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研究者重访旧日作品的文字，是一种有趣的智识体验。书的旅程，作者的遭际，都会以或平淡或激烈的方式折射出更广阔的社会变迁。迈可布若威的名作《制造甘愿》初版于1979年，在中译本（2005，群学）序《另一个三十年》中，他“重返了当年驻足的老地方”，感叹厂房“破烂不堪”，“四周已经湮没于荒烟蔓草中”：

在工厂一间间关掉以后，如今整个芝加哥南边，简直就是工业的停尸间……《制造甘愿》一书完全没有意料到这些事情。我当时对周遭的社区毫不关心，而把重点放在我称之为工作的霸权组织上，仿佛这就是历史的终点……就在不远的四周，炼钢厂一间接着一间关门，我却对于已经开展在自己面前的未来，视若无睹。制造业又怎么可能逃过这一样的命运呢？我像是被螺丝拴在过去……把焦点放在一些微小的转变而忽略了资本主义戏剧性的大规模转型。

这是一段非常坦诚的自我剖白。我当然不是要以此来否定《制造甘愿》的经典地位，反倒是希望借此强调经典的另一重价值，那就是对逝去时代的记录。

赫伯特甘斯的著作《什么在决定新闻》同样问世于1979年。在“25周年纪念版”《前言》中，甘斯写道，这本书如今“可以被当成三本书来阅读”，“一本是（以现在时写就的）新闻史”，第二本书讲述的是“新闻业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的实际情形，最后一本，关于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分析，“才是我写作的初衷所在”。

历经时间的淬炼，《什么在决定新闻》从一本书变成了三本书。甘斯虽然认为最后一本最为重要，但三本书的并存的确在当初的理论解释之上增加了公共记录的色彩。我们甚至可以说，相较于盖伊塔克曼《做新闻》中更为“骨感”和抽象的论述，《什么在决定新闻》好似“包罗万象”的宝藏，给美国新闻业高歌猛进的时期留下了更为厚重的记录。

任何学术作品都有其生命。理论解释有一天会过时，学术辩论的刀光剑影也总会暗淡下去。到那时，其公共记录的意义或许反而会更加显著。这些记录之所以能够带我们回到过去，或许正因为它们原本并非为了记录而生。想一想托德吉特林的《全世界都在看：大众传媒与新左派运动的生成和消解》与《六十年代：希望的岁月，愤怒的日子》这两部作品。再回到布若威和甘斯，相比当代的理论或历史回望，他们的记录缺少了后见之明，但也更多保留了时代的印记和实时记录的色彩；相比同期的新闻报道或纪实记录，它们更多“于无声处”写下寻常、理所当然、深广的意义世界。

再如《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1997）中潘忠党借助“临场发挥”等概念“译解”的新闻工作者的故事；《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2002）中孙五三讲述的“B镇事件”；《众声喧哗》（2008）中胡泳对“一个快速移动的靶子”的“追踪”。如今重读，都能将我们带回一个个逝去的瞬间，那既是新旧媒体剧烈转型的瞬间，也是新闻传播学探索的瞬间。在甘斯所说的“第三本书”中，我们不经意遭遇一个名字，一段轶事，一些时代的碎片；感受到时代的氛围，人们的困顿、挣扎、幻想和希望，甚至隐约窥见彼时的情感结构；在纪实与虚构、高深与俚俗的文本汇流处，清晰地看到学术界如何向周遭世界发问。最终，我们将“第三本书”读成了三本书。

将学术研究视为一种公共记录，会对眼下的研究和写作产生什么影响？一来，它有助于学者乃至学界的反身性思考，让我们审视过往的研究贡献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记录，这些记录是否折射出更广阔的社会风潮和时代风貌，又如何与各类驳杂的历史文本和实践相勾连。二来，它将描述放在更正面、更中心的位置上。正如杨国斌教授所说，在巨大的公共危机时刻，保存和描述普通人讲述的故事及其背后的实践，即有其意义。第三，它要求学术写作更鲜明地亮出“底牌”，不论是不言自明的预设，理论上的假想敌，还是公共领域中的对话者。

套用约瑟夫列文森的话，“书写历史的行动本身即是一种历史行动”。朝向未来的新闻传播研究，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传播或交往行动。

（《传媒观察》2023年8月号卷首语。作者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