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环境传播是过去10年（2012年末―2022年末）新闻传播学科中与现实紧密结合、取得较快发展的研究领域，也是管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媒介变革的重要切入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明和博士研究生曹济舟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3期刊文，选取上述10年内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类7种期刊，搜集了近10年间发表的所有关于环境传播的研究论文，并对之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媒体报道话语的转变、对于受众地位的日益重视、环境传播理论本土化反思和创新是该领域研究近10年内发展变迁的三个重要特征。虽然我国环境传播研究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传播理论与环境实践、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创新等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是一个起步较晚但成长迅速的传播学分支领域，经40多年的发展已日趋成熟。环境传播所关注的自然环境这一客观实体并非在近年才成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和探讨一直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命题。2012年末―2022年末是我国环境事件频发、媒介迅猛变化与社会结构变迁叠加交织的10年，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风险文化已日益渗透进大部分社会议题。其中环境事件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议题之一，逐渐成为认识社会演进的有效维度。同时，新媒体的发展促使其边界与影响力不断扩大，推动了公众环境权利的修辞、表达与争取的形态焕然一新。
本文选取上述10年内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类7种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记者》《当代传播》《新闻界》），搜集其10年间刊发的所有关于环境传播的研究论文，共搜集到相关论文78篇。除此之外，本文亦将该主题下发表在其他CSSCI刊物的论文17篇和已出版的专著作为重要参考。
根据技术与社会互构理论，技术发展与社会变迁是相互建构的结果，两者共同构成了环境传播研究的现实基础。国家环境政策的转向、媒介形态的变化与革新、生态与环境问题的演变、社会公众的诉求等内外部因素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环境传播研究的重点、思路与方式的演变。基于上述研究思路，通过对10年来环境传播文献的梳理和分析，笔者认为该时期的环境传播研究主要经历了4个阶段。
一、风险视阈与国家形象：环境传播的起锚点（2012年―2013年）
2012年―2013年是环境传播研究的起步期，这一时期的环境传播研究引入了风险社会视角，关注环境传播中的多重社会力量和环境报道中国家形象的构建，深刻影响了2012年以来国内环境传播的研究旨趣，也成为了过去10年国内环境传播研究的重要基调。唐佳梅对2010年之前的环境传播研究做了整体回顾，发现国内环境传播研究自2007年到2010年间发文数量呈现较快增长态势，2012年之前的环境传播研究大多从语言学、修辞学等人文学科角度切入，对环境报道文本进行修辞与话语分析相对欠缺，对环境报道信息来源、记者、媒介及受众等环境报道生产要素的研究也基本缺失。这些方向后来成为国内环境传播研究的重要发力点。
应该从何种学科角度来理解环境传播，成为学者们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Cox认为环境传播是“一种旨在构建良性环境系统和培育健康伦理观念的危机学科（crisis disciplines）”，这使环境传播一开始便带有了浓郁的“风险管理”色彩。国内学者最初较多采用风险社会、危机管理这一视角来看待环境传播。在环境风险是如何形成并被公众所感知这一问题上，邱洪峰采用“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考察厦门PX项目中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认为异地媒体的不平衡与戏剧化表征以及网民的污名化与语境化是环境风险放大的重要机制。郭小平从修辞学视角出发，认为原本具有求雅、美化与掩饰功能的“委婉语”，在环境话语中扮演了掩饰与弱化生态风险后果，甚至是“洗绿”商业主义行为的形塑力量。
风险视阈下的环境传播并不局限于环境新闻报道，而是涵盖了在多重社会阶层和组织的实践参与活动，即公众如何应对风险亦成为学界研究的关注点。学者们首先对公民在环境事件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予以充分肯定。范松楠认为社会参与是一种力图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反向运动。郭小平则认为公民对环境事件的抗争与批评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客观上也促进了环境公民社会与环保公共领域的浮现与生成。基于此，许加彪认为强化信息公开基础上的社会互动是妥善解决环境风险的良策，多样化社会力量的参与构成了多样化的环保实践活动，在积极介入国家与市场的环境决策过程中，推动了环境治理标准、治理体系以及环保话语发生积极转变。
这一时期，国际政治博弈的焦点开始由传统安全议题向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低政治”向度议题转变，西方媒介通过雾霾、水污染等环境事件设置和形塑我国环境议题，进而引导本国公众和其他国家对我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和态度。国内学界敏锐觉察到这一点，关于环保议题与国家形象建构的研究滥觞于徐琴媛、于月研究法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发现西方媒体对我国的环境议题的报道常常被程式化地纳入富有冲突性的“政治化”框架，进而成为批评我国环境政策、建构我国负面国家形象的重要切入点。
可以发现，跨文化语境下外媒关于我国的环境传播往往存有较为明显的“人为操控”迹象，即便是属于科学传播范畴的环境事件报道也难以摆脱话语权力与他者偏见。
二、差异化媒介形态下的环境话语的建构与修辞（2014年―2016年）
自2013年12月底开始，持续性雾霾天气频率之高、波及面之广、污染程度之严重前所未有，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严峻的空气状况使环境问题迅速上升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推进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这种关注不仅表现在论文数量的持续攀升，也体现于更加多样的环境传播景观与不断拓展的学术研究空间。简要而言，客观上持续频发的环境事件和由新媒体快速崛起构成的全新媒介环境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单一环境叙事，民众借由新媒体开展环境话语表达与抗争，进而形成了双重的话语空间。在这一进程中，话语产生的原因和修辞表达机制又成为考察这些话语生产的绝佳窗口。环境传播在这一时期实际上维系着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互通与意义共享，并推动议题的协商与解决。
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集中反映了我国政府环境治理理念和政策，因而研究传统媒体的环境内容成为管窥我国官方对于环境议题建构的较好入口。这一时期，对传统媒体雾霾报道的研究视线集中于官方报刊和都市报刊，且两者的环境报道皆以雾霾为主，因为雾霾问题是这一时期普遍性的环境问题，也是政府阶段性治理重点所在。传统媒体在环境事件的报道中体现出多方面的近似性：从信源选择而言，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精英话语”占据绝大多数，企业和普通民众长期处于边缘或失声状态；从议题建构来看，主流媒体环境议题呈现出政策叙事的特点，即媒体报道往往站在反映工作成绩、贯彻党和政府政策方针的角度；从态度倾向而言，在正面负面二维价值评价体系中，传统主流媒体的主体形象表现均为正面主导等方面。
传统媒体的上述报道定式在这一时期招致了较多批判的声音。公众在环境领域的需求、关切、目标、利益诉求长期无法在主流媒体报道中得到反映，由此在所关注议题上无法形成对接与呼应。有学者甚至认为，一些媒体对现实进行了合法性的话语修饰。在这一阶段，新媒体中形成了基于论坛、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民间舆论场”，这也成为后来环境话语博弈的先决基础。
反观自媒体，凭借其传播快捷和内容碎片化等特性，开启了民众经由网络密集发声的“I-crowd”时代，使得草根力量通过自媒体对环境议题开展话语抗争成为可能。这一时期诸多城市的“PX项目魔咒”现象成为探析自媒体表达的重要事件。新媒体话语中以“情绪压倒事实”为特征的“后真相”逐渐成为舆情走向的主导性因素，原先作为主流话语的专业人士意见反而成为少数观点，最终因民众意见而叫停项目。由此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这一经典理论在现实环境中发生倒置，由于两种话语体系存在着难以对接的逻辑断层，最终导致科学话语体系、专业理性意见在环保风险主义的主宰下趋于沉默。
从传播学视角审视与反思系列环境事件，环境议题通过特定的叙述、话语和修辞等表达方式，表征或建构着环境议题背后所涉及的政治命题、文化命题和哲学命题。环保行动中的各类话语也是通过修辞将气候变化构建为公共议题，这一过程也即对抗性话语的生产实践。因而这一时期从修辞学视角搭建环境传播理论框架成为研究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刘涛从修辞学角度出发，系统回顾“环境传播”各个时期流动的研究内容，并最终演进成为强调将环境视为一种认知方式，进而抵达由环境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与生存困境。随后他从“意指概念”“语境”“隐喻”“意象”“接合”五个相互关联的修辞机制和修辞实践切入，搭建出气候传播的修辞学范畴理论框架，自此环境传播研究从具体环境事件和环境现象的分析，进一步升级成为理论的构建与思辨。其学术旨趣已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生态学范畴，而与其他社会议题发生普遍联系，甚至作为一种“底层语言”成为其他议题的认知框架和意义内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既构成问题对象，也构成认知语境和社会本身。
三、科学传播的引入与重新重视受众“在场”（2017年―2018年）
在上一时期内，弥漫于网络空间的雾霾对抗性话语和多地频发的PX项目叫停事件，倒逼人们开始正视原本被忽视的公众这一暗流涌动的力量。媒介技术的更新迭代，也使讨论、建构环境议题的主体之一的受众地位不断提升，从消极被动走向积极主动，获得了重新“在场”的机会。Cox认为，风险信息的传播与科学知识的传播是紧密相关的，它们构成了环境传播的两大命题。这一时期环境议题在传播内容、形式、传播主体、路径等方面表现出与以往迥异的特征，加之理解此类环境事件需涉及较多专业知识与理解能力，在2017―2018年的环境传播研究中，深入探析受众心理与诉求，重新重视环境传播中受众的“在场”，提升受众的认知水平与媒介素养，以及如何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开展环境传播研究，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成为这一阶段国内学界的研究重点。
虽然公众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公众难以有效辨别环境信息真伪、容易过度恐惧风险与从众式参与风险抗争等问题仍比较突出，传统以提升公众理解力和抵御虚假信息为主的“防御型”媒介素养教育已捉襟见肘。因此，研究受众究竟以何种方式感受环境变化、知晓与定义环境风险，成为这一时期学者亟需面对的课题。余红通过构建SEM模型来检验媒体、公众情绪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发现公众在面对有技术门槛的未知环境风险时需要有准确、权威和全面的科学知识来对其加以甄别，然而由于主流媒体报道不足和新媒体信息庞杂的现状，公众只能通过感性进行风险决策。可见在风险报道中，公众和专家观察风险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媒体框架与受众框架明显偏离，媒体报道量越大，民众负面情绪越高，反而觉得风险越大。有鉴于此，大众媒体的任务是在风险传播中担负起桥梁沟通角色，而不是消除危机和平息公众愤怒的工具。该研究结果对于我国媒体风险报道实践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受众风险感知和科学知识传播均依赖于媒介，现有研究也表明科学知识水平和风险感知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时期有学者考察了新媒体视频中气候变化议题的传播情况，发现视频大部分意在强化气候变化的存在与威胁，但科学知识传播的缺位是主要症结所在，这也导致了我国公众对于“气候变化到底是什么”只有模糊认识，对气候变化原因和科学机制认识不足。因此，仅仅依靠简单的现象告知以及对气候变化危害的单纯渲染难以达到劝服公众的目的。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PX定义争夺战”中。PX在2006―2016年间在百度百科词条中经历的84次反复拉锯式的修订命名历程，也正是科学传播进程中所面临的受众认知差异和利益纠葛的过程。PX此时已经超出科学意义范畴，成为一个事关政治沟通、互信的社会问题。简而言之，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能否取得社会大众的认可，科学话语如何有效对接社会话语，实现真正的面向大众的“科普”，尚是一场攻坚战。
四、回溯、反思与创新（2019年―2022年）
雾霾污染作为过去10年环境治理的标志事件和理解环境传播的关键词，在国家出台系列治理举措后得到持续改善，也推动了环境传播研究向下一阶段动态演进。按照时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对治理雾霾三个阶段的划分标准，2019年《大气环境气象公报》中表述的“高强度排放是导致大气污染的内因、主因，气象条件是影响外因，也是现阶段重污染事件是否发生的关键因素”，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治理污染排放的第三阶段，也意味着雾霾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因此自2020年开始，关于环境传播的研究主要重点转移到回溯与反思过去几年环境事件的治理经验与教训，并且从畅通传播渠道、寻求官方与民间的话语共识，以及环境传播素养教育、记者角色等方面开展研究，推动环境治理在我国的创新性拓展。
政府环境治理话语在环境议题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沟通、动员、教育、凝聚共识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深刻影响环境治理的实践及效果。因此考察我国政府在环境治理及宣传中的重要作用，是理解我国环境传播发展史的重要基点。我国政府对环境治理的认知、表达及其环境治理实践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现有研究基本将我国环境治理话语划分为卫生治理、环保宣传、政府责任和推动多元主体共建“美丽中国”这四个阶段。这些研究表明环境议题的建构与传播已步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时期，这一潮流也推动了政府环境治理话语在以往科学话语与规制话语的基础上，呈现出吸纳公共参与话语的新表征。
政府是环境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作为政府喉舌的官方媒体报道依然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学界在反思主流话语的环境事件报道时，认为后者存在视野不够开阔和缺乏人文关怀等问题。樊攀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多数市场化媒体之所以致力于积极展开环境事件的报道，也是为媒体获得更多注意力资源，进而转化为广告收入及其他收入来源。官方报道与民众诉求的错位进一步恶化为传播失灵（communication failure）问题，最终导致环境报道与民众感知之间的割裂，进而演变成为近些年频发的环境抗争话语与行为。
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民间对抗性话语与行为被预置为危机与冲突的范畴，归根到底依旧是西方环境传播的话语范式，其暗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不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历来被视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传播实践的经验高地，但其背后的前提条件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发达国家数百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霸权地位，这一点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视。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实证传播研究中“就环境论环境”的工具理性导向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亟需一种切中环境问题根源并提供解决路径的理论视野。有学者通过引入生态马克思主义和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等理论视角，构建基于后资本主义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试图搭建并完善我国本土环境传播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念体现在环境治理的实践中，表现为在我国已成为国家执政理念的生态文明建设，它既具有绿色政治哲学的价值观特质，也具有实践层面的方法论意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绿色维度，是社会主义中国结合自身现代化实践所做出的理论推进和深化，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特质。
（载《传媒观察》2023年3月号，原文约13000字，标题为《话语变迁、主体演进与本土化反思——中国环境传播10年研究综述》。此为论文第四部分节选，图表、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李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曹济舟，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