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现代液态社会，世界的流动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李春雷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叶怡青在《传媒观察》2024年第5期刊文，发现尽管有关不确定性的研究已经较多，但缺乏考察事件后长时段内公众认知不确定性的发展与风险衍化，更缺乏把“风险可见性”的视阈纳入到风险文化的研究当中。本文以实地田野调研的方法，深入距今已过10余年的风险事件的事发地进行回顾式调研。研究发现，事件虽已过10余年，当地公众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不确定性却在逐步增加，并在社会系统中逐步衍化成认知上的系列风险，而认知风险恰恰又是风险不可见性的重要范畴，形成了风险的系统性存在。与此同时，媒介系统以其自身的逻辑嵌入到社会治理系统当中，在给风险治理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契机。媒介化治理因其动态性、过程性和长期性的治理逻辑为“不确定性风险”的应对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现代风险性”理论本土化建构过程中，需要考虑“风险”的社会建构、制度建构、技术性建构与政治文化意义。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对现代风险的感性化理解，即“日常生活中微观、具象与鲜活的风险认知”，这本质上又是一种风险文化的体现。在风险的文化框架上，对于风险样态的考察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而风险的可见性问题，则是现代性风险的重要特质。

本文以历时性的眼光来考察事件后公众认知不确定的风险性，同时在风险样态的脉络中探讨风险可见性与认知风险的理论对接，并尝试从媒介化治理的逻辑提出未来进路。

研究设计

首先，在调研案例的选取上，本研究选取2011年9月发生在LF市WK村的一起典型风险事件，于2012年7月进入实地，随后持续性进行了学术跟进，在“问题性”达到饱和后，课题组一行8人在2023年4月到5月，连续3次深入实地进行了田野调研。

其次，在具体调研对象的选取方面，本研究以“事发10余年后，对该事件仍有记忆与印象”作为选取标准，并将实地调研的范围设置为WK村及其周边镇街与村落。在具体样本的选取上则根据科学分层和抽样，对风险事件个案中公众话语背后的情感与认知系统做进一步的追溯。因此，本研究最终确立以WK村学校、WK村党群服务中心、LF市大街等地方作为本次的实地调研地点，并不断向周边延伸扩散。

经过文献梳理与案例回顾，并通过多次专题学术研讨，本研究以《公众的风险认知》作为调查问卷的主题，问卷题项主要依据样本的基本情况、媒介素养、风险感知、不确定性感知等展开设置。与此同时，为了探寻真正的问题所在，避免公众自我保护意识的影响，本研究拟定详尽的访谈提纲，对“有强烈表达意愿、对事件印象深刻”的公众进行深度访谈与集体座谈，力求保证经验材料的饱和度。总之，本次的田野实地调研共收集到200份问卷，其中剔除无效问卷9份，共回收有效问卷191份，有效问卷占样本总个案的比例为95.5%。

同时，本研究对事件的在场者与离场者展开访谈工作，总计访谈人数41人，最终经过编码与整合，形成一份共计35049字的文本材料。在收集完问卷及材料后，本研究运用SPSS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后续的数据分析工作，具体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对该问卷进行数据剖析，最后结合访谈材料得出以下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

（一）认知风险：事件后公众认知不确定性的外在表象

1.风险判断：“有限理性”主导下的认知偏差

西蒙（H.A.Simon）的“有限理性说”认为，“人类个体的感知、记忆、思维、计算能力都是有限的，人们无法排除各种干扰因素来对事件进行准确认知。”

面对风险事件时，公众的认知与决策能力通常会受到较大局限。首先，时间和决策理性稀缺。通过实地调研与梳理同类型风险事件发现，风险事件的发生大多具有突发性，当事人需要在短时间内依靠自己的直觉与经验做出反应，然而，直觉和经验往往充满了非理性因素。其次，知识和信息稀缺。面对风险事件，大部分受众个体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本次调研的样本数据显示，接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占25%，也就是说，超过3/4的群体是没有接受过国家正规的高等教育的，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也处于不同的层次，尤其是以中老年人为代表的群体极度欠缺信息判断和辨别的能力。因此，在面对风险事件时，知识储备的不足容易引发从众行为的发生，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行动。“那时候不太清楚什么东西，就是凑热闹的，街道上很多人都在大声叫喊，所以我们听到了就跟着去了”（访谈对象04）。再次，决策的程序性和规范性稀缺。制度化的决策程序是做出理性决策的有效保证，但风险事件中民众的决策多是非程序决策，“总结经验的话，就是如果要维权尽量走自媒体通道”（访谈对象25），而自媒体等决策通道往往过分简化，多集中于事件的冲突性与时效性应对。然而风险事件的发展与影响多为长时段的，因此，自媒体等渠道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话题高峰，但是对于风险事件的解决实际上效果欠佳。最后，风险的确定性稀缺。风险事件往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同时，随着风险事件的演进，事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层层递进和不断放大的，“十几年过去了还是那个样子，事件根本就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就不像以前说的那种划分，依旧充满了很大不确定性。”（访谈对象04）因此，事件本身高度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无疑增加了民众决策的难度，从而影响民众的认知判断，导致了偏差性的认知。

2.风险想象：问题悬置下的经验构想

风险事件的发生与村民的利益具有强烈的关联性，公众基于对信息的迫切需求会促使其转向媒体等渠道寻求帮助与支持，此时倘若媒体因报道不及时或不准确等行为而有意或无意放大社会风险，公众作为受传者不仅认知没有重回平衡状态，而且极易产生风险想象，加重其负面情绪，也使整个传播过程陷入风险感知-风险认知-风险想象的恶性闭环。“感觉这个事儿当时挺严重的，因为都上电视了嘛，这种事也不好说，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访谈对象33）

同时，一些基层干部在处理风险事件时，只求对事件进行澄清、解释与引导，采用“去语境化”的解决方案来进行事实引导。然而，仅仅强调事实引导的解决方案只能在短期内发挥治理作用，却不足以应对具备链条式传播的风险事件。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在当地民众的认知中，基层部门对于公众的相关诉求处于一种模糊处理的状态，“当时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信息发布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不说清楚，含糊其辞。”（访谈对象20）这种模糊与不确定性在风险情境中加剧了公众对于确定性的追求，而经验化的构想则是满足了公众由于信息缺乏所带来的不确定感知的合理补充。

3.风险心态：不确定性“困境”中的群体性焦虑

事实上，“人类社会已迈进了焦虑的时代。焦虑的本质是基于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可靠性、持续性等基本信任的本体性安全体系的瓦解，本体性安全体系的崩解源于因生活之惯常秩序的消失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果分析国内风险事件公众的焦虑心态，可以发现，风险事件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风险事件的未知性带给公众对风险事件的强烈失控感，进一步强化了公众的焦虑心态。

同时，国内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本土性与特性，其一是风险事件高发于县级、村落等地；其二是风险事件屡屡体现在地方土地与财政等问题之上；其三是基层政府多采用“维稳”等处理措施，与民众的希冀不符。在如此社会生态格局下，民众处于对自身充满不确定性的命运和无能为力的情感状态当中，由此形成了风险的再生性。此外，通过本次调研发现，在风险事件发生的10余年后，村子当中仍然存在着由于认知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焦虑状态。

（二）风险的不可见：事件后公众认知不确定性的内在逻辑

1.风险生产：“内部自生不确定性”的危机呈现

有多名访谈者表示“农民的很多诉求啊，都是憋在心里，缺少机会说出去”（访谈对象14）。可见，风险事件的发生有时并非来自确定性的、可见的风险因子的爆发，而常常隐藏在不确定的、不可见的风险状态当中，外部可预测的风险已经逐步转变为内部自生的不确定性。风险的产生总是缺乏确定性的，同时与多种要素“合谋”导致风险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单一风险的产生，实际上呈现“点成线”“线成面”“面成域”式的多节点、多链条、多场景式的生产与传播模式。因此，“内部自生不确定性”风险时代的到来，不断对中国的风险治理体系提出新的挑战、带来新的危机。

2.风险隐匿：不可见风险的液态化

传统的风险和风险评估方法通常侧重于“可见”的风险和风险事件，对于这些风险和事件，人们习惯用“客观”数据来呈现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与破坏力。然而，就算是那些看似清楚明白的风险，也很难立即产生可观察到的明显后果，因为风险本身以不确定性作为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新近发生的诸多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越人的感知能力，风险潜藏于不确定的阴影之下。而恰恰是不可见风险的系统性存在才使得不确定性得以长期延续与延展。虽然人们执着于追求消除可感知的风险，但是不可见风险的系统性存在使得人们需要与风险长期共存。

实际上，通过梳理系列风险事件可以发现，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出现成为“勾连多重社会网络、介入社会生活空间和整合社会生活的接口”，标志着社交媒体对风险可见性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信息性通胀越来越严峻的当下，人们正遭遇绵延不断的认知焦虑。主体不仅要适应外界的不确定性，而且还要适应媒介属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实地调研中，有多名访谈者表示，“现在网络化的发展，多元的信息，以及很难预测一些情况的发生，就会有焦虑、担心的感觉”（访谈对象28），“媒体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情况啊。”（访谈对象01）由调查问卷数据可知，村民媒介使用情况与其不确定性感知呈现显著性相关，表明媒介呈现给公众的事件是模糊性的。多元主体与快速传播的信息源争相竞合成为风险的捕捉者与提示者，却让当事人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逐步增强，导致风险的再次生成。

3.风险叠加：系统性风险的“时空伸延”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风险综合体的实质就是系统性风险，是可见风险与不可见风险的叠加。

调研发现，当地民众不仅残留着当年风险事件的单一集体记忆与认知结构，还囊括“事件”后续发生的诸多纠纷事件记忆，诸如村内修建高铁事宜、村内捕鱼业的生存发展等，更重要的是，旧记忆与新情绪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集体性、不可见的情绪综合体。事件与事件的叠加同时构成了风险的叠加、情绪的叠加，不断地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这些风险情况的复杂性更强，治理难度更大，因而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度。与此同时，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时空伸延程度大大提高，因此极有可能在长时段内连续性传播下去。

媒介化治理：应对公众认知不确定性风险的进路

如前所述，风险事件的酝酿、发生、传播是一个公众理性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情境秩序不断演化的过程，事件的发生并非只是单一时间节点或某一时间段的情绪与冲突爆发，更可能是多面向、多场景式的发展与演化，而事件后的问题残留又给未来提供了新的不确定风险因子，诸如未被完全解决的感知与情绪。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种风险因子往往不以独立、简单、稳定的方式存在，而是与系统内部结构、系统外部环境不断发生作用，形成了流动式的风险。可见，不确定性风险的形成具备一定的过程性与动态性，而治理方式随之需要持续跟进风险的衍化与形成。如果将其放入风险样态中考察，它又是极具隐匿性的。而面对高不确定性、不可见性的风险，原有的治理方法已经不能完全应对，在处理的过程中总会存在“剩余风险”的残留，治理效果也与预期效果存在偏差。因此，建构一种有益的治理范式迫在眉睫。

媒介化作为一种元过程，已然成为一种能够影响社会活动的文化景观。如果将其置入中国治理范式中考察，可以发现，媒介逻辑在风险治理场域所呈现出的价值与功用愈发凸显。从前现代到现代性研究的转向事实上也暗含着一条将媒介发展逻辑视为一种动态性过程的研究进路，而公众认知状态历时上的延续性与风险事件主体的经验序列性的演进路径，使得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规避应强调长时段、动态性、过程性的媒介化治理逻辑：媒介化治理与建构现代化治理范式的逻辑取向“不谋而合”，媒介参与也因之成为传统治理范式转型的重要关切点。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和主体意识的增强，强调“对话”的媒体话语类型成为社会公众的诉求与期待。风险社会的治理要求突破共同体衰落的异化困境，重建个人与社会间的共生性关系，打造情感共同体。而媒介化治理所强调的社会主体间的协同互动式情境，为多元价值与情感的言说提供了互动式情境，从而能够在主流价值与情感主导的方向规制下实现异质情感的同一性建设，为边缘价值回归主流价值提供了可能。可见，媒介系统以其互动式的参与机制同时成为治理网络中的资源整合者与关系建立者，在新媒体平台中发挥建构有效沟通机制、呈现多方观点的重要角色。因此，在媒介的参与和运行机制下，实现多元主体情感共通的治理目标也因之有了贯彻的可能性。

而在中国本土化的情境当中，媒介化治理的系统性运用与梳理既是对西方治理理念的超越，同时也是对传统科层制治理方式的扬弃。媒介化思维的嵌入并非将媒介系统视为国家治理的客体，而是发挥媒介系统的主体性，参与构建以党和国家为核心的治理同心圆。因此，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既要洞悉媒介化理论资源与媒介逻辑，为治理体系提供坚实保障与动力支撑，又要结合本土化治理情境，因地制宜地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5期，原文约10000字，题目为《风险可见性：公众认知不确定性的媒介化治理研究》。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PqQwEia0QGv4nKk5xwQLA。）

【作者简介】李春雷，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

叶怡青，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提升面对重大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研究”（21&ZD31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