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目前，有关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研究偏爱阐释《新华日报》在静态层面“是什么”的历史作用，但对于其在动态层面“为什么行”的媒体能动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那么，《新华日报》“为什么行”？尤其是其如何进行抗日动员，在各方势力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斐，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黄肖肖，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8期发文，以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祝寿活动为切口，以集体行动框架为理论视角，考察《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夹缝中如何利用媒介进行抗日动员，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将祝寿的文化传统习俗与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相结合，并以此作为一种斗争形式，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集体行动框架，连结和团结了祝寿对象及广大读者。《新华日报》祝寿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的文化运动与舆论抗争，对开创文化界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祝寿活动为切口，以集体行动框架为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加以探究。
一、研究对象：《新华日报》祝寿活动
（一）一个契机：为什么是祝寿
1940年，“皖南事变”发生的前一年，历史上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这一年，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扶持傀儡政府，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愈演愈烈。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势，毛泽东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指出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实现这一目的的路径是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其中，“争取中间势力是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在统战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形下，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愈加严厉，“让你办报，但是又不让你讲话”。严厉的新闻检查中透出对《新华日报》的忌惮，但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其给《新华日报》的抗战动员任务带来了极大阻碍。这意味着，《新华日报》在进行抗日动员时不得不另辟蹊径，“活动得恰当，不使受摧残。”
这一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将文化运动纳入统战工作的范畴，“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为“须知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如果不在思想上引起一个变化，则政治上的根本变化或彻底好转（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是不可能的”。归根到底，“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党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有力的武器”。1941年“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更加严峻，无论是广交朋友还是开展文化活动都受到很大限制。“由于当局之种种压迫，过去文化活动的方式已不能用，被迫产生新的方式。借文化人的红白日，郭沫若氏之五十寿辰，冯玉祥之六十寿辰……等等，以此方式进行一些文化活动。”祝寿作为中国人重要的民间习俗，通过它进行动员连结和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为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契机。
（二）祝寿：一种新的文化运动方式
从193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经常为党内人士进行祝寿。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新中华报》1937年1月为徐特立六十大寿祝寿，“在国难斗争中一切个人的、集体的、领袖的、群众的、有模范作用的例子，无论大小都值得提出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奖励之……我们替徐特立同志祝寿就有这种意义。”祝寿活动，具有诠释革命事业、表达现实诉求、进行政治动员、强化政治整合、改良社会习俗的政治功能。此外，祝寿活动还搭建了一个社会交往的平台，蕴含着新生的力量。
后来，祝寿对象逐步从党内人士扩大到国民党、民主人士等各界人士，成为中国共产党树立模范、连结和团结各界人士的一种有效的文化活动形式。延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运用报纸祝寿进行政治表达的方式，《新华日报》从1941年开始，先后为马寅初、冯玉祥、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举行祝寿活动。祝寿不只是祝寿活动本身，还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以文化运动方式进行的连结和团结。草蛇灰线，循着以祝寿为代表的文化运动或许可以发现《新华日报》“为什么行”。
二、集体行动框架：观察祝寿活动的一个切口
抗日战争时期，除零散的祝寿报道之外，《新华日报》共发起6次大规模的祝寿活动：冯玉祥六十寿辰（1941）、郭沫若五十寿辰（1941）、潘梓年五十寿辰（1942）、洪深五十寿辰（1942）、董必武六十寿辰（1944）、茅盾五十寿辰（1945）。一系列预先谋划的祝寿版面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界政治力量你来我往、志同道合的场景。比如，《新华日报》在为郭沫若祝寿前，周恩来就曾亲自向郭沫若说明情况：“这不是朋友、同志之间的私事，祝寿既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它发动一切民主力量，来打破顽固派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统制。”显然，祝寿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集体行动、激发抗日动员、打破封锁、争取社会人士的复杂的社会运动。
（一）动员、集体行动框架与祝寿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灵活地“将中国共产党的运动理论框架与特定背景下的活动相适应，在目标群体的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价值和目标的交叉点上，形成了相应的运动理论框架”。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在8月《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和9月《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中强调，“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为充实的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新华日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统区的实践机构，统战使命重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巨大威胁的情况下，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以《新华日报》为阵地，巧妙地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祝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联系，建构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抗日人士重要的集体行动框架。
（二）集体行动中媒介的主动性
就集体行动框架的形成而言，媒体不只是被动地卷入，而是与集体行动相互作用。站在历史的重要时刻，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和此起彼伏的反共行动浪潮，《新华日报》主动站出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体行动框架的形成，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连结和团结作用。特别是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以《新华日报》进行的祝寿等统战活动，促使消沉的社会进步活动重新活跃起来，扩大了自身的影响。
三、以祝寿为名强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框架整合过程
中国共产党将祝寿这一传统文化习俗与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相结合，并将其作为一种斗争形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集体行动框架。
1941年11月14日，《新华日报》为爱国将领冯玉祥推出《庆祝焕章先生六十大寿》专版，刊登了林森、毛泽东等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对冯玉祥的祝寿诗词。这是 《新华日报》 第一次以专版形式开展的祝寿活动。在该专版中，冯玉祥作丘八诗《六十岁的小伙子 学富兰克林》：“方才是六十岁的小伙子，怎么能说是寿？应当赶快努力，去报答主人们。使他们有了好的吃穿住用，那方算尽了抗日公仆的本分……寿不寿不敢谈论，只有一个光明目的，就是精诚团结起来打倒日本。”爱国作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郁达夫在贺寿诗中反对内战，直言“萁豆相煎何太急”“同室操戈太不该”，赞颂冯玉祥“马二先生真好汉，能屈能伸能苦干”，表达了对抗战胜利的期望——“抗战今年将胜利，加强团结全民意”。周恩来撰写的贺寿专文《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高度称颂了冯玉祥坚持抗战的革命精神和重要意义——“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国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趁此良辰，谨祝先生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
《新华日报》通过祝寿专版将虽处不同派别但都坚持抗战的全国各界人士聚集到一起，塑造了祝寿对象、贺寿者“齐聚一堂、你来我往”的社会交往场景，在一篇篇祝寿诗词中反复弘扬反对内战、联合抗战的价值观和信念。一方面，《新华日报》的祝寿报道配合实地举办的祝寿活动，二者交相辉映，形成共振；另一方面，通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不断强化，祝寿新闻的内容与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产生了共鸣。于是，报纸顺理成章地将原本属于私人的祝寿诗词变成了公共交谈，使之成为人们共读共享的公共话语。
社会运动就是运用不断重复的行动来宣传其要求的连续运动。在后续祝寿活动中，《新华日报》反复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对内战、联合抗战，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为《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五十寿辰祝寿时，称颂其坚持抗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的努力——“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文化思想阵线上的一位坚强的战士……为我党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努力。”同年年底，在重庆戏剧电影界庆祝洪深五十寿辰时，《新华日报》的祝寿贺词强调了洪深“抗战”“战斗”的价值观和信念——“洪深先生战斗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艺术工作者的道路，是站在为民族谋解放，为人类谋幸福而战斗的最前列”，“《风雨同舟》，把日寇《一脚踢出去》，抗战胜利《包得行》”。
新闻不是单纯对信息的描述，而是行动的舞台。在历史性的时间里，作为报纸的受众看似没有学到新的知识，但特定的世界观和精神信念在内心得到反复描述和确认。在看报的不经意间，他们就已投身于舞台中心。换言之，《新华日报》的祝寿活动远远不是祝寿本身，而是在强化、邀请与动员，动员民众在历史性的时刻进行选择并投身于新的舞台——不要再犹豫！拔除或脱离旧的环境，开启承诺的新模式！
四、祝寿活动中持续发展的集体行动主题
（一）祝寿活动缔造认同，建立连结
在缔造认同进行勾连的过程中，榜样人物更具有示范和连结作用。爱国人士冯玉祥和郭沫若正是具有示范和连结意义的重要节点人物。为冯、郭二人祝寿，既可以连结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又能通过报道将其作为坚持抗日的榜样人物，形成示范效应。1941年11月，《新华日报》大张旗鼓、热热闹闹地为冯玉祥、郭沫若祝寿。14日，《新华日报》将不同政治身份祝寿者的祝寿诗词呈现在同一版面上，彰显出冯玉祥在全国的影响。16日是郭沫若的五十寿辰，《新华日报》不仅开展了祝寿活动，同时还策划了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当天《新华日报》4个版面，均有为郭沫若祝寿的报道。其中，两个版面是祝寿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头版则发表周恩来的祝寿代论《我要说的话》。该文赋予郭沫若极高的地位与评价：“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五十岁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中国共产党通过祝寿等活动，不仅使郭沫若壮心复起，而且把郭沫若塑造成一面旗帜、一名战士，树立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重视。
提前为董必武六十祝寿，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将《新华日报》祝寿报道作为一种有效的连结方式。董必武的六十寿辰是在1946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早在1943年12月就开始为其祝寿活动做准备，并于1944年1月3日为其举办规模空前的祝寿会。《新华日报》则于1月5日推出祝寿专版。究其原因，董必武在《七十自寿》诗序中给出解释，“当时重庆政治气候恶劣，友好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网禁之一法。”为董必武的祝寿活动，成功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广泛地与各界朋友建立了连结。
作为小规模的集体行动，《新华日报》的祝寿活动包括祝寿报道与实地祝寿活动等，以祝寿对象为纽带广泛地联系社会各界人士。而在更大的历史语境中，以祝寿活动为代表的文化运动建构了抗日这一全国的集体行动，把全国的爱国人士团结到一起，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使其超越身份属性，获得集体认同。
（二）祝寿成为文化象征，塑造团结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汪精卫亲日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竭力阻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破坏抗日。为此，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强调：“我们今天开会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有些人单单强调了抗日，但不愿意强调团结和进步，甚至完全不提团结和进步，这是不对的。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
当将祝寿活动置于相应的历史语境中时，以祝寿报道为代表的文化运动所建立的团结更能显示出其政治意义。前文已述《新华日报》于1941年11月为冯玉祥和郭沫若推出了祝寿专版，但这并不是孤立的行为。同年11月2日，《新华日报》头版刊发潘梓年的代论《能团结就能胜利》。该文指出：“胜利是否能真的来到……其中最主要的一件东西，是全国上下的团结一致。”8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转载中央社讯《蒋委员长重要谈话 力主反侵略各国团结制敌 坚信中英苏抗战最后必胜》。13日，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赋七律《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表达了与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的愿望。26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大会闭幕，《新华日报》27日头版头条转载中央社讯《国民参政会大会闭幕 蒋主席致闭会词 举国同心团结一致共济时艰 经济军事内政必须力求进步》。《新华日报》以多种形式的报道表明，团结是个体、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乃至全国人民共同的诉求。而以祝寿为代表的文化运动凭借象征意义凝聚众人，使人们连结成为共同体，并在其中感受到“团结就是力量”的信念与情感——“人们为了同一个象征物，发出同样的叫喊，说出同样的话语，做出同样的行为。”中国共产党以团结为纽带在最大层面上兼顾全国人民的利益，使斗争的对象越来越小，团结的对象越来越大，最终赢得了国家政权。
（载《传媒观察》2022年8月号，原文约8000字，标题为：连结与团结：《新华日报》祝寿活动的集体行动框架分析。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蔡斐，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肖肖，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