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何以交往的视角理解数字永生？博士研究生李丹和杜骏飞教授在《传媒观察》2024年第7期刊文，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证，认为：（1）当下的数字永生在本质上是数字托管服务。（2）象征性不朽是人对抗死亡的哲学想象，也是一种心理路径，它以延续交往的方式实现永生；象征性不朽也是数字永生效用的核心。（3）在所有的技术性永生模式中，数字永生具有最宽泛的阐释性。基于信息、数据、社会联结的永生，其直接后果是人的主体性的变异。（4）只有在AGI和意识转移均可实现的前提下，AGI永生才有望从哲学问题成为一个超人类主义工程。AGI永生的本质仍然是虚拟生存，而后者的意义在于：以交往性的生命法则，替代主体性的生命法则。

从古至今，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无数人围绕“永生”进行了各种试验，但没有任何成功先例。

现代人当然已经知道，依靠修仙、炼丹等方式实现生物性永生是一种骗局，不再“坚信生命不受死亡束缚而获得绝对绵延”，转而重新追求“不朽”——死者精神在生者世界的持续传承，以及个体价值在生者世界的持续葆有。

进入数字时代，人类讨论起“数字永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数字永生”的观念，伴随着数字化、计算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运而生，其主题是：探索人在数字时代如何获得永恒的生命。

数字永生的思想线索纷纭复杂，既包括在物种意义上重拾永生使命，也包括在价值意义上追求更及物的精神不朽。在其背后，涉及到一系列关于人类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分析。关于数字永生，几乎所有学科都给出了自己的讨论。

而我们的问题则是：站在交往论的视角，如何理解数字永生？

今天，数字永生的理论与实践已开始探索AGI永生的可能——相对于寻常的数字永生观念而言，AGI永生是一种交互性更高、智能更为完备的永生类型，是一种到目前为止最为极致的数字技术想象，它不完全是源自技术冲动，也源于我们人对意识、智能的进一步理解。

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通用人工智能）的一种理论定义是：基于语言大模型的生成型、预训练的人工智能，具有去边界、生成式以及场景性、交互性和参与性等显著特征。尽管AGI技术尚未实现，但随着机器学习、量子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有相当一部分技术专家和学者预测“‘通用人工智能’的目标本身可以通过‘专用人工智能’领域内的技术积累来逐渐达成”。数字永生若要克服碳基生命器官的寿限，以数字形式保存人，无论如何要依赖人工智能，尤其是实现AGI。

AGI永生的难题及思想基础，是意识转移（transfer of consciousness）假设。如今，人类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随着认知机器人的逐步发展以及“类人机器人”（humanoid robots）的创造，“意识”这一“上帝的行为”开始被认为是可以被数字技术所驾驭的。甚至，人们开始在实验室里试图证明，意识既能被人工制造，也能被计算。

显然，只有在AGI和意识转移均可实现的前提下，AGI永生才有望从哲学问题成为一个现实工程。

在这二者中，比起遥遥无期的意识上传，AGI更可期待一些。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OpenAI的联合创始人John Schulman分享了他对通用人工智能（AGI）和超级人工智能ASI的时间线预测，他认为，AGI将在2027年实现，ASI将在2029年到来。这意味着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我们将看到人工智能在各类复杂任务上的自主性飞跃——必不可免地，这种自主性飞跃也将覆盖AGI所支持的数字永生。

从技术上说，AGI永生是指人类通过芯片接口、辅助大脑以及神经桥接等方式将记忆、价值观、态度和情绪倾向之类内容从大脑中复制转移至AGI系统中，使之成为具有计算智能和感知能力的稳定系统。打造此类数字复制品的核心在于“人类情感和意识的数字化存储、复制以及模拟”，以建立技术造就的“辅助永生”（assisted immortality）或“辅助生存”（assisted survival）。

2024年5月，“人工智能教父”、图灵奖得主Geoffrey Hinton在一个访谈视频中讨论了智能系统的意识与情感。Hinton认为，大型语言模型通过寻找不同领域的共同结构来进行编码，这种能力使它们能够压缩信息并形成深层次的理解，发现现实世界中人类尚未发现的万事万物的联系，这是AI创造力的来源。他还提到，通过预测下一个符号，模型实际上必须执行一定程度的推理；并且，随着模型规模的增加，这种推理能力也将变得越来越强。

尽管Hinton的观点仍非科学界的共识，不过，我们大致可以这么理解：即便AGI所支持的数字永生将很快到来，即使数字科技暂时达不到意识上传的水平，但AI（包括它自身的理性、意识与情感）都将赋能数字永生。

想想看，一个AGI永生的主体，不仅有能力模拟其本体的基本智能水平，甚至还犹有过之。

戈登贝尔与吉姆戈梅尔曾提出，实现数字化永生需要4个步骤。首先，是要将人们留下的媒体材料数字化；其次，用新的数字来源去补充人们的数字记忆库；再次，实现双向永生，人们可以与数字化的新生者进行实际的互动；最后，那位数字化永生的“阿凡达”必须能够像人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学习和进步。

这种“数字演化”的情节不只是哲学，也不只是技术假设，它在现实生活中已有了最初的案例：作为超人类主义先驱的罗斯布拉特（martine rothblatt）以妻子碧娜为原型打造了一个思维克隆人（mindclone）——Bina48。

思维克隆人是“具有人类级别意识的存在，可以复制人类思维文件中的固有意识，是一个人身份的数字二重身和数字延伸”。它就像生物学生命一样，具备完整的硬件与软件结构，能与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能对刺激作出反应。

Bina48是AGI永生的早期形式，外形与碧娜本人相似，并且拥有一个据说可以代表碧娜记忆、信仰和思想的数据库，因此可以展现碧娜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个性特征。除此之外，Bina48还可以连接到网络，根据物理原型和数字世界观制定自身观点，通过与他者对话来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以及进行社交互动。当它透过窗户看见其生物学原型碧娜在后院摘草莓时，会对前来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艾米哈蒙（Amy Harmon）说：“真的碧娜有生命。我想出去，想去公园。”

Bina48在2017年成为第一个完成大学课程的机器人。此外，Bina48还是一个半身机器人，通过轮椅移动。这也预示着，AGI永生既可以存在于数字世界，也可以存在于物理世界（AI高仿人机器人）。

在后一个范式下，数字永生者同时是现实世界的主体和数字世界的主体，也是人类在数字人类世里物种演化的证明。

如Lifton和Olson所言：“永生模式只有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体验相连才会有意义。”数字永生——不管是单向永生、双向永生还是AGI永生，都是试图把记忆、智力、性格、技能等的一部分或全部转移到非生物载体上，实现一种“精神”延续，而不是长生不死。说到底，我们仍然可以将其归为象征性不朽的数字化变体。

长远来看，AGI永生或将成为一种超人类主义所主导的人类生存革命。杜骏飞曾讨论过，从自然人到数字化的“新人”的过程，喻示着人是一个光谱式的生存体系，存在着从真身到数字具身、数字化身、数字分身的连续统。以数字技术为生命基质，数字永生者延续着数字交往，持续地与现实世界及重要的他者建立联结，以维系其虚拟生存的活力，这些，正是其生命连续统的演绎。

当“新人”出现了比真人更高的智力、更强的交往力、更大的影响力时，这一生命连续统显示出了物种进化的意义。

在前现代世界，宗教是减轻死亡焦虑和产生某种不朽之感的主要策略，死亡并不被视为一种毁灭和虚无的状态，而是“进入另一个存在阶段”（entry into another phase of being）。在现当代，超人类运动的兴起取代了宗教在死亡认识与永生追求中的作用，为后人类（在技术或生物学上超越了当前极限的人）的出现作着积极的准备。

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超人类主义“以一种世俗化的，被认为是与宗教形成鲜明对比的科技术语，反映了深层次意义上的宗教冲动”。简言之，超人类主义认为，技术正在取代上帝的位置，参与了生命的完善与进化。

罗斯布拉特曾言“上帝的工具在宇宙大爆炸（超新星爆发）、内爆（恒星融合）、撞击（行星形成）和灭绝（进化）中无处不在。我们这些具有创造力的生命，会去集结技术仁慈的潜力。上帝并不会去干扰这一切。火、辐射、生物技术都是如此，因此软件、硬件、思维克隆人、网络人也是如此”。普里斯科（Giulio Prisco）也曾明确表示：“科学将来会发展出复活死者并成为上帝的能力。”

超人类主义试图通过技术改善人的智能、体能以及道德，代表着一种人从生物人走向后人类的新方案。它设立了如下愿景：永生的自我、宇宙殖民主义和绝对的形态、认知和情感自由。超人类主义从根本上认为，人类作为一种有潜力和目的的生物，在追求超越完美的过程中，应该掌控自己的命运和进化过程。

数字永生与象征性不朽一样，它源于人性中的基本冲动——战胜死亡与超越自我；数字永生的AGI冲动，则符合超人类主义视角下的物种进化预期——人类要脱离肉身和时间的双重枷锁而生存，为此，它势必要借助数字技术和AGI，通过有机世界与无机世界的融合来超越死亡，即使它意味着人类向非生物演化的转变。

当然，生命的演化的确是一个过程。以超人类主义的观念来看，人不仅是一个生物实体，也是一个由编码信息组成的实体，当下的有机状态可能只是迈向更高级生命形态的一个阶段。“这也是一种努力，为了对抗机器，那么让我们也变成机器；为了对抗硅基物，那么让我们也变成硅基物。”

当然，数字永生的终极探索，也自是人类追求象征性不朽的最新尝试，它代表了一种与传统永生截然不同的主动性，甚至还可能引领新的人类、新的文明秩序。

无论如何，那些被当作人机界限、生命界限的标准——意识、身体、社会关系、自我经历，今天已受到不断挑战，甚至可能会被不断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数字技术成为人类重新认识自我的镜子。

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中提到，由于国王是“一体两身”的存在，所以就时间而言，他也具有一种“双重人格”（gemina persona）。作为自然之体的国王是一个严格“处在时间之中”的“暂时的存在”（temporal being），与其他任何普通的人类一样服从于时间的效力；作为政治之体的国王不受时间及其时效效力（prescriptive power）的影响，好像“神圣的灵体和天使”，超越时间，处在永恒的范畴之中。

随后，作者又提出，国王的永生不是“永恒（aeternitas）”，而是“永常”（aevum）。前者是指上帝无时间性（timeless）和不动（motionless）的“现在直到永远”（Now-and-Ever），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包括了恒久性、统一性、不变性、同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后者是一种无限和持续的状态，其中有运动，因而有过去和未来，永常这种时间流中有断裂、中断、破碎运动和间断等效应，但它总是可以被重续的，因而“是一种没有尽头的长久”。

所以，永恒是存在自身，如同基督教所言的上帝；永常是对存在的重建，是不断变化但却无限存在的不可变者，其隐喻类似于天使。永恒是指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长生，能够维持意识的连续性与身份的同一性；永常是一种通过技术手段维持意识活力，让个体不断转移而处于持续性复活的状态。

显然，数字永生属于后者，从时间层面而言，数字永生所实现的是非生物生命的永常状态，而不是长生不死。数字永生是人的永常而非永恒的生存。数字化延续人的生命，数字化的中断也会否定人的虚拟生存——数字永生虽然是一种延长生命的路径，但仍不能排除新的生存中断于意外、事故及其他人为原因。我们曾在《我虚拟，故我在（2）：数字化死亡》中总结说，数字遗骸被删除、数字系统被破坏等，都会导致数字化死亡，从而否定永生。

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永生也不能克服物理学困境，即便人实现了记忆甚至意识上传，存储在二进制代码中的信息可以提供潜在的无限生命，但其前提是，二进制代码必须在没有熵的情况下复制到其他载体上。而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无限地从一个载体转换到另一个载体，因为每一次传递都会产生一定的信息熵。就此而言，即便是数字化的永常，也是一个艰难无比的生命要求。

对永生的探寻，标志着人们从强调生命的易逝性转向强调生命的延伸性。斯蒂格勒说，“人和技术被西蒙栋所说的转导关系（它构成一种各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连在一起，不可分割。而这种关系是个‘超稳定的平衡’，它承载着难以抵挡的压力，这个压力便是时间。技术的领先开启了真正时间的延伸性。”

仿佛是在呼应斯蒂格勒的判断，数字永生建立了一种新的时间机制——将技术干预与生命延长相联系，用塑性的时间取代线性的时间，以此改变我们对生命、生存、死亡的理解与体验。于是，时间的延长并不是要实现人类古老的永生梦想，而是在创造超出用户日常生活范围的时间，表明我们生活的世界既不是静止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一个被延长的梦境——任何形式的永恒都只是程度问题。

不论是那些使用数字遗骸同死者交流的人，还是试图通过意识转移来复活死者的人，对他们而言，都只有一种永恒，即：死者仍处在生者之中，同时，生存也在死亡的过程中。或许，这就是数字化永常的真实含义。

回到主体性的问题。我们与死亡的对抗，无论是象征性不朽还是数字永生，都在以更改主体性的方式延续主体性——象征性不朽固然是在以抽象主体延续具象主体，数字永生又何尝不是呢？毕竟，作为数字永生的“我”，与原本现实世界的“我”并不是同一个人，而我却以数字延续的我作为我的永生。

这就是数字永生的本质仍然是虚拟生存的原因，它是永常而非永恒。数字永生的根本意义在于：以交往性的生命法则，替代了主体性的生命法则——这是一切数字永生的入口，是幽茫未来的众妙之门。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7期，原文约14000字，题目为《数字永生：一种交往论的观点》。此为第三部分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XaDnzztYqd8oLfnSB8lbw。）

【作者简介】李 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