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蒋某某，女，1955年3月生，文盲，农民。

2025年2月左右，蒋某某听信罂粟可治疗鸡瘟的传言，为给家禽食用，在菜地内播种种植罂粟，并在菜地两端种植豌豆、蚕豆等蔬菜遮挡。2025年4月27日，其所种植成活的4000余株罂粟植株被公安机关查获并铲除。蒋某某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评析】

非法种植罂粟三千株以上的，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于如本案中蒋某某等因出于药用或食用而种植的群体，配置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否存在罪刑不相适应，实务中存在争议。

观点一认为，罂粟中主要含吗啡、可待因、那可丁等生物碱，3000株可被提取约1.5公斤鸦片，即具备规模化制毒的条件，从立法角度采取从严打击、从源头治理毒品犯罪的立场，对大面积种植作升格处理可有效衔接制造、贩卖毒品犯罪。在刑法明文规定数量标准的情况下，应以独立根系计数的司法清点结果配置刑期。

观点二认为，对于法定刑升格的要件应从严把握，除客观数量外，也应考量植株生长阶段、行为人种植目的等情形，对于无制毒或销售牟利目的、罂粟未达到收获条件且未造成流通的情形，可从宽处罚，具有自首、立功、已满七十五周岁等法定减轻量刑情节的，可通过减轻处罚实现罪刑相适应。

笔者同意观点二。

一、从主观恶性方面看，出于个体药用或为禽畜食用等低危害动机的情形，与以制毒、销售牟利等为目的的情形具有本质区别。毒品原植物是制造毒品的重要原料，以制造毒品为目的的种植行为，可评价为制造毒品罪的预备行为，刑法将其单独规定为独立犯罪，不再以预备犯定罪处罚，该种情况下，种植行为与制造毒品行为具有关联性和紧密性，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在量刑方面，应与制造毒品罪做有效衔接。在不具备毒品制造产业链、不属于毒品供应体系的地区，对于中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对违法性认识存在不同程度偏差，因不具有制造毒品的认知和目的，主观恶性较小，在量刑方面，可从宽处罚。

二、从法益侵害程度看，罂粟植株不同生长阶段的危害性不同。罂粟为一年生草本，其幼苗期、成熟期、结果期等不同阶段生物碱含量差异极大，成熟期急剧上升，结果期达到峰值，此时会出现毒品扩散的现实危险。司法认定标准方面，侦查机关清点植株系以独立根系作为计数单位，即便仅存活幼苗，只要根系完整即计入总数，不再对不同阶段的危害性做区分评价。而司法解释对不同毒品原植物作出危害性差异考量——大麻与罂粟的入罪标准为10：1，不同种类毒品及制毒物品也有具体折算的标准。因此，对于幼苗和成株的危害性可做差异化评估，植株在成熟结果前已被发现的，因其社会影响局部可控，从宽处理符合司法实际。

三、从法条衔接看，从宽处罚可与该条第1、3款形成责任阶梯。首先，刑法第351条第3款规定：“……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反映出对情节轻微的判断，不排除种植数量大的情形；其次，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渠道查询近五年来该类案件，因轻信罂粟功能传言而种植的行为人多被适用缓刑，若唯数量处以五年以上重刑，将导致刑罚阶梯断裂，也有“机械司法”之嫌，与公众朴素的法治观念相违背，也无法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梁崇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