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开创，推动人类社会从“自然共同体”过渡到“社会共同体”，把人的状态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在合类性的总体要求和独立的分离性发展之间摇摆，这种矛盾和张力在个体每时每刻的严酷而深切的体验中得到展现。基于此，不同民族文化的存在，都受到了国别、制度等要素的区隔。然而，任一民族，无论其大小、强弱，其文化中总有一些东西为他者所认同，得到他者发自内心的赞赏与借鉴。正是这种文化传播、文化选择与文化渐变，铺筑了人类文明的广阔之路。

作为人类学方法之一的民族志，就是通过亲历亲为一些细碎琐屑之事，或者对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参与式观察，来理解这种文化传播与选择的融变过程。而这种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对社会应该如何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又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进行追问。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无疑极大地凸显了不同群体在文化选择与融变中的主体性，也使人类文明得到了层次更为丰富的表达。因此，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就是基于主体性与他性的分析，对视角与聚焦、主位与客位等诸多分析要素进行深刻而灵活的重构。但互联网人类学研究者同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需要从大量相互纠缠重叠、奇怪又不规则的结构中寻找出一条合适的道路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因此，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对故事的呈现和书写不能随意摘录生活片段，而要在不规则和不明确中予以把握与表述。我们要努力在整体性关联中揭示：社会是作为一系列叙事的存在，是实践中的话语使之得以表达并成为可能。

互联网人类学研究，为我们展现了当下中国社会一些群体的特定生活方式，尤其是在流动性社会的背景下，人们如何在数字技术和实体空间的互动合作中产生富有张力的故事。无论是行走于现实空间和网络世界的背包客，还是走进网络世界的鲜花，又或是人们打卡的网红地点，都是最为具象化和微观的表达。然而，在这些现象背后，经由叙事者重新意义化后的文本，并非仅仅满足于在地方性或微型叙事中就能截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是要在不同叙事的理论预设的追问中，获得和保持生命力与新鲜感。理论研究的精髓是对未知领域的探询，而非对已知事物自以为是的洋洋自得。而理论的真正价值或许正在于由持续的自我批判所带来的反思性。

当数字技术和人类学碰撞产生互联网人类学之后，要回应的问题是：如何去理解当下的生活？尤其是，当我们处于一个联结性不断减弱和弥散性不断加剧的时代时，那些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是什么？又如何被创造出来？当然，仅凭一些个案，我们尚且无法展开深刻的理论反思。但是，随着更多有关不同民族与人群进行文化交流与选择的个案发掘，我们不仅可以记录下当前的文化融变，而且会在对人类文明形成的理解中，发现更具普遍性和多样性的内容。这或许是《传媒观察》本次专题所内蕴的理论价值。

（《传媒观察》2024年第2期卷首语，作者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