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媒介菜单研究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频道菜单研究，随着媒介环境的丰富而不断产生概念和方法上的演进，对我们理解用户的选择性媒介使用模式及其复杂动机有着重要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曦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保军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4期刊文，对“媒介菜单（media repertoire）”有关研究文献按时间脉络进行总结和评述，试图寻找其“源”与“流”。基于对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了目前媒介菜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展望其在新技术情境下的研究进路，以期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概念性工具的媒介菜单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媒介菜单（media repertoire）是指一个人经常使用的媒介的集合，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跨媒介使用模式。它体现了用户对媒介的选择性使用。“菜单”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媒介研究中，为理解用户的选择性媒介使用行为提供了一种视角和方法，对于我们理解用户的媒介选择使用行为和更广阔的社会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一、媒介菜单研究的前身：频道菜单研究
随着有线电视的普及，人们可选择观看的电视频道数量不断增加，多频道环境（multichannel environment）中用户的节目选择也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Heeter等在提交给ICA达拉斯年会的论文中最早提出了“频道菜单”这一概念，即个人或家庭定期观看的频道集合，可以简单地衡量为观看的不同频道的数量。Heeter认为电视节目的选择是一种常规的结构化决策任务，在这种决策任务下形成的频道菜单是一种应对日益丰富和复杂的媒体环境的机制；其研究证明，频道菜单会受到个人的频道选择过程模式（choice process patterns）和频道熟悉度（channel familiarity）的影响。
早期关于频道菜单的研究以频道菜单的规模大小为划分标准，而没有关注到频道菜单的内部构成。Heeter等发现，虽然拥有有线电视的家庭能收到34个频道，但他们平均每周观看的频道不到10个。Lochte和Warren通过对美国卫星电视用户的调查发现，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频道菜单规模小于8个频道，且频道选择过程中的频道忠诚度（channel loyalty）受到卫星转发器硬件条件的限制。Ferguson的研究指出，遥控器和录像机（VCR）的使用并不会使频道菜单的规模增加。Ferguson和Perse将频道菜单分为总体型频道菜单（TCR，total channel repertoire）和留意型频道菜单（MCR，mindful channel repertoire）。总体型频道菜单指的是用户观看的全部频道数量，通过辅助用户进行回想以反映他们对电视频道总体的接触；在进行辅助回想之前让用户自由回想自己观看的频道数量，这些频道组成了留意型频道菜单，反映了用户的主动观看行为，体现了他们的观看动机和意图。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可供选择观看的电视频道数量越来越多、节目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但频道菜单的规模却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一般少于12个。这些研究大多认为结构性因素是预测频道菜单内频道数量的最佳因素，包括有线电视订阅量和观看电视的时间。此外，早期关于频道菜单的研究多采用调查法，后来，这种让电视观众进行自我报告的方法逐渐被收视测量仪（people-meter）所取代。
以后的研究慢慢将目光从频道菜单的规模大小转移到频道菜单的内部构成上，频道菜单的概念被进一步外延。Neuendorf等认为频道菜单研究应该考虑到不同频道的“权重”（即被观看的频率）、“主要菜单”（primary repertoire，经常观看的规律性频道集合）和“专门菜单”（specialized repertoire，特殊用户基于特殊需求的非日常规律性频道集合）的区别、不同频道菜单的建立途径和面向的社会群体的比较等，而不仅仅是频道菜单的规模。频道菜单研究有了更广阔的面向，研究者们不再纠结于频道菜单的规模和用户的个体特征，而是逐渐转向频道菜单的结构和不同群体、不同环境下的频道菜单比较，注重频道菜单的形成机制。
有学者将菜单这一概念应用到信息来源的研究中，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有线或无线的电视频道，跨媒介的研究取向初见雏形。对于不同类型、不同主题的信息，人们在选择信息来源时，有着不同的“信息菜单”。有研究发现，人们通过传统型菜单（主要是电视和报纸）获取体育类信息，而对于社区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则通过“传统+技术”型菜单（包括报纸、收音机、电脑和电话）来获取信息。Reagan通过研究人们对10个不同话题信息的来源选择，发现人们对不同话题的兴趣会影响信息来源的数量，而当这种兴趣发生改变时，“信息菜单”的规模也会随之改变。在一项关于健康信息来源的研究中，菜单的范围被扩大到人，家人、朋友、健康专家也在人们的“健康信息菜单”之中。
O'Keefe等对城乡居民获取环境信息来源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用户会形成不同的菜单来应对不同的信息获取目的，且这些菜单中的媒介相互重叠。Ferguson和Perse将菜单的概念用于万维网（WWW）用户研究中，发现网络用户也有他们自己的“网站菜单”（WWW repertoire）。有些研究虽然还在沿用频道菜单这一名称，但研究对象实质上已经从电视频道转向了多种多样的大众媒介。Cotton结合使用与满足理论，探究使用动机和居住位置对选择使用的媒介类型的影响，虽然依旧沿用了“channel repertoire”这一表述，但其内涵变成了“将可用的大众媒介纳入其中以满足需求”。“Channel”不仅指电视频道，也指一般意义上的渠道、途径。因此，随着频道菜单概念的不断外延，媒介菜单（media repertoire）这一概念逐步露出水面。
二、媒介菜单研究的确立与发展：从跨媒介到跨平台
媒介菜单对媒介使用研究中能否只使用单一媒介作为变量提出了质疑。人们生活中接触到的各种媒介都会向他们提供关于不同领域的信息，因此，无论是研究用户的媒介选择性使用行为还是媒介对用户的影响，只依赖单一媒介是有失偏颇的。这也正是频道菜单研究的缺陷。而随着媒介种类的丰富、频道菜单研究逐渐转向媒介菜单研究，跨媒介的研究取向也逐渐确立下来。
Van Eijck和Van Rees在分析荷兰人看电视和阅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随时间的变化时，根据时间预算（time budget，花在阅读和看电视上的时间）对具有相似媒介菜单的用户进行了细分，并对每个细分群体的人口统计学或媒介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而在他们2003年对荷兰人的媒介菜单构成的研究中，“media repertoire”这一概念得到了正式的应用。之所以称其得到了正式的应用，是因为在这一研究中，媒介菜单里的媒介不再是像电视频道一样单一的媒介，而是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书籍、电脑和录像机等在内的较为全面的媒介。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介的普及，用户如何将新旧媒介结合起来并选择性地为自己所用成为了备受瞩目的问题。Hasebrink和Popp为媒介菜单研究在理论和经验层面提供了概念上的贡献，可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们认为，对媒介使用的研究应该发展出一种以“菜单”为导向的方法，重点关注人们如何将与不同媒介和不同种类内容的接触结合起来。他们的实证研究分为三个步骤：1.探究不同媒介（或媒介内容种类）之间的双边关系（即分析不同媒介使用量之间的相关性，这被视为媒介菜单的基本单位），2.确立媒介菜单（利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及聚类分析）及相应用户类型，3.借助定性访谈探究媒介菜单与用户日常实践之间的联系。这是第一篇系统阐述媒介菜单的文献，明确了媒介菜单在理论和经验层面上的概念，其实证研究步骤对后来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媒介菜单这一研究视角和方法由此得以正式确立。
此后，多样的媒介菜单研究不断展开。Watson和Bélanger对员工在部门组织的工作中形成的媒介菜单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的媒介菜单受到部门制度、工作情境和工作惯例的影响。Feaster将媒介菜单和利基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菜单利基（repertoire niches）”的概念，研究在个人媒介菜单内部的媒介资源竞争。媒介菜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取向是跨媒介新闻消费。Hasebrink和Popp在他们里程碑式的研究中所举的一个实证案例，就是为德国用户的跨媒介硬新闻消费总结出了整体低度使用、整体高度使用、电视、广播+报纸、报纸+电视、报纸这六种媒介菜单。Yuan在对北京、上海、杭州的新闻用户的调查中总结出了六种新闻消费媒介菜单，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呈现出互补和融合的特征。Kim为韩国用户总结出了电视主导娱乐、只用互联网、传统媒体看新闻、小报、只看有线电视这五种媒介菜单，并发现各媒介菜单的代表性用户在用户背景特征、新闻媒体使用总量、政治兴趣和政治知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媒介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媒介菜单研究逐渐聚焦于基于移动端的跨平台媒介组合使用。Taneja等为美国用户总结出了使用计算机办公、看电视、手机媒体、网络媒体这四种媒介菜单，并提出了“用户定义的媒介菜单”（即用户根据自己赋予媒介的功能价值来配置菜单），跨平台的概念初露端倪。Hasebrink和Domeyer将媒介菜单同时看作是一种行为模式（patterns of behaviour）和有意义的实践（meaningful practices），使媒介菜单成为媒介融合环境下媒介使用研究中一种概念性的连结。他们还在Hasebrink和Popp的媒介菜单实证研究三步骤的基础上设计了媒介菜单分析三步骤：1.描述菜单内各个媒介在人们的时间预算中的相对比例，2.探究菜单内部不同媒介之间的关联性，3.确立媒介使用的模式和用户的类型。他们的分析框架为后来聚焦于移动端的菜单研究提供了思路和范例。
Jung等使用了1645名智能手机用户的实际日志跟踪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与社交相关的应用程序显示出了特别高的集中度，用户在排名前20%的应用程序上花费了超过80%的时间，证实手机应用存在一定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效应。Wolf和Schnauber聚焦作为新闻消费平台的移动设备，探究移动互联网用户在线（电脑、移动设备）和离线媒介（印刷报纸、电视、收音机）的使用频率，总结出了六种用户类型，并且表明传统新闻业供应的内容在移动信息菜单中占据主导地位。Lin通过研究新加坡社交媒体用户的多屏幕视频消费，发现消极的多屏视频观看和双屏使用都与受访者具有较高的多重任务趋向（polychronicity）和较大的媒介菜单呈正相关。Merten将媒介菜单与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引入了“菜单地图（repertoire map）”的方法，为媒介菜单的质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这种方法能促进参与者之间的对话，参与者也能在不断反思的同时对他们的新闻消费实践提供详尽的见解。
目前国内以媒介菜单为视角的研究并不多。曲慧和喻国明提出私人媒介（private media）-公共媒介（public media）-群体媒介（collective media）的心理认知框架，为研究媒介菜单的内部构成提供了新思路。喻国明等基于2019年开展的全国居民媒介接触与使用调查，对移动互联网使用的行为模式进行探索性分析，归纳出工具型、社群型、游戏型、泛娱乐型、资讯型、短视频型和实惠型七种媒介菜单，并发现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婚姻状况的个体性因素与城乡分布和媒介使用习惯的结构性因素对媒介菜单偏好均存在显著影响。李唯嘉关注青年用户在多元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分享行为，对他们的“社交媒体组合（菜单）”进行分类，并勾勒出不同组合中的用户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用户“社交媒体组合”与平台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以及通过“社交媒体组合”来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还有一些研究虽然没有使用媒介菜单这一概念，但其逻辑是类似的，都是从媒介的选择使用与组合这一出发点进行研究。如沈菲等将新媒介环境下的中国受众分为电视主导型、媒介低耗型、电视-杂志型、电视-报纸型、电视-网络型、电视-广播型这六种类型。媒介菜单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对具有类似菜单的媒介用户进行分类，用户（受众）分类的结果也看似与媒介菜单无异，但二者的主体不同：媒介菜单以媒介为主，用户特征分析是其附属品；用户（受众）分类的主体是用户，媒介只是对他们进行分类的标准。此外，媒介菜单并不能等同于媒介的排列组合，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用户选择和配置的动机，以及媒介菜单与用户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都值得深入探究。
三、媒介菜单的研究进路：新技术情境下的思考
媒介菜单研究尚未上升到理论层面，它只是一种研究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概念性工具和方法。它克服了媒介研究中单一媒介研究取向的缺陷，将受众研究中的量化和质化方法融合在一起，并提升了用户在媒介研究中的地位。基于上述对媒介菜单研究“源”与“流”的梳理，本文来谈谈目前媒介菜单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新技术情境下媒介菜单研究方向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研究媒介菜单的主要目的是对具有类似菜单的媒介用户进行分类，然后比较各种媒介菜单的特征。部分研究也存在一定误区，将媒介菜单的分类当作终极任务。但媒介菜单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不止于此。媒介菜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用户在媒介选择上的主动性，但也要注意其内部配置中体现的被动性——比如移动端的媒介菜单里会出现一些用户并不想使用的应用程序，但是限于学习、工作、生活环境而不得不用。因此，媒介菜单研究不能止步于菜单分类，而应该持有对菜单内各组成部分间的联系、用户选择使用的动机，以及菜单与更大的社会环境的联系的关怀，这也是研究的意义价值所在。
就研究方法而言，目前的媒介菜单研究主要基于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获取数据，进而采用聚类分析或探索性因子分析归纳出用户特征与相应的媒介菜单。也有研究将数据分析与访谈相结合，以期在使用动机层面做出解释，并进一步探究媒介菜单与用户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媒介菜单研究在动机解释层面依然存在不足：用户是否能够合理地反映并解释他们的媒介选择？虽然在当下，用户的媒介使用行为已经变成了可以准确量化的客观数据，但媒介选择的动机依然是模糊的。虽然“菜单地图”方法一定程度上能让参与调查的用户在交流比较中明确自己的媒介选择动机，但这种自我报告式的动机描述依然是主观的、浅层次的，用户难以对自己深层次的媒介选择和使用动机进行挖掘。关于媒介选择动机的研究方法还有待改进。
媒介菜单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人与媒介的关系。Hasebrink和Hepp认为，媒介菜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用户个体的跨媒介实践，但只有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个体所处的世界、他们所参与的社会领域以及他们所扮演的特定媒介群体时，我们才能完全理解这些多元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媒介菜单。他们提出了一个与媒介菜单类似的概念——媒介合奏（media ensemble，也有学者译作媒介家具）。这一概念涉及到分析视角的根本性转变：不再把重点放在个人对媒介的选择和使用上，而是放在整个集体和组织以及它们内部使用的媒介上。如Haage针对德国残障人士总结出了六种信息菜单，以调查他们参与公共传播的情况，以及有哪些因素影响到残障人士信息获取的规模和多样性。还有学者关注社区活动人士、青少年、婴幼儿的媒介菜单。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外延媒介菜单的概念，不仅关注个人，也关注群体，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媒介使用的动机与人群特征之间的联系，也有助于理解媒介菜单是如何与特定群体的日常实践相辅相成的。此外，媒介菜单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也值得关注，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中。如Pahayahay和Khalili-Mahani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压力和媒介菜单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在评估不同人群过度使用屏幕的研究中，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媒介菜单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媒介菜单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对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探究媒介形态演进的过程也颇有裨益。回顾媒介菜单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电视频道到互联网再到移动终端的各种应用程序……研究者的目光总是紧紧追随着新媒介技术。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催生了新的媒介形态，直播、短视频等的热度还未消减，由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的设备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媒介形态演进的历史，实质上是人类选择的历史。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新媒介，兴趣和需求迥异的用户是否接纳它们、为何接纳它们、又如何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媒介菜单，是探究媒介形态演进过程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通过对不同环境下的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媒介菜单进行研究，我们得以窥见其传递出的各种有关媒介形态演进的讯息。考虑到平台型媒体的迅猛发展正在重构传播生态，未来平台型媒体会不会取代其他媒介，从而使媒介菜单不复存在或是颠覆媒介菜单现有的定义，也仍是一个未知数。
媒介菜单似乎揭示了这样一种机制：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媒介选择，用户并没有去尽可能多地探索不同类型、不同种类的媒介，而是将自己的选择局限在一套固定的模式内，以应对媒介景观的复杂性。通过审视这种模式化的媒介接触和使用行为，我们可以探索“信息茧房”“知识沟”等概念在新技术情境中的内涵与外延。
而媒介菜单这一强调用户对媒介的选择使用与配置策略的概念性工具，恰好可以对网络媒介“筑茧”“破茧”的影响因素进行补充检验。再者，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满足需求的动机会导致特定的媒介使用行为。如果把媒介使用方式视作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那么布尔迪厄的惯习理论似乎能解释媒介菜单这一媒介使用模式的形成。然而，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出现，用户的媒介使用需求和动机也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用户是会延续原有的媒介菜单模式，还是会积极适应新媒介并对已有的媒介菜单做出调整，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4期，原文约8000字，标题为《媒介菜单：概念、源流与研究进路》。有删节，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王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