一并不意味着各部门法对同一行为必须作出完全相同的评价，而是要求规范之间不相互矛盾。本案中，刑法侧重法益保护，行政法侧重秩序维护，环境法侧重生态恢复，目的分殊使得多重责任并存具有正当性。然而，为避免机械叠加导致“既刑又罚”或不当吸收导致“当罚漏罚”，应当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精神，将比例控制客体由单一行政行为升维至全部责任总和。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中，应充分考虑各责任性质及规制目标，采用异质责任并存、同质责任折抵，实现责任总量与不法程度的均衡。

一是精准衔接不起诉从犯的行政责任，防范“责任倒挂”。对于被不起诉但承担功能损失赔偿的从犯，其行政处罚空间不应被简单否定或无限扩张。检察机关在行刑反向衔接中，应坚持“当罚性”“需罚性”二元审查。虽然承担功能损失费不排斥“责令补种”这一旨在恢复生态的行为罚，但在涉及财产罚时，必须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六条，将其已履行的赔偿义务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通过横向比较同案行为人责任配比，确保情节较轻者的负担不重于情节较重者，体现过罚相当。

二是有效填补刑事已决犯“恢复性”责任的程序空档。对于已被判处刑罚的主犯，刑罚并不吸收“责令补种”这一具有独立恢复功能的行政责任。针对现行行刑反向衔接主要适用于不起诉案件导致的已决犯监管真空，检察机关可以发挥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将刑事已决但修复责任未落实的线索转化为行政公益诉讼线索。通过公益诉讼诉前磋商、诉前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责任，对已决犯“责令补种”，推动生态功能修复，填补程序空挡。

三是细化规范公益诉讼请求的并行构造。在公益诉讼诉讼请求的构建上，生态修复责任与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指向不同的法益保护目标，前者指向“最终状态恢复”，后者指向“恢复期间生态服务功能差额填补”，因此二者之间不存在重复主张。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与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为“补种（修复费用）+功能损失费”的组合诉求提供了规范基础。但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应细致审查是否“同一期间”“同一功能”“同一履行方式”，确保两项请求并行不悖且无重复计算。

综上，生态环境检察履职可以有效破解刑事、行政、民事等多重责任交织困境，推动法秩序统一在生态领域实现良性闭环。

王兆康 王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