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台西溪，闻名遐迩。走进这座古镇，可见唐代的海春轩塔高耸巍峨，北宋的泰山寺气势恢宏，它们遥遥相对，默然而立，见证着这座海边小镇的沧桑变迁。
时光荏苒，传说犹在。北宋时期的海陵西溪是朝廷重要的盐税征集地，也曾是宋代晏殊、吕夷简和范仲淹三位宰相下派基层的“福地”，特别是范仲淹此后又知兴化县，前后历时近六年。
俗话说：“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一个人的过往口碑，其实都是自己用行动书写的。如果说西溪是35岁的范仲淹步入仕途的重要起点，而“范公堤”则是他为政担当的第一座丰碑。他的名字，他的人格魅力，连同他前任的两位“师友”与“畏友”，也都一起穿越千年岁月，深深地烙印在了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一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35岁的范仲淹任海陵西溪盐官，监管征收盐税。
西溪地处海滨，这里天高海阔，滩涂绵延，芦苇遍地，人烟稀少。极目远处，可见一座座烧盐灶台平地而立，升腾的浓烟飘向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身处此地，嗅一下扑面的海风，都是苦咸的滋味。
范仲淹在这里当盐官，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生的考验。西溪因其盐产量极大，故而宋朝在泰州盐仓监下增设了西溪盐官，兼管何垛、丁溪、草埝、白驹、刘庄五个盐场。在有的人看来，盐官官职虽然不高，却有许多心照不宣的实惠。可是志向远大的范仲淹却无意于此。好在之前有两位出色的前任给他留下了脍炙 人口的诗篇。
一位是晏殊，他来此当盐官时也才二十出头。有“神童”之誉的他，被发现他的宰相张知白带在身边，后又举荐给朝廷。其时适逢真宗皇帝殿试，真宗阅卷后拍案而喜，即刻御笔钦点他为进士。此时的晏殊才年仅13岁。可当他被朝廷派到江海交汇的偏远之地时，不能不使他倍感失落，二十岁左右又恰恰是最容易感怀伤春的时节。于是晏殊在任职之余作词遣怀，写下了传诵千年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在才华横溢而又“风流蕴藉”的词句中，流露出的是晏殊身在异乡的孤处之忧和情思之愁。为了排遣孤寂的情绪，晏殊在西溪筹建了书院。于是，在地处海边的盐场上，传出了琅琅的读书声，有了书声也就有了润泽西溪的文脉养分。
晏殊不久就回到了京城，他留给西溪的是一个飘逸超卓的背影。
另一位是吕夷简。他是太子太师吕蒙正的侄子，而他的父亲则是光禄寺丞吕蒙亨。这样的“官二代”到远离京师的海边西溪任职，心里自然是有些不甘的。相传他闲暇之际曾手植牡丹一株。为此他写下了那首《咏牡丹》：
异香浓艳压群芳，何事栽培近海涯。
开向东风应有恨，凭谁移入五侯家。
从这首诗中人们不难感知到吕夷简内心的不平之气，他以“异香浓艳”的牡丹自诩，发出了“凭谁移入五侯家”的诘问，流露出对未来的自信。很快，出生于仕宦之家的他也回到京师平步青云了。
当范仲淹来到西溪时，吕夷简手植的牡丹已然茂盛，每岁花开如云，成了海滨盐场一道独特的景观。眼前的景色让范仲淹诗兴勃发，禁不住和题一绝：
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
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
显然，相比起晏殊和吕夷简，出身贫寒的范仲淹来西溪任职的心态要平和务实得多。透过“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这一质朴的诗句，展示出范仲淹人生的远大志向，以及不论身处何地，都能为民请命、敢于担当的广阔情怀。宋代王辟之在其《渑 水燕谈录》中记载：“海陵西溪盐场，初，吕文靖公尝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株，有诗刻石，后范文公亦尝临莅，复题一绝……后人以二公诗笔，故题咏极多；而花亦为人贵重，护栏，岁久茂盛，每岁花开百朵，为海滨奇观。”这大概就是“名人”效应了。
范仲淹在西溪任职期间，看到海陵一带的海堤年久失修，每年秋季海潮泛滥，阡陌洗荡，屋毁人亡，百姓流离失所，给盐业生产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不由得忧心如焚。他不顾别人说他越职言事的非议，慨然上书泰州知州张纶，力请速修捍海堰，以救万民之灾。他的主张得到张纶赞同，并经张纶转奏宋仁宗。宋仁宗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兴化县令，且“总其役”。前后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在早年常丰堰的基础上修建起另一道捍海堰——“范公堤”，成为海陆之间一道兴盛盐业和守护百姓的坚实屏障，这也是他留给西溪与兴化百姓的一座为政丰碑。
别有意味的是，范仲淹西溪的这段人生“机缘”竟然一直贯穿在他此后的人生历程中。他为之仰望的两位前任，一位成了举荐他走向广阔仕途的恩师，而另一位则成了他为政革新的畏友与对手。
二
范仲淹与晏殊真正相识相知，已是在七年之后。
天圣五年（1027）正月，晏殊罢枢密副使，以刑部侍郎出知应天府，方务倡教兴学。时范仲淹守母丧丁忧亦居南都，受聘掌管府学，执教席，授生徒。应天府学在范仲淹的执掌下，制度健全，训导有法，深受学子们的欢迎，最终发展成为著名的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次年十二月，范仲淹守丧期满，晏殊亦由南京内调，拜御史中丞。时朝廷缺一密阁校理，于是晏殊荐举范仲淹任馆职，他在其荐举状中高度赞誉了这位来自西溪的后任者：
“臣伏见大理寺丞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前曾任泰州兴化县，兴海堰之利。昨因伏制，退处睢阳，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独守贫素，儒者之行，实有可称。欲望试其词学，奖以职名，庶参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咏。”
正是有了晏殊的这一纸保举状，才使范仲淹跻身馆阁，开始了他立朝的生涯。论年龄范仲淹比晏殊还大两岁，此后范仲淹对晏殊则一直以恩师之礼待之。
晏殊是宋代教育的开拓者，更是一位举贤爱才的伯乐，他不只举荐了范仲淹，其后还举荐了欧阳修、富弼、孔道辅以及苏洵、苏轼、苏辙等人。
当然，晏殊与范仲淹由于出生背景不同，两人的性格差异也十分明显。晏殊因为少年得志，久居高位，处事则显得谨小慎微，处处循规蹈矩。 而范仲淹则不满这些，因而常常挺身而出，砥砺道德，敢于直言。司马光评价他是“大忠伟节”， 在《祭范尚书文》中称其“谠言直节，奋不顾己。”
他们性格上的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天圣七年冬至，是刘太后的寿辰，朝廷打算让宋仁宗率百官在大殿前为刘太后拜寿。因为仁宗登基时，只有12岁，真宗的皇后刘氏垂帘听政，辅佐仁宗皇帝处理国政。然而，范仲淹却认为此议不妥， 他直言宋仁宗已经成年（仁宗已十八岁），太后应该“还政”，不要再垂帘听政，左右仁宗皇帝。
范仲淹的奏章立即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刘太后自然很不高兴。晏殊知道后十分恼怒，严厉训斥范仲淹是好出风头，好奇图名，这样会连累举荐的人。范仲淹回去后就给晏殊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以大量的历史事例，说明自己给朝廷上书的理由。他在信中表示，你如果还认为我可以指教，就不要后悔当初荐举我； 如果认为我不可造就，你就去向朝廷声明，杜绝我的前途，朝廷可以免你荐举我之罪，我这封信也可作为证据，不再连累你。相比范仲淹的刚正直言“，明哲保身”的晏殊无疑是老于世故了。
偶尔的冲突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师友之谊。 在庆历新政中，晏殊身居宰相之位，他与范仲淹同朝共事，同进同退，参与主持朝政革弊兴利的改革，展示出刚正直谏的政治家风范。此后，两人都因犯颜直谏，几次被外放地方任职，但是他们总是彼此关切，互通诗文，相互勉励。
皇祐元年（1049年）三月，61岁的范仲淹由邓州移知杭州。而去岁春，晏殊已自颍州移知陈州。范仲淹此次经行陈州时，执弟子之礼，登门看望恩师晏殊，双方诗酒相酬，欢聚数日。范仲淹感激晏殊当年举荐自己，又感怀晏殊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院使时，使自己亦参与大政。年逾花甲比晏殊大两岁的范仲淹依旧执门生之礼， “重求绛帐”，“捧觞为寿”，并自惭师恩未报。他尊师重道、笃于情义的精神，令人无不为之动容。
三
有着深厚家族背景的吕夷简，是一位“才识卓优、清慎勤政”的名臣，享有“廉能”之誉。他先后执掌国政21年，政治经验丰富，处理各种问题沉着老到几乎无人能及。《宋史》中评价他是“屈伸舒卷，动有操术”。早年他知滨州时，看到当时苛捐杂税泛滥，严重影响了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于是仗义执言，上疏请免农器税。真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恩泽所及，遍于天下。在任员外郎的任上，他直言真宗建筑宫观是劳民伤财，请罢除冬天河运木石。真宗称赞他：“有为国爱民之心。”此后，吕夷简又辅佐年少的宋仁宗。在太后临朝听政的背景下，能够正确处理北宋社会的诸多社会矛盾，进而保证了北宋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崩逝，仁宗亲政，吕夷简又向他提出了八条规劝，宋仁宗也都能虚心接受。
范仲淹与吕夷简的交集，则是在双方先后到了朝廷最高决策机构之后。
明道二年(1033)，因仁宗废除郭皇后一事，范仲淹与吕夷简产生了第一次冲突。郭皇后立后九年，依然无子，但她偏偏又嫉妒成性，行为蛮横。 一次仁宗宠爱的尚美人与郭皇后发生争吵，仁宗劝解时被郭皇后抓伤脖子，一怒之下仁宗欲废皇后。此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而身为宰相的吕夷简却赞成废后，并命令所有的部门都不得接受言官上奏。台谏言官们为此而怒，在范仲淹、孔道辅的率领下他们集体跪谏，要求吕夷简公示郭皇后的罪状。最终吕夷简以太平时代不应出现言官集体跪谏为由，把范仲淹外放了。
吕夷简长期为相，多用亲信。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权知开封府，上言仁宗皇帝，任用近臣不宜全委托宰相，后又进献《百官图》，指出内中关系。吕夷简大为恼火，说“仲淹迂阔，务名无 实。”后范仲淹上奏仁宗，不可尽信吕夷简，并用王莽的事提醒仁宗。“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辩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用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由是降黜”。范仲淹离开朝廷时，一些士大夫则不断为范仲淹辩护，导致一年后吕夷简被贬，仁宗被迫下诏禁止朋党。
此后，范仲淹几次被贬都出自吕夷简的打压，但是也有几次关键性的启用，又出自吕夷简的推荐。仁宗曾谕范仲淹放下旧事时，范仲淹回答说“：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庆历四年夏，范仲淹巡视西线，行至郑州时与退休在此的吕夷简“不期而遇”，范仲淹主动来 到吕夷简家中看望，彼此“欣然相与语终日”。这是一次敞开心扉的长谈，是在历经宦海风涛之后的“尽释前嫌”，更是两位对手互为敬重的“惺惺相惜”。
范仲淹没有想到，离开郑州二十多天后竟传来了吕夷简病逝的消息。人生中的畏友就此永诀，范仲淹含悲写下了名动一时的祭文：
“……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
政坛人生不可能没有“对手”，而像范仲淹和吕夷简这样的“畏友”实属难得，他们彼此有着真切的了解，又能有如此真诚的反思，他们都在对 “国家”的忠诚和对手的坦诚中，彰显出广阔的襟怀与独特的人格张力。
几年后，范仲淹辞世，好友欧阳修为之作神道碑，其中说到了他与吕夷简关系的转变：“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历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
的确，这是一种高贵的情愫，又何尝不是人生中的一大幸运！（金伟忻）
【作者简介】 金伟忻先后任新华日报社党委委员、新华日报副总编辑、中国江苏网总编辑、江苏省副刊协会会长、江苏省文化记协理事长，新华日报高级记者，江苏省首批高校新闻院系特聘教授，荣获中国新闻奖一、二、三等奖。 2018年1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作品集《江苏记忆》，2020年8月，英国新经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