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青鸟是中华传统媒介文化中的重要意象和标识，它总以一种“信使”的角色出现在中国文化中。青鸟不仅是传信使者，同时也有报春使者、传情使者、仙化使者及自由使者等传播职能。潘祥辉教授和硕士研究生王明睿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12期刊文，发现青鸟的信使职能建立在多重文化编码的基础之上。上古巫文化传统中以鸟为通神媒介的信仰是青鸟信使职能的文化来源和原型编码；先秦典籍《山海经》中西王母以青鸟为使者，《左传》中少皞氏将青鸟作为司启官，这些都是青鸟信使形象的文献来源和二级编码。秦汉以后，青鸟传递的信息不断丰富，从“仙之使者”“天之使者”演变为“人间信使”和“传书者”。青鸟形象及其信使含义的再现与强化，是一个经多种媒介“层层编码”的过程。汉以后的志怪小说、道教以及诗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青鸟为媒”呈现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青鸟形象仍在经历新的文化编码和演绎，传统“青鸟为媒”的意象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再创造和再传承。
与西方人格化的信使形象不同，中国古代的信使往往以鸟的形象出现，而最常见的信使形象就是青鸟。尽管学术界对于青鸟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但目前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文学领域。借鉴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叶舒宪先生的N级编码理论，本文拟对中国特色的“青鸟信使”的文化编码过程进行深入探析。在叶舒宪先生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文化现象，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流变、整合和编码的过程。这种编码有不同的层次：前文字时代的符号与器物编码是原型编码（一级编码），文字的出现为二级编码，文字记录的早期经典为三级编码，后经典时代的写作与演绎则为N级编码。N级编码理论充分关注了各级编码间原生-派生、催生-源于的关系，各级编码之间的关系可以解读为符号的生长和演变过程。参照N级编码理论，我们可以对“青鸟信使”的文化意象进行较为详尽的传播考古。
一、“青鸟信使”形象的原型编码：中国原始信仰中的鸟崇拜
在中华文明的史前时代，对鸟的崇拜和信仰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信仰分布得十分广泛，影响深远。以致于在商人的始祖传说中，人们认为自己是鸟类所生。那么，中国古人为何崇拜鸟呢？有学者认为，鸟崇拜可能和太阳崇拜有关。如高福进从世界角度出发，发现在有太阳崇拜的地方，信奉太阳鸟的现象十分普遍。先民观察到鸟的早出晚归与太阳的朝升暮落节律相符，太阳与鸟就在原始思维中互渗并结合在一起，进而产生了太阳鸟崇拜。诚然，“太阳崇拜”或许和鸟类崇拜存在密切关联，但在笔者看来，鸟类的沟通功能，即其通过飞翔能够实现天地人神的沟通，或许是解释中国古代鸟崇拜现象的更好答案。
在中国古代的原始信仰中，万物有灵，人需要与天地万物进行沟通才能掌握事物的法则，并顺乎天意而行事。对“天”（包括自然之“天”和作为人格神的“天”）的信仰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为突出、也最为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天意从来高难问”，人们需要通过种种仪式和中介手段才能够获知天意。而鸟类能够飞翔，在天地之间自由往来，也就最易成为人们所钟意的沟通中介和辅助媒介。
同时，巫文化是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化大传统”，在巫文化信仰中，巫师需要与神灵沟通，获得启示。在古人的巫文化观念中，神灵居住在上界，人没有办法到达，于是，飞翔的鸟类便被认为是天的信使，神的化身，具有通天贯地的能力。因为相信鸟具有沟通神灵的作用，古人崇拜鸟，祭祀鸟，甚至将鸟神化，便在情理之中了。
在笔者看来，青鸟作为信使的职能就奠基和发端于这样一种古老的鸟崇拜文化传统中。和其他所有的鸟类一样，青鸟也具有沟通人神的职能。这从“青鸟”的名称中也能看出来。关于青鸟究竟是哪种鸟类，在学术界存在争议，黄莺、翠鸟、黄雀和红嘴蓝鹊都被认为是“青鸟”，本文对此不予深究。但从其命名上来看，“青鸟”顾名思义，就是“青色的鸟”，其得名显然源自于其颜色。在《山海经》中，“三青鸟”多次出现，用于对鸟类身体和羽翼颜色的描述，因而“青鸟”一定程度上是古人根据鸟的颜色对其进行的命名。
“青色”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含义。一为东方之色。其二，青色也是生命的颜色，春天的物候。其三，青色也是天之色。从颜色的象征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青色”本来就是最容易与天神沟通的颜色。
总之，古代原始巫文化信仰中的鸟崇拜奠定了“青鸟信使”的文化渊源或“原型意象”，而天之色“青”与生命之色“青”则共同构成了先民对于“青”色的感知，成为青鸟出现的大传统之一，也使青鸟与其他鸟类相区别，具备了充当专职信使的潜能。
二、二级编码：先秦时期文字与文献对“青鸟信使”形象的建构
《山海经》中对青鸟的记载是“青鸟信使”形象的重要文献来源。据学者统计，《山海经》中对青鸟的记载，共有９处：一是三危之山所居三青鸟，一是龟山南之三青鸟，一是女祭、女戚在奇肱、一臂之北两水间所集之青鸟，一是王母之山有三青鸟，一是元丹之山有青鸟，一是附禺之山有青鸟，一是三桑东之平丘有青鸟，一是中容之国东北海外之三青鸟，一是互令国之青鸟。这些青鸟形象主要是作为西王母的“侍者”或“信使”的角色出现的。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重要神灵。
记载青鸟形象的另一个文献来源是《左传》。据杨伯峻先生推测，《左传》的成书年代在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389年，也即战国早期。作为史书，《左传》的编撰及其流传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左传》中对青鸟的记载呈现了东方民族对青鸟角色的认知。
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山海经》记载的是西部地区的神话，《左传》记载的是东部地区的文化传统。这一东一西两种记载构建起中国古代青鸟的两种形象：西方之青鸟的形象是“王母之使者”，东方青鸟的形象是“春天之使者”。
那么，“东方青鸟”和“西方青鸟”有没有关联呢？刘宗迪教授在《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一书中认为，《山海经》原本所记并非西北地理，而是山东地理，“昆仑山”也不在西域，而是山东泰山。如果这一考证属实，那么东方青鸟和西方昆仑山上的青鸟有可能在文化和地域上是同源的。也有学者认为，“青鸟传说”是从东方传播到西方的结果，这种转移和少皞氏后裔的西迁有直接关系。其根据是《尚书·尧典》中有关虞舜“窜三苗于三危”的记载。
联系到古代先民对鸟的崇拜十分普遍，且分布广泛，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两部文献中所呈现的两种青鸟形象反映的是不同地区的鸟崇拜的文化传统。但不论是作为西王母的信使，还是作为天象与物候的象征，青鸟的沟通媒介与信使职能都是十分明确的。《左传》中青鸟的“司启”职能，与《山海经》中通往隔绝之地的沟通能力一定程度上也是相呼应的。随着这两部文献的流传，青鸟的形象也得以代代相传，成为后世“二度创作”“三度创作”的文化源头，它的影响甚至超越了作为原始编码的神话传说。
三、三级编码：汉唐时期对“青鸟信使”形象的再塑造
先秦文献影响力巨大，《山海经》和《左传》中对青鸟形象的记载是对青鸟信使职能进行固定化的“二级编码”文本。不过，青鸟的角色和形象也没有停止演变。后世对青鸟的形象和职能还有许多复述、强化和再创造。参照叶舒宪先生的N级编码理论，可以将先秦以后对青鸟形象的呈现和书写看作是对青鸟意象的三级编码。三级编码主要发生在汉代以后，包括两汉、两晋以及唐代。从媒介来看，除了文字和文献的记载和再阐释，还有图像和器物对青鸟形象的再现。
汉代以后，青鸟形象甚至有比先秦文献记载中更加多元和立体的呈现。如在青鸟形象的呈现媒介上，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就是新的形式。1978年，山东嘉祥出土的一座古墓中发现了９块画像石，在第4石第1层中，西王母头戴华胜凭几而坐，左右有羽人手持曲柄伞盖，右下方有捣药玉兔，左下方有捧盒仙蟾。最左端有一只飞翔的鸟，朝向西王母，象征“三青鸟”。显然，这是根据《山海经》中记载的西王母与青鸟形象的一种视觉化的再创造。这样的再创造也表现在其他媒介材质上。如汉代铜镜中也经常出现三青鸟的形象，位于西王母身旁，或口含“不死之药”，或是以三足乌的形象与九尾狐成对出现。以画像石、砖和铜镜为物质性载体固定下的青鸟形象，也为后世想象的进一步发散提供了基础。
以文学体裁的方式对青鸟形象进行再加工和阐释也是秦汉以后对“青鸟信使”进行三级编码的重要方式。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是青鸟形象的重要编码方式和途径。通过诗词的形式吟诵青鸟，再造青鸟的形象，则是秦汉以后一种更加普遍的文化再编码方式。从现存文献看来，唐诗中出现的“青鸟”意象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除了将青鸟作为西王母使者的身份进行歌咏，唐诗中的“青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职能。
一是青鸟成为“传情使者”，这种“情”可以是离愁、思念，也可以是爱情或友情，由于无法当面言说，就只能寄望于青鸟能够代为传达。如唐代李白《相逢行二首》有：“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他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有：“谓我不愧君，青鸟明丹心。”唐代李商隐《无题》有：“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青鸟的这种传情媒介的功能源于《山海经》或魏晋小说中的青鸟为信使的传说，在唐诗中，它变得更加人格化和世俗化，既是神界的信使，也是人间的信使，可以传递凡人的感情和愿望。
二是青鸟成为“传信使者”。在诗词中，“青鸟传字”或“青鸟传书”的建构十分普遍，这是对“青鸟为媒”的进一步的想象和加工。如李白《代寄情楚词体》有：“使青鸟兮衔书，恨独宿兮伤离居。”唐代刘沧《代友人悼姬》有：“青鸟罢传相寄字，碧江无复采莲人。”在这些诗词中，青鸟作为信使已从传递声音或某种征兆、信号发展衍变成为传递文字书写的书信或文书。这是唐人对“青鸟为媒”的现实化和在地化，显示了世俗生活中的“文字传书”对神话传说的附会和再创造。
三是青鸟成为“自由信使”。唐代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二十五》有：“瑶台有青鸟，远食玉山禾。”唐代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有：“乌龙卧不惊，青鸟飞相逐。”唐代刘禹锡《吐绶鸟词》有：“不学碧鸡依井络，愿随青鸟向层城。”陈子昂以青鸟在仙界玉山取食为喻，表明了自己对于自由的渴望；白居易通过描绘梦游所见到的仙界的情状，也暗示了自己对于自由和生活的向往。刘禹锡则直抒胸臆，表达了自己想要远离尘世猜忌争斗。在刘诗中，青鸟不仅沟通人和仙界，还是通往自由世界的信使。所谓“随青鸟”，是要去往“自由美好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魏晋时期的小说，还是唐代的诗词，其有关青鸟形象的想象和再创造一定程度上都和汉代以后兴起的道教有关，受到道教观念的影响。汉代的道教引入并强化了上古的“求仙”和“成仙”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与传说中的《山海经》附会关联起来。
四、N级编码：后世对青鸟意象的再编码与新传承
唐代以后，各种媒介对青鸟的形象仍然有不断的书写和呈现，这可以视为叶舒宪先生所讲的N级编码，即在三级编码之后的再创造和再编码。笔者发现，在唐代以后的媒介呈现中，青鸟的形象与此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由宋至清，文学作品中也偶尔出现青鸟意象，但只是对其已有内涵的延续。如清代纳兰性德《少年游》有：“十年青鸟音尘断，往事不胜思。”这意味着青鸟能够为相爱的两人传递讯息，沿袭的还是“青鸟传音”的意象。20世纪以后，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青鸟的信使功能逐渐被各种现代媒介技术所取代。加上道教的退隐和古典诗词的没落，传统“青鸟信使”的形象逐渐消失在文学作品和各种媒介隐喻之中。
不过，在当代，青鸟意象仍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复兴和传承，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名称、文艺创作等方面。这可以看作是新时代对于传统青鸟意象的N级编码。“菜鸟裹裹”的标识维持了“鸟”作为其外形，这与“青鸟传信”的古典形象暗合。“北大青鸟”的企业标识则是借用了青鸟意象中“美好生活”的象征意义，希望青鸟带来自由和幸福，这可以看作是对青鸟“自由使者”和“祥瑞信使”的一种再编码。
2021年，山东省启动了一个名为“青鸟计划”的“牵线工程”，其目的在于搭建对接桥梁，让毕业生与企业双向对接。这也十分符合传统文化中青鸟“打开封闭通道”的定位。《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皞挚“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里的“少皞氏”是我国古代东方地区东夷族的首领，从地理上而言就属于山东省。山东将这一计划定名为“青鸟计划”，取的是“青鸟氏，司启者也”的寓意。这是对古老传统文化文本的一种再编码和再创造，也是新的时代环境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文艺创作方面，李敬泽先生曾出版过一本《青鸟故事集》，这本书同样延续和强化了“青鸟信使”的隐喻和职能。作者以青鸟为喻，讲述了东方和西方之间传递文明的使者故事。在他看来，东西方互通有无的使者们就是历史天空中的青鸟。
考察新时代的青鸟意象，可以发现，N级编码中除了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信使”职能的延续，还有对西方“BLUEBIRD”形象的接纳和替换。在西方，“BLUEBIRD”是一种隐喻，象征着“幸福”和“满足”。它源自于法国剧作家毕卡索的戏剧作品《蓝鸟》（The Blue Bird）。在英语文化中，“the blue bird of happiness”通常表示人们追求内心深处的幸福和满足。它的直译名为“蓝鸟”，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蓝鸟”的隐喻，只有“青鸟”的象征，因此很多翻译家借用“青鸟”来对译“BLUEBIRD”，以达到更好的文化理解和接受效果。例如比利时戏剧家梅特林克的代表作《青鸟》中，“青鸟”是幸福与希望的象征，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意象”。虽然它在“带来祥瑞”的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的“青鸟形象”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东方青鸟所拥有的“信使”的角色和职能是西方“BLUEBIRD”所没有的。
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西方“青鸟”的内涵注入了“中国青鸟”的意象之中。台湾女诗人蓉子被誉为“永远的青鸟”，她创作了《青鸟》一诗，其中写道：“……青年人说：青鸟在邱比特的箭镞上。中年人说：青鸟伴随着‘玛门’。老年人说：别忘了，青鸟是有着一对会飞的翅膀啊……”她将青鸟作为幸福的象征，认为青年的幸福是爱情，中年人是金钱，老年人则是自由。可以发现，这首诗里的“青鸟”意象和象征，和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青鸟形象已不尽相同。事实上，在当下的N级编码中，已经难以区分“青鸟”意象中的传统成分和外来成分。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编码对青鸟形象的一种“再创造”，也是对传统的演绎和新生。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12期，原文约15000字，标题为《“青鸟为媒”：中国古代青鸟的信使职能及传承》，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潘祥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明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