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亚明

乡村布衣之家长大的我，总把“不欠他人恩情”作为做人守则。这些年来，我时常盘点人生债务，其他无愧，只欠书债。

上中学时，一天下课，教语文的班主任王老师朝我的座位走来。他从讲义夹里取出一本书，说：“回去慢慢看，别弄丢了。”上世纪70年代前期，学校图书馆藏书贫瘠，能借人一本好书，是信任与真情的无上象征。王老师又常有文章被电台、杂志录用，我对他一向崇敬无比。我急切地打开那本用牛皮纸包着的书——呵，刘白羽散文集《早晨的太阳》！

对这份难得的精神食粮，我自然十分宝贝。其间，身后的学习委员发现了我的秘密，趁我不备时，“借”走了这本书。过了一周，我赶紧用一本《闪闪的红星》把它换了回来。摩挲着泛黄的书页，我手不释卷，读了又读。一天，我抄完几篇散文后打算去还书，却不小心把书掉在地上。天呐，书脊断了两折！

一连几天，我在不安中熬过，惧怕与王老师照面。王老师上完课后，把我喊到讲台前，问起书中的几篇文章，我的回答证明了我已用心读过此书，他笑而不语。是不是我的羞惭尴尬被他发觉？此后，他再也不提那书的话题。

转眼高中毕业。走出校门，我们像林中的鸟儿，奔向了广阔的农村。农村知青多，对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十分重视，我们大队也组织了宣传队，由我担任队长。宣传队除了农闲、春节后到田间地头演出外，还要参加公社及郊区的文艺会演调演。《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那年，公社要求每个宣传队至少排练一个自创节目。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我，可我哪会填词呢？只得硬着头皮去找王老师。

没想到，这次王老师又送我一本书。这是一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册子，相声、快板儿、三句半令我眼界大开。再到王老师家时，他早早吃了夜饭等我，给了我一小叠稿子，我接手一看：“方言说唱，四大嫂开展三大讲”，讲的是农村路成线、田成方、房成行的新气象——原来，王老师帮我改稿了！他还指着“扁豆花、豇豆花不如社员同志心里乐开的花”一句问我，“社员同志”是否不那么口语化？思考了一会儿后，他改成了“不如我伲心里乐开的花”。

这讨论式的气氛，让我感受到“昨日师生，今日同志”的深情厚谊。一句“回去慢慢看”，又让我回到了当年摩挲着《早晨的太阳》的情景。

恢复高考时，正值秋收秋种。由于担心误工，加上底子薄，又无书本复习，我起了放弃参考的念头。没想到有一天晚上，我干完农活从生产队回来，奶奶告诉我，下午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皮肤白净的人找我，姓王，放了包裹后就走了。我打开包裹一看，竟然是油印的复习资料！没想到王老师只来家访过一次，就记住了乡下的路。

过年后，我去公社开会，绕道到学校去见王老师。我说，准备今年参加高考。他满怀期待地鼓励我说，大家的底子都差不多，要重视高考，但不要成为负担。但那一年，由于工作忙，家里又有老人生病住院，一直闲不下来，我匆匆参加了考试，还是落榜了。

知青回城后，我踏上新的工作岗位，靠多读了几本书和写材料的基础，到秘书科从事文字工作。一天我专程去王老师家报告近况：“我考进了电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半脱产学习。”王老师察觉到我的尴尬，鼓励我说：“电大也不错，而且中文可以自学，只要多啃书，勤动笔，就会有成果。”一席谈话，把我的负疚变成了动力。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好意思提起那本有借无还的书，以及他为我高考而精心准备的油印资料。那份沉重的欠债感使我难以解脱，只有在读书与耕耘文字的过程中方获轻松与安然，它鞭策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发努力，不敢懈怠。

我也曾想过，多买些好书“赔”给王老师。但再思之下，又觉不妥。看来世间之债务，唯有书债要靠知识的增值才能抵还，金钱反而无能为力。

不久前，和分别多年的同学聚会，看到王老师虽两鬓斑白，但“书味”依旧，已是教授的他仍然低调谦逊。在听其他老师介绍了他的成果著作后，隔日我便与朋友去了书店，书架上王老师的名字跃入眼帘。我取下《纵横论王维》《盛世读王维》，移步细览，还有他的散文集、文学评论集，我通通买了下来。不日，我邀约几个文友为他小贺，并请他签名，他欣然提笔。

的确，书债难还，书债逼人，书债也怡人。每当我怀着自豪与敬佩之情读王老师著作时，总有一种充盈感袭上心头——此生书债，怕是要等我的后辈来偿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