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均对以社会建构论为基础的“表征”产生了质疑，提出了“非表征”的理论取向，这与传播学前沿的物质性研究相交汇。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文湘龙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翼青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11期刊文，对非表征理论进行溯源，讨论其地理学、现象学哲学和人类学的源流以及它们的交集。此外，文章总结了非表征理论的方法论，并尝试探微不同取向的非表征理论对“行动”、“地方”与“关系”等关键概念的征用方式，以期廓清非表征可能的理论与实践进路。文章认为，高度跨学科和现实化导向的非表征理论给传播学带来了更多的想象力，对于理解媒介在传播过程之外的社会意义颇有帮助。

以往的传播学几乎不自觉地把符号表征或与符号表征相关的研究当作重中之重。但是，表征带来了危机。如今，符号与当代社会现实脱节得厉害，且正如索绪尔所说，符号的任意性带来了相当程度的紊乱。这种对符号表征的反思正在质疑人们是否能够真正地通过表征通达或企及世界。在这种情形下，非表征理论从新的层面发现了媒介和存在的关系。

斯科特拉什提出“媒介即对象”的主张，把媒介视为被感知、体验、操作的对象，从而一举走出了表征主义窠臼，体现了一种清晰的非表征预设，因为它尝试抽离出社会建构论所依赖的符号，尝试与媒介“面对面”，从而成为了传播学非表征主义的宣言。

非表征理论最早与新地理学研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其概念来源极其广泛，其研究范式可以包括行动者网络理论、情动理论、生机论、移动性理论等等。正是在这样一个松散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探微非表征理论的源流、面向及进路。

一、非表征理论溯踪：地理学、现象学与人类学的交叉脉络

如今，多数关于非表征理论的讨论往往都会追溯到地理学家奈格尔斯里夫特所做的奠基性工作。斯里夫特认为，非表征理论关注的对象是不同形式中的运动，这是超越建构主义的一种方式。斯里夫特的非表征理论质疑了理论与实践的二分，它要求我们发现非人（inhuman）的新前沿，理解新物质的建构、联系、激情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并以此重新理解“存在”的强度。非表征理论超越了表征主义的范式，即人通过阐释再现世界的思维模式；与之相反，非表征主义更关注实践，关注人类和非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及它们如何固定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话语、文本等社会建构要素被有意地忽略了。

在斯里夫特一脉之外，非表征理论还有其他不同的学科进路。一条在哲学视域下，关注“知识”和“行动”，另一条则以人类学的视角为主，强调实践。比如以弗里西纳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知识的非表征理论，其核心主张为，知识与行动实际上是统一的——我们通过理解“自身”（self）来提升知识的理论。泰勒提到了“非表征性背景”在日常实践或运动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世界上行动、流动不是表征的问题”，相反，移动、感受事物与我们对事物的实际处理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上述非表征理论强调了一种“由内及外”的行动，那么人类学视域下的非表征则更多是从环境本位出发，体现了一条“由外及内”的进路。人类学家英戈尔德认为，生命不是一个固定的瞬间，而是永远的“正在发生”（going on）。与其说世界是一个不连续的、可以被观察到的元素组合，不如说我们拥有多重世界，这些世界被它们的生存者重新塑造。他批评了心理学中的“认知地图”，即土著居民保存在记忆中的路线、地图，相反，“人们对环境的知识”是在他们在环境里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

所以，非表征理论至少是在三个源流之下交叉生成，虽然谱系不同，但是它们共享着对流动、行动、关系的强烈观照。此前的社会建构论固然带来了相当的洞见，但却是以“区分”（divide）和远离事物本身作为代价交换而来的。非表征理论则关注一切“正在发生”的存在，以期直面断裂、流动的真实世界。

二、当下的非表征理论：方法论、视野与本土回应

经过10多年的发展，非表征理论渐渐成为当代社会和文化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同时，非表征理论也已经被广泛地认为是后现代理论的继承者，该理论群是“后结构主义的逻辑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现状下，瓦尼尼提出了对非表征方法论的追求。因为只有这样，它在研究实践中，特别是跨学科的研究实践中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瓦尼尼首先区分了方法（method）与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组概念，他认为前者是收集经验材料的过程，后者则是权衡利弊后作出选择的知识体系。

（一）发轫于地理学的跨学科前沿：行动、地方与关系网络

非表征理论发轫于地理研究（这也许正照应着该理论的起点是对“物”，特别是自然之物的关注），它展现出强劲的跨学科潜力。这是由该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非表征理论关注不同“集合”中的人，而集合中又包含了不同的物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被扩大了，它囊括了各种形式的物质。

1.反思社会建构论：关注“行动中的思想”

地理学研究中的非表征理论发轫于对社会建构论的反思。其反思的开端可以追溯到陶西格提出的问题：“如果生命是建构的，为什么它看起来如此地永恒不变？”斯里夫特的非表征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把通向意义和价值的手段理解为“行动中的思想”，关注内在世界，其中基本的语汇和问题在行动和交互的多样性中被确立下来，而这种多样性，在亚当斯看来就是一种“背景”，这种背景并不处于传统意义上的从属地位，而是一种具有表演性的社会情境，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背景是一套非表征的思想能力，它使得所有的表征得以发生”。

在强调实践、体验的过程中，非表征理论引起了人文地理学的共鸣，格林霍夫批判性地思考了生命科学的能动性是如何使得关系被重新配置。行动，或者“流动性”，亦即其他规模范畴下的行动，形成了对建构论最直接的驳斥，维护了非表征范式的核心主张。

2.作为起点的媒介：从“地方感”返还“地方”

媒介研究中的非表征理论在近年来发展也相当迅速，其本质上可被措辞为一种“非媒介中心”的媒介研究。该理论关注的不是媒介本身，而是提倡采取一种“去中心化”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媒介取向的非表征研究往往不是批判性的，相反，其目的是模糊化媒介研究和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之间的壁垒，以一种更极端的跨学科视角切入经验。例如穆尔斯提出，媒介使用是许多“制造地方”的实践中的一种，习惯性实践会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地方”（place）。地方具有一种重要的实践维度，通过不同人习惯性的实践而组成。他同时指出，制造地方的行动需要身体、感官和实践的“知晓”（knowing），并需要摒弃一种以表征为核心的出发点，这是媒介取向的非表征理论核心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媒介从目的转变为一种手段。

3.开放的健康概念：走向关系网络和情动

健康取向的非表征理论是针对“健康地理学”产生的。健康地理学在这里的定义非常宽泛，所有人类地理学家做的关切健康的研究，或者非地理学家完成的有健康关切的地理学、空间问题研究都可以纳入其中。

此前的健康地理学通过实证、政治经济学或者后结构的理论透镜来观察健康，因而认为健康是可以通过消灭病毒还原、通过公共卫生维持的，可以通过照顾“修复、获得、购买”，或者通过治疗感知到，但是正如安德鲁在《非表征理论与健康》中所说的，健康地理学迎来了非表征转向，边界稳固的“健康”概念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健康的关系网络和更广泛的连结。

卡梅伦达夫认为，健康是特定集合（assemblage）中生产出的生命的调节状态或经验，人与环境的遭遇不仅仅是主体对客体有意识的征服，更囊括了一种马苏米（Brian Massumi）意义上的情动（affect）。安德鲁等人依据情动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非表征研究，他们重新探讨了幸福感（wellbeing）的概念，发现幸福感产生最直接最普遍的方式是基于“情动”。某种程度上，幸福感并不来自环境，而是作为一种情动环境本身显现出来。

（二）本土回应：溯源、对话与经验性反思

非表征理论不仅关注关系与存在的方式，还对类似情动等不完全是实体之物具备特殊的敏感性，而这照应着“物质”与“话语”的融合，涵盖了几乎一切可被探究之物。所以，非表征有潜力像宽泛的物理论一样，以不同的速率扩散到多个场域之中。

1.恢复传统：地理学之外的文化研究

与国外类似，在我国，非表征理论同样是在地理学的学科范式下被密集地引介并研究的，王敏等人对比研究了新文化地理学中的非表征理论与再物质化思潮，不仅关注“物质客体”的实体，还探求其功能性之外的文化象征意义和社会文化力量。

国内还探讨了非表征的文化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冯雪峰历时性地探究了“表征”走向“非表征”的过程，提出以往的文化作为一种再现系统，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行动成为一个关系性和物质性的交叉地带，身体、物、情感、动能、空间、时间等因素都在行动中聚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里夫特才将非再现地理学称为“关于真正发生的地理学”。类似地，和磊对斯里夫特提出的7个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并特别强调了非表征理论的政治性——一种不同于宏大政治与微观政治的“微型”政治。这补足了地理学脉络鲜有涉及的政治学议题。

2.重塑对话：物质性的再思考

媒介取向的非表征理论在近年来愈加活跃，并与目前前沿的物质性思考产生了有益的碰撞。宋美杰的《非表征理论与媒介研究》系统性地介绍了传播与媒介研究中的非表征路径，分别是从视觉中心到多感官的身体，从媒介的地方到生成的空间以及从文本到多模态的研究方法创新。

此外，强烈的、富有创新性的对话意识促成了本土非表征理论中最有价值的产出。例如，戴宇辰引入拉图尔，讨论媒介如何作用于社会空间，并提供了全新的“非表征式”理论模型，在与福柯的对比式思考中，“独景窥视”关注连结与实践。袁艳在对亚当斯《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书评中系统性地梳理了“媒介”与“地理学”的会遇，非表征作为地理学的“传播转向”的一部分得以显现。徐生权则将非表征理论拉入了德国哲学的传统之中，将巴拉德的非表征工作作为克莱默尔的理论替代，并据此提出了一种流动的“衍射”媒介观。

3.结合经验：理论引介之后的工作

国内对非表征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还不够丰富，其理论探讨往往根植于西方的学术资源，以引介、对话等方式出现在学术文章之中。例如，在健康取向的非表征研究中，主要的研究方式还是外文引介。

对非表征理论而言，结合经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工作，非表征理论与“数字劳工”等可以直接横向对比国内语境的术语不同，还在探索可能被征用的国内经验材料，处于一个较为初级的阶段。有学者以非表征理论为框架，以2016年南京马拉松全马参赛者作为对象，透析瞬间情感与跑者认知能力的联系，验证了非表征理论中“当下”瞬间作为生命意义的体现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也有学者探究城市中的创业中心的“再生方式”；或以社区为例，讨论不同层面的健康空间的表征与非表征如何在基于地方性知识的城市社区中以拓扑形式交织渗透。但是，非表征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需要与中国的语境和研究生态进行进一步的磨合，以匹配其可能的实践宽度。

三、非表征理论的进路：在“超越表征”之后

对于传播学研究而言，非表征理论是作为媒介物质性研究的一部分出现的，但必定不是后者的全部。非表征理论是在“后（post）学”之后发展起来的，并且至今未摆脱其身上强烈的后结构主义色彩。在强调实践、生活经验的过程中，非表征理论被指控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即提出一个普遍的、无标记的、没有差异的主题的中心。例如，落实在媒介研究的场域中，库尔德利就评价，这种基于“发生的事情的形貌和内容不断变化”的立场体现了一种与“权力的实际运行情况相悖”的极端媒介形式。

对于类似的质疑，洛里默在斯里夫特所关注的“日常生活、具身行动、知觉特质”的非表征理论之上建议采用“超越表征”（more than representation）而非“非表征”来描述该理论的进路，以避免“非”作为前缀可能形成的障碍。

但是，另一批问题接踵而来。根据瓦尼尼的界定，非表征理论似乎在理论建构上显得颇为前卫大胆，但方法论上却与传统的表征研究所使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无异，这种不合时宜的割裂使得“超越表征”在“表征”与“非表征”光谱两极中的位置似乎愈加模糊，甚至使人质疑，“超越表征”作为理论向标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超越”。

总的来说，高度跨学科和现实化导向的非表征理论给传播学带来了更多的想象力，对于理解媒介在传播过程之外的社会意义颇有帮助。但是，非表征这一理论域目前尚未定型，不仅缺乏理论上的共识，甚至连研究对象是什么也不确定，学科视角也变动不居、没有归属。非表征理论在高谈阔论情感、开放的空间、“行动中的思想”时，或许应当细察“边界”这个“后理论”极力撇开的东西。在明晰非表征作为一种思潮的独立性同时，通过嵌入具有边界的“情境”来同步其方法论的脚步。或许以此，可以廓清非表征理论未来可能的进路。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11期“新闻传播思想史”专栏，原文约10500字，标题为《非表征理论的源流、面向与进路》。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6jEks9whWZ3sQQVgCYqZw。)

【作者简介】文湘龙，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