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罗某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仍组织李某、高某、吴某，租赁汽车从贵州奔赴安徽、江苏、浙江等地，采取拆除车辆号牌、佩戴口罩进行伪装、冒充外卖员身份、使用无人机进行外围盯梢等高度隐蔽手段，多次协助上游犯罪团伙从被害人或其委托的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处拿取装有现金的包裹。罗某通过境外社交软件与上游犯罪分子直接联系，接收取款指令，并化名“杨某”与被害人通话，取得现金后兑换为虚拟货币完成资金转移。李某负责驾车，吴某、高某负责盯梢和交接。现已查明，以上人员涉及3起诈骗案件，涉案金额70.8万元。

【评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案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性。认为行为发生于诈骗既遂后，属于事后处置赃款。

第二种观点认为，全案应以诈骗罪（共同犯罪）定性。“车手取现”是诈骗犯罪的关键环节，应整体评价。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区分各在案人员具体地位、作用及主观明知内容进行区分认定。对事前或事中与诈骗团伙具有意思联络，深度参与取款转移的，认定为诈骗罪共犯；对仅概括明知系犯罪所得，从事辅助转移的，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

首先，从犯意联络的形成时间与程度界分。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要求行为人在上游诈骗犯罪既遂前就与犯罪分子达成意思联络，并基于此合意实施取现、转移赃款等环节。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行为人是在上游犯罪既遂后介入。本案中罗某使用化名并通过加密软件与上线直接沟通，接收包含被害人信息、金额、地点的具体指令，并负责将现金“承兑”为虚拟货币。其行为并非事后被动接收赃款，而是在事前或事中就与诈骗团伙形成了紧密的意思联络，其取现、变现行为是诈骗团伙实现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环节，应认定为诈骗共犯。李某、高某和吴某主要听从罗某的指挥调动，从事驾驶、盯梢、交接等辅助性的工作，与诈骗核心环节隔离，更符合事后转移赃款的性质，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其次，从主观明知的内容进行辨析。诈骗罪要求行为人明知上游系电信网络诈骗，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行为人只要对上游犯罪有概括性明知即可。罗某在聊天中使用“枪手”“鱼”等涉诈暗语，接收的指令直接来源于诈骗过程，内容具体指向诈骗被害人，足以认定其对“他人正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有明确、具体的认知。李某等三人不在聊天群中，未直接接触上游，对于上游是何种具体犯罪、诈骗如何实施等细节并不清楚，其主观故意更符合“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

最后，从各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审视。罗某处于组织指挥地位，直接对接上游诈骗分子，其行为共同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而李某等三人主要充当“工具人”，行为重心在于赃款到手后的转移，主要妨害司法机关对犯罪所得的正常追查活动，侵害的是司法秩序这一独立法益。

就本案而言，对各行为人区分处理更适宜，对罗某以诈骗罪（共同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李某、高某、吴某三人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此种区分定性方能精准评价各行为人不法的本质与程度，实现罚当其罪。

邓灿 沈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