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茅家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先后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

研究方向：

太平天国史、台湾地方史、晚清史、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至2012年止，共计出版专著23种。《台湾30年（1949-1979）》获江苏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太平天国通史》获江苏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2007年获南京大学终身成就奖，2013年入选首届“江苏社科名家”，2014年当选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

求学经历——

对我影响至深的三门课

记者：简要回顾您的求学历程，哪些事情令您印象深刻？

茅家琦：1927年，我出生于江苏盐城。1938年迁居泰州，求学于荣汉中学、培梓中学。1947年考取中央大学就读于经济学系，1951年毕业留校，1953年成为政治经济学教师，1956年年底调入历史系。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接受中学教育的。那时学校开出的课程只有英文、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等主要课程，没有劳、体、美、音等课程。为了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学校又开设了论理学（逻辑学）、文字学、文学史等课程。在中学时代，我得到教益的是英文、国文和论理学（逻辑学）。在当时，这是任何其他学校里都没有开设的课程，大大拓宽了我的知识面，尤其是论理学（逻辑学），传授思考方式和思想方法，对我帮助很大。中学时代没有图书馆，家里仅有的几本书，我都会经常翻翻，比如“四书”里的《大学》能全部背诵，《论语》《孟子》《中庸》亦相当熟悉。

大学教育给我的最大教益主要是“经济学概论”“西方哲学”“人生哲学”三门课。“经济学概论”课给我的教育，不是老师的讲课内容，而是讲课老师吴斐丹教授指定阅读一本英文原著的大学经济学教材，而且规定必须以英文写成读书报告，上交给老师评定成绩。这一措施有效地提高了我阅读英文专业书籍的能力。我选读的“西方哲学”是熊伟教授开设的，“人生哲学”是宗白华教授开设的。这两门课在提高我的思辨能力、促进我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两个方面都产生长远的影响。

回忆求学过程，我还要提及留校工作以后孙叔平副校长的指导。1953年上半年，为了准备在秋季开学以后对大学生开设《政治经济学》，孙先生召集包括我在内的三名年轻教师阅读《资本论》第一卷。他每周讲一次课，课后要我们阅读《资本论》，提出问题，再由他解答。一个学期的指导和一字一句地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极大地提高了我的思维能力，至今受用不尽。

学术研究——

“坐下来，钻进去”，才能出成果

记者：您学术研究第一个集中的方向是太平天国史。您当时为何选择这一方向？

茅家琦： 1949年以后，太平天国史成为学术界一个研究热点。1951年，南京举办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0周年”的一系列学术活动。我当时还是南京大学在校学生，由系行政部门组织参观了“太平天国历史展览”。这是我第一次全面地接触太平天国历史。我们常说，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太平天国是伟大的农民战争，它是怎样推动历史前进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反而是中国历史的倒退。仔细想来，很多历史问题，实际上我们都没太清楚。所以我当时就想研究太平天国史。

走上这条研究道路，首先得益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代宗师罗尔纲先生的引导。他曾在1948年、1954年两次来南大历史系讲课。他一生在大学任教就仅仅这两次。1951年的太平天国历史大型展览就是在罗先生亲自主持下完成的。南京图书馆颐和路书库藏书达70余万册，其中有大量清朝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丛书、杂志、报纸、函牍、档案等资料。罗先生坚持一册一册地翻阅，发现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就一字一字地记录下来，总字数近一千万。

1960年初，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希望复制这部资料，罗先生慨然答应，无偿提供。这为青年教师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打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这种无私教导年轻学者的伟大精神，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学术研究的道路很不平坦。1959年5月在全校体育运动会上，郭影秋校长提出“六字”任务，号召全校师生：“坐下来，钻进去。”我深深地感到这六个字真正是高校师生的基本任务，只有“坐下来，钻进去”，才能出成果。

1959年10月，我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史学论文：《我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一点看法》。1961年7月，在《江海学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太平天国经济史的论文——《太平天国的“田凭”是发给谁的?》，文章得到史学界的重视。

研究历史，要将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考虑。这是我转入史学研究后的一点心得。于是，我开始关注太平天国失败后的江南社会情况，并于1961年12月，在当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主办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太平天国革命后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一文，得到老一辈专家的认可。

1963年，我又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太平天国历史的文章。这段时期，我利用自己经过大学训练的阅读外文书籍的能力，阅读了大量英国国会蓝皮书，完成太平天国与英国关系的论文。

学术反思——

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

记者：从1964年到1978年，您的学术工作停止了14年。您在这14年中有没有进行一些思考和写作？

茅家琦：那段时间，我基本上停止了学术活动，但另外一方面，我也没放弃学术，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新思考。这使我坚定了两个决心：第一，任凭风浪起，稳坐“读书台”，专心于教学与研究；第二，对自己、对他人都必须弘扬人文精神。

确定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以后，需要总结一下过去学术研究工作的经验教训。我发现过去的学术研究工作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是过去学术研究的面太窄——局限于一二十年的历史。研究对象的跨度小，容易出成果。当年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切香肠”。20年的实践告诉我，这种方法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局限性。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逐渐体会到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能做到“通古今之变”才能“立一家之言”。

另一个问题是过去学术研究的思想方法“教条化”——不可能形成“真知”，没有发展前途！《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学者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相对真理，需要不断地修正、补充、提高，因此，学者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本着这样一种认识，我在1983年2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著者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就是真理，一时还不能确定，从这一点看，他的结论仍然是一个假说。这个假说能不能变成真理，即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还有待于多方面的检验。这种情况在历史研究中是大量存在的。

因此，后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超过前代学者，也就成为正常的现象。“假说”方法的确立，增加了我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信心。我不仅开始重视自己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提高，也开始重视对学生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训练。因此，在恢复“高考”以后，我主动为新同学开设《史学概论》课，讲授史学理论和方法。

学术交流——

历史学家要补上一门学问

记者：1980年、1992年您两次到美国访学，此外，也有过到日本等地的访学经历。能不能介绍一下，您跟海外学界交流的情况。

茅家琦：1980年春，我受邀访美，两个月期间我进一步明确：需要扩大知识面，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中美建交以后，1979年为了促进两国的学术交流，在美国成立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这个交流委员会通过中国科学协会邀请大约20名学者去美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受邀的学者中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只有两个人：罗尔纲教授和我。

在美国两个月，主要在耶鲁大学活动，随后去了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巴夫罗纽约大学、宾州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结交了众多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其中包括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魏克曼教授、密歇根大学的费维恺教授等。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了我。国门初开，他们很想了解中国，我也很想了解西方，这种接触给南京大学与美国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带来很大帮助。

此后，我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学者的交流活动越来越多。我有两点主要收获：一是对全球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情况有了全面了解。在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马敬鹏先生的帮助下，我看到了世界各地出版的太平天国历史书籍，特别重要的是看到了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简又文教授写作的两部巨著《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的原稿，以及他为写这两部大作编译的中外文资料底本。我发现，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快到尽头了，我的研究工作需要转向。二是接触了不少台湾学者和有关台湾的资料，深深感到我们过去对1950年以后台湾的历史一无所知。历史学家需要补上这门学问。

教书育人——

研究生不是“打工仔”

记者：您是从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1986年开始招收博士，这么多年下来，也有很多学生。请您谈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心得。

茅家琦：第一，重视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训练。研究生一入学，我就为他们开讲史学理论与方法课。

第二，重视扩大知识面。研究生入学以后，他们往往希望跟我进一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我并不鼓励他们这样做，总是希望他们把晚清历史和太平天国历史结合起来考虑并多读一点哲学著作。

第三，重视外文学习。研究生一入学，我往往指定他们读一本外文专业书，并要求他们翻译成中文。如有机会，我还介绍他们的翻译著作出版。

第四，我不愿意将研究生视为自己的“打工仔”，要让他们自己独立地做科学研究工作。“打工仔”式的培养方式只能培养出“切香肠”式的工人，很难培养出“通古今之变”、有思想的历史学家。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我培养的研究生中出现了若干很有成就的学者兼政治家的复合型人才。

研究“五步”——

杰出的思想家引领社会实践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在太平天国史之外，您又开辟了台湾史、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等研究的方向，这些新的方向是怎么延展开来的？

茅家琦：1977年以来，在学术研究工作方面，我走了五步。

第一步：做好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收尾工作。完成《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完成《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与省内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合作编写了三卷本的《太平天国通史》。

第二步：“当代台湾”研究。与几位研究生合作编写并出版了《台湾30年(1949—1979)》。

第三步：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晚清以来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和几位研究生合作写了一部著作《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199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四步：编写体现人文精神的两部著作《孙中山评传》和《中国国民党史》。

第五步：阅读匡亚明校长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后，我得到启示：要深入地理解历史，必须将当时起作用的思想家的思想与历史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考虑。因此，我写了两本书：《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和《桑榆读史笔记——认识论、人生论与中国近代史》。在《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一书里，围绕人文精神与反人文精神之间的角力，思考了思想与历史发展这一核心命题。而《桑榆读史笔记》则是从认识论和人生论这两个方面，结合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案例进行思考——杰出的思想家引领社会实践，铸就辉煌、富强的历史；庸俗的思想家操控社会实际，构筑停滞、贫困的历史。这就是我研究历史的小结，也是我的基本思想。

70年感悟——

在读书中学做人

记者：回顾70多年来的读史和研究历史的生活，您有什么感悟？

茅家琦：就读史70多年来的基本启示，大致可以总结以下五点：第一，历史研究的“相对真理性”。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创造世界的实践；而历史学则是历史学家对此前人类创造世界的实践的认识。由于人的主观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历史材料掌握得不全面和综合分析材料能力的局限，历史学家所有的历史研究的成果往往只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

第二，历史学家要想取得对历史实践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即向绝对真理更接近一些，就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而最高层次、也是最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在我看来，就应该是“实事求是”。就中国历史研究而言，我们就必须以中国历史实际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的“古今之变”，而不能以西欧历史发展范式，演绎中国历史实际。

第三，要准确、深入地研究历史，还必须具备宽广的知识结构和正确的思维方法。在这方面，蒙文通先生的教导对我很有启发。先生说历史学家必须“学力足”“才力够”，用现代的话来说：“学力足”就是知识范围渊博，而“才力够”就是思辨能力要强。

第四，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必须付出巨大的精力，长期奋斗，坚持不懈，才能取得成果。正如罗尔纲先生所说，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

最后，提升人生哲学水平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也是意义非凡。一方面，历史学家研究历史，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公正的、合乎理性原则的评价，首先就要求学者自己要具备合乎理性的人生观。另一方面，学者研究历史，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专心致志，要摆脱一切“私欲”的干扰。这些“私欲”，就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是非纠葛以及对权力、名利、声色犬马的追求。

总结起来说，根本一条，就是要联系到自己的思想生活——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从这个思想出发，到古书里找到一些理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现在做的研究跟读书的关系。读书特别是读中国书，都是跟做人有直接关系的。读书增加知识是一面，更重要的是要从读书中领悟到做人的道理。

记者：对于整个江苏的学术文化、经济发展，包括对南大的学术建设发展，您有何建议、期望？

茅家琦：江苏省也好，南大也好，关键问题是要关心人文社会科学。

注：本访谈整理过程中，参考《江苏社科名家文库茅家琦卷》。

访谈整理：许金晶 孙海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