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无锡龙山步道一路向上，近山顶处，出现一段不足1米高的石墙。远眺，太湖碧波万顷。作为古阖闾城的一部分，千百年来，石墙默默守护着身后的吴国古城，警戒着越国士兵的驾船跨湖偷袭，也见证着江南地区的兴起与繁盛。

太伯奔荆蛮，吴文化萌发

谈到“吴地”，人们往往会想到富庶的江南地区。然而在3000多年前，这里还是未开化之地。直到商朝末年，周太王长子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断发文身，筑城守民，传授耕织与礼仪，这里才开始融入发达的中原文化，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太伯、仲雍奔吴”一直被认为是吴文化的起源，但所奔之“吴”在哪里？一直众说纷纭。

宜侯夨簋

1954年，在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发现了一件西周青铜器——宜侯夨簋，器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0余字，记载虞侯被改封到宜地的事。据古文字学者唐兰考订，虞便是吴，虞侯夨是仲雍的曾孙周章，其所受封的“宜”在江苏丹徒附近。他认为，这一考古发现证实了古文献中的太伯奔吴之说。

此后丹徒大港至谏壁一带陆续发现熊遂、余昧等吴国大型贵族墓葬，出土了众多西周时期青铜器。“根据目前考古资料，吴文化地区共出土青铜器2000多件，超80%的青铜器都在宁镇地区出土。”镇江博物馆原副馆长王书敏认为，太伯奔荆蛮的地点，在宁镇山脉地区湖熟文化遗址范围内的宁镇一带。“从时代上看，宁镇地区的青铜器从西周至春秋早、中、晚期都有涵盖，而无锡﹑苏州等地发现的青铜器多为春秋中晚期器物，我们有理由相信，太伯奔荆蛮最初是到的宁镇地区。”

也有学者据历代方志所述，提出了太伯所奔之“吴”在无锡梅里，并以太伯墓和太伯庙为证。《史记·吴太伯世家》张守节所做《正义》云：“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

吴的发源地到底在哪，至今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但在春秋晚期，吴国都城出现在现今的苏锡一带是毫无疑问的。

国力渐强，都城数次迁徙

吴国强盛始于吴王寿梦，兴霸始于吴王阖闾。在600多年的吴国史中，战事不断，数次迁都，“孰姑徙句吴，诸樊徙吴”。很长一段时间里，春秋时期的吴国都城始终只存在于文献之中，明确可考的古城址非常少。目前，考古勘探的吴国城址主要沿长江、中江水道和太湖分布。

2007年，南京博物院与丹阳市文化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葛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通过对出土陶器的分析，揭示出葛城遗址是一座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的吴国大型城址。

“丹阳珥陵镇的葛城遗址，是迄今为止江苏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延用时间最长，使用次数最多、保存最完好且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吴国古城址。”王书敏表示。现有的考古成果表明，吴国早期城址出现于宁镇地区，丹徒大港、谏壁一带存在多座出土青铜器的大型墓葬都佐证了这一点。

距葛城遗址东南方50公里处，是众人更为熟知的淹城遗址。淹城由外、中、内三城组成，“三城三河”的建筑形制世界独一。“这一带出土的文物年代贯穿整个春秋时期，尤以春秋中晚期为主。”王书敏介绍，淹城遗址在时间节点上与葛城遗址存在一定重合，应为吴国中期的都城。

到了春秋晚期，太湖南岸部分地区已纳入吴国的版图，疆域进一步扩大，都城也逐渐从宁镇地区向太湖地区迁徙。

东临太湖的阖闾城遗址有保存较好的城墙和大型高土台，从阖闾城遗址内水沟的剖面和采集的文化遗物分析，筑城年代应晚于春秋中期，但并未发现春秋晚期的文化层，可以推测都城使用时间不长，与吴王阖闾即位19年吻合。

隔着太湖，与阖闾城遥望的是木渎城址。依据出土器物、地层堆积关系和城墙等古代遗迹的结构特征，判断其“为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有学者认为这是吴国最后一个都城。

这样，通过对江苏境内一系列城址的分布及其性质的分析，吴国都城自西向东的迁徙路线基本清晰可见。

尚武争霸，吴人都城与兵器皆重军事性

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吴国以尚武闻名，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雄踞东南 。作为一个侵略性极强的战争型国家，吴国都城的军事性更加突出。

以阖闾城为例，《越绝书·吴地传》写道：“阖庐之时，大霸，筑吴越城。有小城二。”与史书记载相符，现在的阖闾城遗址外围设大郭城，内有东西两小城。吴人以西为贵，西小城主要居住贵族，大型宫殿区都集中于西小城，东小城则是军队的驻扎区和训练营，也是粮草、辎重、兵器等物资的储备区。

如今走进东小城遗址区，还能看到残存墙基，宽度25米到30米。走在修整过的高台上，可以想象过去士兵在这里操练的情景。“在城墙外，我们发现了一、二十米宽的护城河及五六米宽的过渡地带。当时，防御的人就沿着城墙和护城河进行巡逻。”无锡考古所所长刘宝山介绍。

在城遗址东侧的龙山山脊上，还发现绵延6公里到9公里的石墙，直接在平地上用大石块垒砌而成，与城址同时期。有学者将其看作“吴长城”，认为这是阖闾城的哨卡，从这里瞭望，防止越国从太湖进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为获得战争胜利，兵器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吴国致力于青铜的开采冶炼，矿冶业成为吴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与中原多用战车不同，吴发展并改进了大批青铜兵器，尤以剑、戈、矛为代表。

镇江博物馆藏

吴剑剑刃锋利，可以斩金断玉，削铁如泥。《战国策》就曾记载：“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学者王玲通过研究镇江博物馆馆藏的30余件青铜兵器，总结得出，为了改进强度、加强直刺功能、提高杀伤能力，吴剑的形制不断发生改变，剑身越来越长，剑脊越发分明，刃部由直刃变为弧线内收，这让士兵在步战中更易取胜。

在后期， 吴、越剑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剑身装饰越发华丽。特有的几何暗花纹饰，既起到装饰作用，又具备防腐功能。“这种暗花纹现代人都很难做到，但早在 2500 多年前的吴国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器表面合金化技术。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人们将创造力体现在一把把青铜兵器之上。”王书敏说。

吴越通融，江南文化的浓厚一笔

南京博物院考古所原所长张敏曾提及，“鬲”与“鼎”是区分吴越文化最主要的文化遗物，“土墩墓”与“石室土墩墓”是区分吴越文化最重要的文化遗迹。

在江苏宁镇地区以及太湖流域能望见一个个馒头状的大土堆，这就是土墩墓，是两周江南地区特有的一种埋葬方式，平地上堆土起坟，有的不挖墓穴、平地掩埋，也有部分挖浅坑埋葬，与中原有着明显区别。

土墩墓可以分为“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多的时候，有的墩子能有40多个墓葬，这一类型往往存在一个中心主墓。据推测主墓可能埋葬的是当时地位比较尊贵的人，其他墓葬则全部朝着中心主墓，呈向心型结构。

也许是战乱原因，江苏境内土墩墓中出土的青铜器较少，大多为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两种器物泥料中成分相似，烧制地区一致，带有很强的地区特点。

印纹硬陶

原始青瓷

“印纹硬陶原料含铁量较高，烧成温度比一般陶器高，质地坚硬，表面拍印的几何图案既美观，又能加固陶坯，当时多被人们当做储存器来使用。”无锡吴都阖闾古城遗址管理处陈列保管部部长丁兰兰说，“原始青瓷器物则是一批界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种器物，在器物表面施满一层薄薄青釉。”

虽然在吴国遗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陶瓷器，但在吴国的疆域内从未发现烧制陶瓷器的窑址。这些硬陶器、青瓷器却与越国出土的器物在器类、造型、纹饰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张敏认为，吴越之间当时存在“资源互动”。吴国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越国有丰富的瓷土资源，越国向吴国大量输出印纹硬陶器和青瓷器以换取铜原料进行铸造。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存在一个以水路运输为核心的原始瓷运输网络，从浙江东苕溪出发，沿太湖西岸和北岸向外流通扩散。

吴越之间的文化互通，也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江南文化抹上了浓厚一笔。

吴国历西周和春秋，自太伯至夫差计25世。600多年，中原农耕技术在江南这片蛮荒之地播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小国摇身一变，手持刀剑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秦灭六国大一统之前，万国林立，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当中，吴国就是历史进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刘宝山评价。

立在北方与南方的中间过渡地带，吴文化起初就是由华夏文化与土著百越文化相融合形成的区域性文化，其开放融和的特性与生俱来。3000多年来，吴文化不断扬弃发展、吸纳升华。唐宋以前，吴文化主要与南方的越文化、西方的楚文化、北方的中原文化、晋文化、齐鲁文化等相互开放融和；唐宋以后，吴文化和海外文化的联系日渐加强，唐时鉴真东渡，明时郑和下西洋，皆从苏州出发；明清之际，苏州的海外贸易甚是发达，苏州的丝绸、茶叶遍及天下。

吴文化的开放性不断推动着吴地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强化了吴文化开拓创新的特性。从太伯建勾吴，吴地就奔涌着一种不拘小节陈规、敢于创新的进取精神。中国历史传统重农轻商，但吴地很早就已开始工商并举。宋代以降，“天下赋税，江南居十九”，“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明清之际，苏州丝织业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直到当今，城镇工业生产的迅猛发展，莫不显示其创造力。

正是在这样的交融、影响与碰撞中，吴国以及吴文化秉承着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文化属性，已然成为长江流域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成为大一统中华文明的一颗绚烂“明珠”。

新江苏·中国江苏网记者 孙秦旺 徐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