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2月，张连红都格外忙碌。世界各地的历史学者将搜集而来的历史资料、研究成果和史实记录汇聚，他穿梭在不同的会议现场，交谈、讨论。庞大的文字和影像资料，都是一个目的：告慰南京大屠杀惨案中的无辜同胞，祈愿和平。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美化侵略事实，甚者直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这些豪无良知的做法，引起了包括国内学者在内的世界学界的愤怒。

“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对南京大屠杀的系统研究，我们所掌握的史实资料以及学术研究还比较弱，这才让日本右翼钻了空子。”带着愤怒和为死难同胞讨回公道的决心，专家学者开始将目光集中到1937年前后的南京。经过中外学者共同努力，《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相继向世界公开，大量揭露日军暴行的文字史料为国际社会知晓。“这两份史料的出现无疑是很有利的，但对我们史学研究来说还不够，那些遭受过日军伤害的幸存者才是活着的证据。”

从南城小巷到江宁村庄，张连红带着学生反复奔走，四处打听在世幸存者的消息。有时，仅靠资料中几句模糊的字眼，他们就要耗上许多时间。经过数年努力，共有2000余名在世幸存者选择以口述形式讲述了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后来，我们又联合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在海内外搜寻原始资料并考证，汇编为4000多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并在2010年出版完毕。”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促进下，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之名，祀我殇胞。“设立国家公祭日并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让更多人明白和平的可贵和难得。”张连红说。

随着研究的深入，张连红的心境逐渐发生变化：触目惊心的数字和晦涩的术语虽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内容，但南京大屠杀的意义不能被淹没在数字的抽象和宏观表述里，他要进行一种更加细致更加立体的研究。“只有走入历史现场，走进每一段人生，我们才能感受到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一般的愤怒憎恨，而是反对一切暴力，站在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对和平的渴望和追求。”

这些年来，张连红聆听过一个又一个故事，也跟随讲述者进入一段又一段回忆。即便作为理性的历史研究者，他的内心仍会被众多“小人物”触动。

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与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职员的合影（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如果说我们外国人现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话，那我们有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这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忠实友好地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

“我谨向你们，各位先生们，以及你们的全体人员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你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历史史册，对此我深信不疑。”

——选自1938年2月21日约翰·拉贝回国前的告别演说

2022年12月，张连红团队历经24载研究推出了《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南京安全区的学术专著。这本专著首次披露了100余位南京安全区的中方人员名单。

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86年前的南京。充斥了动荡与苦难的黑暗时期里，共计1500多名的中方人员驻守安全区，他们直面生命威胁的同时全力保护苦难同胞。这些中方人员究竟是谁？时间模糊了大部分人的脸庞，考证起来的困难巨大。

“约翰·拉贝深信不疑，中方人员在安全区内所做的一切‘将会载入南京的历史史册’。我读到这一段时很感慨，当时‘中国人’比西方人面临的危险更大，而且很多中方人士都是义务进行工作，他们展现出的勇敢和无私让人敬佩。”张连红和团队成员回到当年的避难所，在陈旧的档案和久远的校史中仔细搜寻信息。经过无数次核对，姜正云、齐兆昌、陈嵘、陈斐然、刘文彬等一个个姓名浮现，这些曾淹没在时间里的无名英雄们有了更清晰的人生脉络。

第二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上世纪90年代，参与南京大屠杀口述记录的幸存者还有数千人，而截至目前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8位。终有一天，时间的证人会全部离我们而去。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铭记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近10年，张连红和团队成员加强国内外学术成果调查，几乎每年都召开学术研讨会，还积极把学术成果外译，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真相传递给世界；他编写图书，给记录片和电影当学术顾问，用更加严谨的方式传播史实。

“记忆传承是不能中断的，我们要关注幸存者后代的家族史和口述史，在幸存者的人生中触摸历史，感受温度和力量。”而让张连红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主动加入。“不论学术研究还是艺术创作，只要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就永不湮灭，和平的声音也传得更远。”

新江苏客户端·中国江苏网记者喻婷 柏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