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创造“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已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当务之急，中国互联网自身的技术、产业逻辑迎来深刻的绿色转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政德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泳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10期刊文，认为这番转型貌似空前，实则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与试错，总体来看，中央政府主导、回应性色彩浓厚、逐渐扬弃对西方技术话语的依附性是绿色转型的三大特征，“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和“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交融一体是绿色转型的突出成就。

2023年2月27日，在中国互联网即将告别第三个10年的前夕，《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把“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定为两年内亟待落实的关键任务，强调互联网促进数字化的同时必须加快绿色化，力求到2035年初步构建“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该规划对中国互联网变革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昭示着互联网不再仅仅被当作赋能绿色化却无需接受绿色化改造的单向度进步力量，相反，其自身也成为节电、降碳、减污事业的攻关对象，迎来空前彻底的绿色转型。今后，确保互联网发展道路既能应对全球经济下行挑战、又能坚守数字化-绿色化的良性循环，已是我国谋求高质量发展、振兴国家创新与国际竞争力、跨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

如何防范互联网“虚拟性”技术神话回潮？如何维护绿色转型不被粗放增长再次架空、阻挠？这些问题极难从短期热点和未来学预言中找到答案，更需要以史为鉴，总结近30年来中国互联网与自然环境博弈的经验、教训，避免绿色转型最终沦为无法根治历史遗留问题的运动式治理。

前绿色转型期（1994―2004）：片面推崇“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

从绿色转型的视角来看，认定互联网先天就对环境友好的“兴奋阶段”在国内接近10年，总体囊括1994年到2004年之间的前绿色转型期。该阶段，互联网凭借“虚拟性”技术神话和空前高效的反馈机制，吸引主流社会孤立且持续地聚焦其“超脱”自然环境吞吐比特的优势，使人难以觉察它的完整产业链其实和传统蒸汽技术、电气技术别无二致，这导致自然环境为互联网输送能源、材料并承接废弃物或排放物的基础设施型媒介功能湮没不彰。主流社会片面推崇“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极少考虑“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

总体来看，推崇“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对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个10年确有不容否认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环保活动上游通过扶持信息产业压制传统产业的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增长模式，在环保活动下游通过环境信息化工程提高风险排查的及时性、精准性、组织性。但囿于“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这一范式未充分扬弃西方信息经济学和技术进步主义的片面性，主流社会较难突破“信息技术一直被首选为‘清洁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产业，是非物质化的文明，其中只有稍纵即逝的信息在流动”等乐观迷思，导致互联网大举赋能环保活动之余，其自身因急遽扩张产生的环境危害逐年累积，最终在2004年达到年均制造7000吨电子垃圾的程度，带来重度的铅、汞、镉、六价铬、二恶英、聚合溴化联苯污染，迫使国人转而商榷互联网自身如何达到环保意义上的“绿色”标准，推动中国互联网的前绿色转型期迎来物极必反的“蓄流区时刻”。

2004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整版报道了西方国家每年将百万吨废弃的互联网元器件送往广东贵屿拆解、回收，使当地遭遇土壤承载力崩溃、水生动植物绝迹、毒气无限制扩散等生态危机，当地人一度深受肾结石、呼吸疾病、重金属中毒的戕害，造成全社会震悚。同年9月，随着国家发展改革委草拟《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并公开征求意见，中国互联网的前绿色转型期走向终结。

绿色转型过渡期（2005―2015）：开始关注“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

2005年1月，信息产业部颁行《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将IT行业自身派生的多种废弃元器件列入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重点防治目录，要求其包含的有毒有害物质不得超过国家标准，以便从源头治理相应的环境风险。同年9月，就在国家环保总局公布《废旧机电产品集中拆解利用处置区环境保护技术规范》后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郝淳访谈录，明确指出“IT产业的耗能和污染问题已经在全世界引起关注”，并强调“IT的发展在经历了奢侈阶段、高技术阶段、时尚阶段之后，必然要走向绿色阶段”。由此，自然环境通过孵化生态危机这种极端手段，使自身的重要性、存在感凸显到了再也不容忽视的程度，倒逼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开启了近10年的绿色转型过渡期。

在绿色转型过渡期，一向片面推崇“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的主流社会调整思维定势，日渐关注如何“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但其治理实践仍然留有下述三点局限：

第一，始终没有根本扭转“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这一主流环保范式的独尊地位。2005年后，一系列强化“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的全局战略密集出台。与一众行政规范性文件相比，明显关乎“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的政策在2015年前并不常见。这些政策总体上规格较低，未把“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彻底升级为各省市政府、国务院部委及其各类直属机构皆须贯彻的全局战略，也就缺乏和“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相埒的宏观引导力。

第二，业界、学界围绕“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开展的讨论止于浅表、流于姿态。2005年起牵涉“绿色IT”的大型业界、学界峰会较前绿色转型期明显增多，但这些峰会侧重揭示现象、公布口号，从后续收效来看没有很好地将口号转化为具备建设性的国家政策与行业守则。

第三，本土新兴的平台型互联网公司并不热衷支持“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2007年后，以阿里巴巴、腾讯为首的平台型互联网公司逐渐势盛并纷纷完成上市，凭借“超级应用程序”强势圈占移动互联网流量入口，在国内的位势、风头迅速盖过曾经备受追捧的硬件型互联网公司。事实上，平台型互联网公司更乐意助长利于维系技术进步主义热度的“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思潮，以便借此美化产业形象、拓展公共关系、营销技术产品。

总体来看，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的绿色转型过渡期呈现较强的反复性与“虎头蛇尾”走势。该局面印证了在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的情况下，市场很难自发地、充分地承担生态责任并系统完成“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这项极富公益性的艰巨事业。因此，绿色转型过渡期迎来“蓄流区时刻”尚需等待顶层设计者转变政策风向，组织全局性变革。

2015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绿色生态”纳入重点行动范畴，要求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真正实现双向深度融合——既要求互联网以“赋能”的方式主动治理传统产业对环境的破坏，亦要求互联网自身被绿色发展的相关领域延伸、叠覆、改造，做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尽管仍带有优先“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的色彩，却极大强化了“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的重要性，昭示着“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正式融入全局战略，其行动纲领趋于明晰、完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实施包括“互联网+绿色生态”在内的各项行动计划，中国互联网的绿色转型过渡期跨越“蓄流区时刻”并落下帷幕。

初步绿色转型期（2016―2020）：加速落实“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

2016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紧密衔接刚刚问世的“互联网+绿色生态”理念，制定《“互联网+”绿色生态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针对国内电子废物由来已久的追踪、处理与审核评价标准难题，指派责任部门并限定解决日期。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完善安全高效、智能绿色、互联互通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更好发挥其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12月，《“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进一步要求信息通信行业应积极推广、应用节能减排新技术，加快数据中心、基站等高耗能信息载体落实绿色节能改造，同时倡导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居民生活等方面落实信息化与绿色化的融合应用，普及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至此，“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开始得到全局推进和系统落实，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迈向历时5年的初步绿色转型期。

初步绿色转型期内，“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和“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愈发呈现并列关系。该趋势首先由一系列把“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列入核心内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促成。

受到上述政策扶持体系的引领，互联网产业在绿色转型过渡期的观望、纷争状态被显著改变，围绕“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展开的本土实践与日俱增。

在国内各大平台型互联网公司营建绿色数据中心的同一时段，要求其为“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承担更多责任的外部监督活动趋于频繁。2020年前夕，国内平台型互联网公司相继改善了能源结构，但未扭转整体评分偏低的水平，说明国内互联网产业仍需兼顾可再生能源采购规模与数据透明度。

随着新冠疫情在2020年1月席卷世界、余波难绝，数字化精准防疫跃居国内的新型社会常规，“互联网+”的演化周期被猝然加快速度。如此背景下，国内日常生活超高强度地依赖互联网平台中介，导致主要靠化石燃料发电的数字基础设施持续消耗大量能源，带来空前严峻的碳排放挑战，迫使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将本应更长的初步绿色转型期紧急压缩，提前抵达又一次酝酿着历史性质变的“蓄流区时刻”。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自主贡献力度，争取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求各项互联网技术构成的新型基础设施既应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更应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由此，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与“双碳”目标实现紧密耦合，迎来全面绿色转型期。

全面绿色转型期（2021迄今）：“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被主流化

2021年2月，为确保完成“双碳”目标、全面带动一二三产业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国务院下达《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若要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必须做好大中型数据中心和网络机房的绿色建设或改造、建立绿色运营维护体系，同时采取产品的绿色设计、消费与回收利用。3月，正式得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十四五”规划重申了数字基础设施的“智能绿色”原则，该原则在半年后问世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被阐释为要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融合。同年末，《“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继续要求网络和通信等新型基础设施落实绿色升级，降低数据中心、移动基站功耗；《“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 推动数据中心和5G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不仅更加详细地提出大力发展绿色智能终端、绿色信息网络、绿色数据中心并挖掘信息化各环节的节能减排潜力等建议，而且将这些建议升级至“十四五”主攻方向的高度。这些政策表明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已彻底越过2020年、2021年之交的“蓄流区时刻”，力求诉诸全面绿色转型消弭数字化、绿色化间的主次差异，使“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成为主流环保范式。

在全面绿色转型期，次第出台的宏观政策把“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和“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真正调整为并列关系，二者最终享有了同等优先的待遇。时至2023年，以《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为首的顶层设计将协同融合数字化、绿色化的双向共进效应提升至创造“数字生态文明”的高度，全面绿色转型期在国内臻于鼎盛，“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和“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彻底成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孪生体，电子信息产品的绿色制造和使用得以被持续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全生命周期节能减排路线得以被系统规划，“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完成主流化。

除了上述宏观政策发挥的决定性引领作用，全面绿色转型期的业界实践同样带动了“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迈向主流化。2021年，中国互联网产业就“双碳”目标不约而同宣布日程表，譬如阿里云“零碳云”计划和《阿里巴巴碳中和行动报告》承诺通过自身减排、输出数字化减碳能力、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3类举措降低能耗与污染；百度“碳中和全景图”提出基于绿色数据中心、智慧办公楼宇、碳抵消、智能交通全链条减碳技术、智能云的节能减碳技术和绿色供应链伙伴机制的6条碳中和路径；腾讯启动为期一年的碳中和规划，最终承诺不晚于2030年采用100%绿色电力，实现供应链与集团运营的全面碳中和。

显然，在“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成为主流环保范式后，全面绿色转型期的国家宏观政策与互联网产业实践基本达到了目标统一、上下配合、此呼彼应的总体协调状态，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互联网的绿色转型已经消除了绝大多数阻力。2022年12月迄今，先前由大规模数字化精准防疫派生的环境压力相对降低了紧迫性，但国民经济复苏回暖过程中，不乏地方政府为了竞争政绩急于求成，仅对传统产业施加“双碳”目标的压力，对效益更高、更容易运动式扩张的数字经济却盲目崇拜，乃至选择性宽纵各类新型互联网技术产品依然不容小觑的耗能、增排现象，由此扰乱数字经济与“双碳”目标深度融合，使互联网产业得到一些重返粗放增长的制度性空间。

除此之外，以元宇宙、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新风口相继使主流社会在全面绿色转型初始阶段的忧患意识、慎重态度出现减退。尤其当大语言模型随ChatGPT火爆跃居全球投资热点、触发“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刚刚集体承诺过“双碳”目标的国内互联网产业竞相投入TB级文本数据从事“万模大战”，哪怕在GPU上训练一个BERT基础模型耗费的能量与横跨美国的单次飞行同样多，且会极大占用绿色能源的其他潜在用途。与之相似，地方政府中再度萌生“大干快上”势头，不惜以过度开发、集中上马、资源浪费为代价助长互联网产业浮现的大语言模型泡沫。学界亦有诸多成员再度浸入与业界合谋追捧、热情营销大语言模型的“兴奋阶段”，却对衡量并务实改造大语言模型的耗能、增排问题缺乏耐心与关切，迟迟未能建立良性、可持续的环保体系来支持中国版ChatGPT稳妥落地。凡此种种，为中国互联网的全面绿色转型期平添了诸多不确定性，需要我们综合考量绿色转型四阶段的治乱得失，作出一个总结性反思。

中国互联网的绿色转型若要在今后不偏离环境友好的发展之路，首先应当反对臣服市场和资本逻辑的西式“有限政府”，转而弘扬“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中国式现代化政商关系，继续发挥中央政府对互联网产业执行绿色转型的政策引领、思想引导作用，尽快将国务院及其部委有关绿色转型的众多行政规范性文件合并、梳理、汇编、升级为更具系统性与权威性的上位法。

其次，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共同治理互联网的绿色转型风险时，皆应平衡回应性与前瞻性的关系，尤其是地方政府不应止于扮演互联网产业的邀请者与辅助者，而应积极联合地方媒体、民间环保组织与广大群众，监督在其辖区内布局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公司能否厉行“双碳”承诺、是否出现直接或间接架空绿色转型的迹象。倘若能够前瞻性地发现处于萌芽阶段的重大环保问题、提出可推广程度较高的治理模式并影响顶层设计，或许有望规避前绿色转型期和绿色转型过渡期的政策滞后局面，减少未来绿色转型的试错成本。

最后，政府和社会各界务须审慎接纳西方技术话语，尤其要对那些极有可能贩卖国际竞争焦虑、煽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扰乱本土互联网产业负责任创新节奏的新风口施加前瞻性监管，用符合共生逻辑的中国式现代化创新路径改造相关业态，使后者无法把绿色转型引向“先污染后治理”“先排放后治理”的老路。在环境风险和经济利好并存的新风口面前，“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10期，原文约15500字，题目为《中国互联网绿色转型的生成逻辑、演化进程与总体特征（1994―2023）》。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朱政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胡 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