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琴瑟文化作为独具华夏文明特色的音乐媒介，具备社会文化连续性及象征意义的重要功用。黄家庭老师在《传媒观察》2024年第7期刊文，认为琴瑟的起源融入了神话、传说与道德观念，西周时期琴瑟等弦乐器广泛应用，人们通过音乐表达敬意和沟通神人关系，成为社会文化连续性的体现。春秋战国时期，琴瑟成为礼乐教化的重要媒介。琴瑟产生的物质情境与社会语境决定了琴瑟的基本形制及文本肌理，使其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音乐表征。在儒家文化中，乐与德紧密相连，琴瑟成为乐的主要载体，琴瑟文化既是辅助修身养性与修炼君子之德的道德媒介，也是标志风雅和文人身份的品味媒介。琴瑟文化的流变与多元内涵，恰恰说明琴瑟在中国整体性社会生活及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中介作用，是华夏文明传播中一个极具独特性和复杂性的研究个案。
琴瑟是古代弦乐器的代表，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频繁出现，反映了它们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古代文献中，琴瑟经常相伴出现，显示出其在古代音乐文化中的紧密关系。早在《尚书》中就有“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的记述，《诗经》中也频频出现“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琴瑟友之”等。这些诗句不仅表达了琴瑟在音乐演奏中的重要地位，还通过比喻和象征，赋予了琴瑟更深层次的文化含义。汉代以后，琴在中国音乐文化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雅乐的主要代表，甚至被誉为“乐之统”。其影响深远，推动了后代琴学的兴盛，并在乐官体系中催生了专门的“琴待诏”官职。与此同时，瑟这一乐器的地位却逐渐衰落。这一变化主要受到了当时音乐的雅、俗之分，以及其它弦乐器特别是筝的兴起的影响。琴瑟不仅是音乐艺术的表现工具，更是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的传播媒介。
本文试图以传播学的视角重新介入，着力探讨琴瑟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的文本内涵、传播机理及媒介功能的变迁，以期深化对作为媒介的琴瑟的认知和理解。
琴瑟神话起源的表征编码与传播权力
在古代文献中记载着很多关于上古三皇五帝如伏羲、神农、黄帝、虞舜等造琴制瑟的神话传说。在琴瑟起源的神话和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如何形塑了古代社会对音乐、艺术和文化传承的理解与观念。
（一）华夏文明传播的中介
琴瑟的起源与神话传说中的许多圣人联系紧密，在最广为流传的相关神话故事中，最常见的来源有：1.伏羲创制说。2.神农创制说。3.虞舜创制说。4.黄帝造琴说。5.晏龙创制说。
纵观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有关琴瑟起源的神话传说，我们可以确认其多为后人编码的一种神话故事。诚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解读建构和传播这些神话传说背后的历史情境和文化心理才是最关键之处。琴瑟起源与中华神话中诸位先祖圣人的接合（articulation）反映了华夏文明传播的一种古老机制，即将琴瑟的起源与古老中华文明的起源紧密连接，不仅强调了琴瑟的文化重要性，还通过夸张和象征的手法，突出了琴瑟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琴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是音乐和艺术的重要载体，还是华夏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象征。这种社会功能使得琴瑟的起源和传播成为了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它们在社会文化语境中不断被诠释和传播，从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琴瑟文化。
（二）琴以载道，德化天下
琴瑟神话故事的编码系统中，不仅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早期信息，也蕴含着这种音乐器物本身所负载的原初的道德力量。
首先，琴被赋予了深厚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音乐的载体，更是道德、伦理和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的解读是基于对传说的理解和诠释，也反映了人们对琴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如伏羲造琴是为了“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这一传说不仅传递了关于琴的起源和文化意义的信息，还赋予了琴以神圣和权威的地位。琴瑟不仅是承载历史信息的中介物，也与上古圣人的道德理想紧密相关。从后世来看，琴瑟作为一种道德之器，修身养性之媒介，具有非常古老的文化基础。
其次，琴瑟不仅是音乐工具，更是与天地、阴阳、五行等哲学观念相联系的象征物。神农氏造琴的过程被描述为取法天地万物，以自身为参照，这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与模仿。神农氏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神话传说通过口耳相传、文献记载等方式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成为构建社会共同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元素。琴瑟作为这些传说中的一部分，承载了神农氏等上古人物的象征意义，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成为象征智慧、文明与和谐的符号。
再次，琴瑟文化也与君王的德化天下的理想密切相关。唐孔颖达疏《礼记疏卷第三十八》中说：“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诗今无，故郑注云：其辞未闻也。案世本云：神农作琴，今云舜作者，非谓舜始造也，正用此琴，特歌南风，始自舜耳，或五弦始舜也。”虞舜作五弦之琴并歌咏《南风》，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传播。通过这种传播方式，虞舜将孝道这一道德观念与琴这一文化符号相结合，使得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道德的力量和文化的价值。
在关于琴瑟的神话起源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传播权力”的影响。从《诗经》《礼记》《山海经》《乐府诗集》《事物纪原》《太平御览》等古籍记载来看，帝王将相及文人士子是缔造琴瑟神话的传播权力的拥有者。琴瑟的文化意义在历史传承中被不断建构和解读，既呈现了对华夏文化的追忆和尊崇，也反映出古代对音乐、道德、伦理、天文、阴阳等文化元素的融合与理解。这些神话传说在传播琴瑟起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不仅传递了关于琴瑟起源的信息，还通过把这些创制行为归结于华夏文明的人文始祖，赋予了琴瑟以特殊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琴瑟媒介功能的流变及多重性
琴瑟文化作为具有中华文化独特性的音乐文化，必然是镶嵌于更宏大的华夏文明系统之中的一环。在长久的传播过程中，其功能内涵的复杂演变也验证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诠释群体附着于琴瑟之上的文化意涵。
（一）作为人神沟通与礼乐教化的政治媒介
琴瑟作为古典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古时代的媒介系统中承担着诸多文化功能与政治功能。
首先，琴瑟是一种人神沟通的文化媒介。商朝的巫文化是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占卜和祭祀鬼神为核心。在商代，器乐不仅被用于祭祀和占卜活动，还在宫廷音乐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虽然在一些历史文献中有关于商代弦乐器的记载，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商代的弦乐器实物。因此，我们不能确定商代是否已经有了琴瑟等弦乐器。
与商朝的“率民以事神”不同，周人“敬鬼神而远之”，这意味着音乐在宗教祭祀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由直接表达对神明的崇拜转变为通过音乐沟通人神关系。在这一时期，乐器的种类繁多，大约有70余种，且根据乐器的主体材质不同，被细分为八类，这就是所谓的“八音”。“八音”为代表的西周宫廷雅乐体系不仅是一套音乐制度，更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体系。这个体系通过规定音乐的种类、演奏方式和场合，将统治者的审美趣味、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观传递给社会各个阶层，并在其后的几千年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音乐艺术本身的发展上，更体现在社会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精神生活等方面。
其次，礼乐教化逐渐成为琴瑟在先秦社会所承担的主流政治媒介功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旧的礼乐等级制度逐渐崩塌，新的音乐形式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音乐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旧的礼乐制度失去束缚，音乐开始从宫廷走向民间，不同阶层和地域的音乐文化交流变得频繁。这种多元化的传播方式不仅促进了新乐新声的出现，也使得音乐从宫廷走向民间，其媒介功能也发生了相应转换。
具体而言，琴瑟作为先秦时期的丝弦乐器，承载着弦歌诗颂的乐教功能。这一功能的出现，不仅体现了乐器本身的音乐性能，更体现了其在社会文化和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通过琴瑟演奏的诗歌颂词，人们得以传达情感、教化心灵，从而达到社会和谐与文化传承的目的。《礼记文王世子》中提到“春诵夏弦，大师诏之”，这说明在先秦时期，丝弦乐器已经被运用于对《诗》《颂》的唱诵当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在删订《诗经》时，每一首诗都是可以边弹边唱诵的。在《礼记乐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这进一步强调了琴瑟与诗歌颂词在音乐教化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在先秦时期，琴瑟作为礼乐乐器，其特殊之处远远超出了单纯的音乐属性，与礼法规范、精神意蕴以及社会教化等紧密相连。琴瑟之音，不仅是音乐的声音，更是文化的声音，是礼乐文化在先秦社会中的传播与延续。琴瑟传播不仅在于其音乐形式的传承，更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礼乐文化价值的传递。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在当时社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后世的音乐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启示。
（二）作为修身养性与君子之德的道德媒介
在儒家文化中，音乐与道德紧密相连，它们共同促进个体人格的完善与发展。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表明乐在人格形成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乐记》中也提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这句话明确指出了对乐的领悟有高低之分，只有道德修养完备的君子才能真正理解乐的深层含义。乐不仅仅是声音的组合，它承载着深厚的道德内涵。
在儒家乐教中，德教是核心。乐被视为德的象征，是德的表现。德是内在的、抽象的，难以直接观察；而乐则是外在的、具体的，可以通过感官体验。这种内在联系为儒家乐教中的德教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德不能直接被看见，儒家选择了乐作为德的象征和传播媒介。乐通过音律、节奏、旋律等元素，将抽象的道德观念转化为具体的音响形式，使人们能够在感官体验中感受到德的存在。这种转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编码过程，将抽象的道德信息编码为可感知的音乐符号。乐本身不能自发产生，需要借助乐器来实现。乐器在儒家乐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不仅是音乐的载体，更是道德观念传播的媒介。通过演奏乐器，人们能够将内心的道德情感外化为音乐，进而传递给他人。这种传播方式具有直观性和感染性，能够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道德共鸣。在儒家看来，乐教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而非仅仅追求音乐的美感。因此，乐教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传播效果。
琴瑟在乐教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故有“士无故不彻琴瑟”之言，强调士人应时刻以琴瑟为伴，通过音乐来修炼自己的品德。琴瑟在乐与德的关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鉴于音乐与道德的紧密关联，琴瑟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象征君子高尚品德的深远意义。“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这表明琴瑟之音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音乐范畴，成为了道德观念的载体。对于文人士族而言，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琴者，乐之统也。君子所常御，不离于身。”君子不仅听琴瑟之音有所思，甚至需要常御琴瑟以比德。琴瑟成为了君子品格的象征。自先秦至汉代，琴逐渐从众多传统的礼乐乐器中崭露头角，进而演变为士族文人精神追求与情感寄托的重要象征。乐教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传授音乐技艺，更在于通过音乐来传播道德观念，引导人们向善。琴瑟等乐器作为乐的载体，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道德的象征，这体现了音乐与道德的紧密联系以及音乐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三）作为风雅与文人气质的品味媒介
琴瑟作为中华最具代表性的本土乐器，其传播历经数千年，散布在各种媒介形式之中。琴瑟从礼乐宫廷文化逐渐扩散到民间之后，与琴瑟相关的历史故事，几乎都与文人士大夫的风雅品味联系紧密。首先，琴瑟多与文人雅士的轶事相关，著名的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嵇康的《广陵散》绝唱，蔡邕慧眼成就焦尾琴等等，无一不与古琴的意象息息相关。在古典诗词中，古琴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一直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品味、趣味联系紧密。魏晋以后，古琴成为流行于士及上层社会的乐器。至宋代，文人和士大夫成为古琴音乐最主要的演奏者与欣赏者，文人也往往刻意地将它与其他乐器区分开来。李以良将之归纳为：“琴德最优”，古琴为文人士大夫身份的象征。琴艺作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也远远超越音乐的意义，是中国文化和理想人格的象征。
古琴的文化内涵的传播，在宋明之际也发展出另一种新的媒介传播空间形式，即中国的山水文人画。在流传至今的传统文人绘画中，携琴图与听琴图是与古琴相关最重要的题材，刻意突出文人的隐逸情怀与高洁品味。在这种以“听”“抚”两者动态为特征的古琴图像下，文人雅士亦可被称为“幽士”。除了上文提及的“携琴”与“抚琴”图像之外，在宋元时期，另有一种文人画中的古琴呈现形式，被称为“闲琴”图。被文人雅士鉴赏之琴，亦可被称为“闲琴”。而表现这种“闲琴”场景的古代文人画真实再现了当时藏琴、品琴和鉴琴之风。可见，携琴、抚琴、品琴等等是建立在古代文人对古琴行为艺术的“高雅”“隐逸”“幽人”等品味认同的普遍基础之上的，不仅仅是表达传统意义上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主题，同时还能够彰显出文人身份、地位以及社交品味。
综上，从传播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琴瑟文化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及历史语境中的生产、传播与流变，可以清晰地窥见琴瑟文化作为独具华夏文明特色的音乐媒介在社会文化连续性及象征意义方面的重要功用。在商周以来的漫长的华夏文明进程中，无论是作为祭祀仪式的礼器、作为礼乐教化的德器，还是作为文人修身养性、唱和交往的代表性乐器，琴瑟承担了政治媒介、文化媒介、道德媒介和品味媒介等多种复合性的媒介功能。
整体性来看，琴瑟文化及其传播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几经流变，正是华夏文明传播中一个极具独特性和复杂性的研究个案。琴瑟文化的建构语境、文本肌理、传播流变和文化内涵都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本研究聚焦琴瑟这一传统文化中习以为常，但内里又大有深意的表征物，究其根本，是希望超越学科的限制，通过琴瑟这一具体的物质对象，关注其背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模式，也关注流动中的物与社会意义、文化意义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形塑。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7期，原文约14000字，题目为《文明的和弦：琴瑟文化的多重媒介功能及复合流变》。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F6tflukiUV2NZqt_bViCw。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寿春系成实派文献整理与研究”（AHSKY2022D240)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家庭，皖西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