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 军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

我是在少年时读到刘禹锡这句诗的，彼时报纸上有一篇文章的小标题就是这两句。那时候，学生很难读到好书，偶尔“碰上”几句好诗文，就赶紧抄下来——这两句诗就这样被我牢牢记住了。

男孩子都喜欢马，这是天性使然，我也毫不例外。可我是在大城市长大的，无法像大草原的孩子那样与马共生共长，也不像农村的孩子时常与马发生“亲密接触”。我小时候偶尔能在大街上见到运输农产品的大马车，那就是最近距离地观赏马的风容了。不过，对马的亲近感一直保存在心底。每读小说，或者听评书，总是特别留意对马的描写，什么关云长的赤兔马、驮唐僧的白龙马、秦叔宝的黄骠马……

那是在1984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李瑾已经谈婚论嫁了。有一回，我们一起去天津滨江道逛街。遇到一家商店正在销售“金马”，柜台前人头涌动。我挤上前去一看，顿时兴奋起来——这款“金马”本是陶瓷制品，却满身镀上金色，分外亮眼。我当即前去抢购，靠着身强力壮，顺利买到了一匹金光闪闪的骏马。这是我给未来新房添置的一抹亮色，也是我家“收藏”的第一款马的置物。

那次逛街，李瑾也买了一件陶瓷制品，那是一个汲水的傣族少女像，体态婀娜，容貌美丽。这两件瓷器，在我们婚后一直摆放在书架上，既养眼，又暖心。

1986年，我和几个同事一道去西安开会，返程时到洛阳日报社考察学习。时任洛阳日报的领导给我们介绍洛阳风物时，特别提到“九都牌”的三彩马，说那是古老唐三彩的正宗“嫡传”。我一听就心动了，抽空找到这家“九都”专卖店，不惜重金，买了一款体型最大的三彩马，吭哧吭哧背回天津。

当我兴高采烈地把这匹大马搬进家门，却发现我们的小家根本找不到摆放它的位置。李瑾嗔怪我，买东西前，也不想想摆在哪里。我只得自嘲说，一见这匹马，就忘了东南西北了。夫妻俩把大马摆在床上，欣赏到大半夜，过后就只好委屈它住到床底下去了。

那书架上的“金马”依然是我家唯一的亮点。直到1993年春天，我在举家南迁深圳收拾行李时，决定把珍贵的三彩马带到深圳，而让那只金马“留守”津门。

从此，那匹三彩马“时来运转”，成为我们在深圳辗转数个家里不可缺少的主角——直到我购房以后，还专门请设计师为其安排了一道墙台，它才算“得其所哉”，每日里与我神交目遇，日日厮守。

那天，我出门上班，在小区门外收废品摊位里，偶然发现一只三彩马，是比我家那匹小一号的中型马。“这只马，卖给我吧？”摊主说，“这是个残马，一只耳朵有磕儿，你也要吗？”我看了看，确实，马的右耳耳尖被碰掉了。我有些惋惜，但还是依价付钱，把这匹可怜的残马买下了。心想，从品相看，这只残马也是“九都”出品无疑。也就是说，它与我家那匹，本是同宗血脉。它们从北方千里流徙到了岭南，现在都落了单，索性就让它们重聚一起，做个伴儿吧！

从此，我家的墙台上，两只三彩马外加一只三彩骆驼，组成了一个漂亮的“九都”方阵，神采奕奕，气宇轩昂，时常赢得来宾们的赞赏。

后来，随着家里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的逐渐改善，我家收藏的马也日渐增多。我最看重的有两件，一件是东阳木雕“群马腾骧”，一件是著名雕塑家滕文金先生赠与我的铜雕“奔马”。

我年届花甲，适时退隐。因女儿在北京工作，我也就南雁北归，定居京城了。营造北京的寄荃斋新居。眼看着空荡荡的书架日渐填满，我们先把深圳积攒的一些小件的坛坛罐罐运来一批，又在北京潘家园就近淘来一批。那日环顾四周，却蓦然发现：满屋子竟然缺了一匹马——三彩马依然在深圳的墙台上引领着它的“九都”矩阵，东阳木雕和滕氏铜雕都因体积偏大，未能运来北方，北京的书房竟然没有一匹马。

李瑾说，不要紧，现在网购太方便了，她搜到一家专卖半旧杂项的直播间，闪购了两款马的摆件，一件是大理石雕的马的剪影头像，另一件是石芯镀铜的仿古奔马石雕。这两匹马的到来，让我着实兴奋了一下，立即在书架上为它们寻到了合适的“马位”。其中那匹酷似铜雕的石马，被我安置在靠窗的一个书格上，那是我每日读书的地方，一抬眼就能看到。我望着马儿，心情大好。

李瑾在旁边一直看着我倒腾，并不说话。见我倒腾完了，才轻轻说，“你看看这匹马旁边摆着个什么？”我这才发现，原来最靠窗的那个角落里，也就是我摆放马的那个书格边上，正静静地伫立着那位体态婀娜、容貌美丽的傣族姑娘……

“咦，你啥时候把她拿到北京来的？”我问。

“上次回天津，我就从老房子那里带过来了。”

“那，咱那匹金马，怎么没带过来？”

“谁知道你把它藏在哪儿了？找了半天，没找到。”

“哦，我可能太稀罕它了，应该是装在箱子里，放床铺底下了。”

“下次回天津，还是好好找找吧——虽然不值钱，好歹也是一个念想！”

是啊，一个念想，四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