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22年1月起，某公司为李某进行礼盒定制。2025年12月，经双方结算，李某尚欠某公司合同款10万元。因李某资金周转困难，双方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在以物抵债协议履行期间，某公司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合同款10万元。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某公司是否对以物抵债协议或原债权行使履行选择权？

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以物抵债协议尚未履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原债务就未消灭，债权人则拥有履行方式的选择权，可以在原债权和以物抵债协议中择一进行主张。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物抵债协议履行期间，若债务人不存在违约情形，则债权人不具有履行方式的选择权，双方应当按照以物抵债协议继续履行。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从立法目的出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该法条虽未给出明确判断规则，但其否定了债权人在债务人未违约前提下享有履行选择权，实质上强化了以物抵债履行方式的效力，为债权人行使履行选择权的启动作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反映了立法的谨慎兜底态度和多元解纷的积极引导。

其次，从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出发。以物抵债协议与传统民法中代物清偿实践合同性质不同之处在于，其明确了自当事人达成合意时生效，具备诺成属性。且从生效至履行完毕前，应视为对原合同履行方式的变更，原债权关系中相应的义务履行此时处于“休眠”状态。由此可见，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状态受制于债务人的履行表现，债权人不可随意行使。只有债务人违反以物抵债协议约定，催告后仍不履行时，以物抵债协议的有效性才会为债权人选择权的行使而让步。债务人未违反以物抵债协议时，债权人不具备履行选择权，应以以物抵债协议的约定为准。

最后，从诚信原则出发。以物抵债作为一种合同履行形式，在现实的商事活动中大量存在，该形式在提高交易的效率和稳定性、降低成本、加快要素市场化流通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诉讼中，部分债权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通过随意行使履行选择权，试图推翻已生效的意思表示，系对诚信原则的违背，不应得到支持与鼓励。

唐奥平 汪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