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王某与赵某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王某向赵某借款10万元，由福建某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并签订《委托保证合同》，且合同中约定“如果债权或追偿权发生了一次或多次转让，则双方确认由最终债权或追偿权受让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后因王某逾期未还款，福建某融资担保公司履行担保义务后，将追偿权转让给淮安某公司，并依法履行通知义务。为追索上述债权，淮安某公司遂向其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淮安某公司住所地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委托保证合同》中关于“最终债权受让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约定是否有效？

第一种观点认为，约定有效。涉案《委托保证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可由最终债权或追偿权受让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有约定从约定。淮安某公司系最终追偿权受让方，其住所地法院有管辖权。

第二种意见认为，约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约定管辖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淮安某公司所在地并非是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故约定无效，淮安某公司住所地法院没有管辖权。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协议管辖必须满足“与争议有实际联系”法定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据此可知，当事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协议约定管辖法院，但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所在法院。本案中，案涉追偿权纠纷本源是王某与福建某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委托保证合同》，能够与本案争议形成客观、稳定关联的地点为：王某住所地、福建某融资担保公司住所地、保证合同签订地、款项交付履行地。淮安某公司是合同订立时无法预见的第三方主体，其住所地并非案涉借款、担保、追偿法律关系的形成、履行场所，与债务不存在实际联系，不满足协议管辖的法定构成要件。

其次，预先约定“未知受让方所在地管辖”违背管辖制度立法目的。设立协议管辖制度的价值在于固定当事人诉讼预期、防止单方随意约定管辖法院、平衡双方诉讼便利。本案中，签订《委托保证合同》时约定“由最终债权或者追偿权受让方所在地管辖”，导致王某无法预判债权会流转至哪一方主体，未来可能面临异地诉讼，剥夺了其对管辖法院的合理预期，权利义务失衡。若认可该类条款有效，持有追偿权的担保公司可多次债权转让，这样势必会增加管辖法院的不确定性，债务人将被动承受异地应诉、增加诉讼成本的风险，违背管辖制度公平、便民的立法初衷。

综上，案涉《委托保证合同》中关于“最终债权受让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约定无效，淮安某公司住所地法院没有管辖权。

祝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