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曾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其主旨是讨论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及演变。书中，理斯曼对媒介技术与社会性格关系的论述，虽然在传播与媒介研究中时常被提及，但似乎仍然不够系统和深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佳鹏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7期发文，通过两种方式进一步探讨理斯曼的这一论题，一是系统阐述和批判性评价理斯曼对于社会变迁、媒介技术与性格类型及情感控制之间关系的认识，而媒介技术与社会性格只是这一分析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二是将该书置于社会思想史的脉络之中，比较理斯曼和埃利亚斯、波兹曼关于相似论题的不同观点。在数字媒介时代，重读《孤独的人群》的意义在于，从社会变迁与媒介技术相结合角度探讨特定人群的性格类型和生活意义。
在《孤独的人群》中，理斯曼以弗洛姆为代表的新弗洛伊德主义或社会性格研究为取向，通过对儿童故事、电影、小说、文学作品等的内容分析，研究了美国社会变迁对于中产和中上阶层性格结构的影响，大众传媒及其作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孤独的人群》自1950年初版以来不断再版，长期占据畅销书榜首，成为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如理斯曼所言，我们关于自身的基本信念，一直是一项从未改变的事实，即默顿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正是这一基本信念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一、社会变迁、人口结构与性格类型
理斯曼的总体思路主要是通过建构理念类型的方式，分析社会变迁对于社会性格的影响。他将人口结构视为社会变迁的指示器，将社会化模式视为社会变迁影响美国性格的主要机制，而媒介便是重要的社会化机构。他从宏观社会转型角度指出，两次革命及其引起的社会变迁是社会性格形成和演变的根源。第一次包括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和政治革命，标志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二次主要是消费革命，标志着工业社会的兴起，生产社会、匮乏经济转变为消费社会、富裕经济。以这两次革命为标志的三个阶段，分别塑造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性格，也即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
为了便于分析，他将人口结构的变化看作社会变迁的指示器，并将人口结构变化曲线的三阶段与三种社会性格分别对应起来。人口结构的第一阶段是高增长潜力阶段，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长为主要特征。在这一阶段，社会性格以传统导向为主，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主要受制于作为初级群体的亲族组织及其传统习俗，社会变迁相对缓慢。第二阶段是过度增长阶段，以人口爆炸、死亡率降低、出生率很高为主要特征，工业社会开始形成。为了适应快速社会变化、初级群体松散化、工业组织兴起和社会分工细化，社会性格倾向于从传统导向转变为内在导向。内在导向实际上是一种相当于韦伯新教伦理一样的“稀缺心理学”（scarcity psychology），这种社会性格的形成主要源于生活早期长辈对青少年儿童的培育和塑造，所追求的往往是概化而又不可避免的命定目标。内在导向性格的作用就像“心理陀螺仪”（psychological gyroscope），在没有初级群体及传统的直接束缚下，仍然能够在外在环境的冲击和自己的目标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就像陀螺一样始终不离中心。第三阶段则是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为主要特征的初期人口减少时期（incipient population decline）。在这一时期，工业社会、匮乏经济转变为消费社会、富裕经济，物质因素的影响几乎为零，社会性格开始从内在导向转变为他人导向。所谓他人导向，便是将他人的偏好和期待视为自己性格的导向根源。跟作为“稀缺心理学”的内在导向不同的是，他人导向性格实际上是一种“富裕心理学”（abundance psychology），面对的主要问题从物质环境问题让位于人际关系问题，因而该性格的主要承载者是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
二、社会化模式、大众传媒与社会性格
传统导向时期，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化主要通过歌谣、故事等口头媒介来实现。但理斯曼认为，故事等口头媒介的作用并不完全是单向的。比如，“反常”的故事也为反叛等非社会化事物留出了一定空间。因此，这些媒介具有扩展想象力和实现社会化的两种功能，既有助于社会化，也可能导致非社会化。
内在导向时期，报纸、书籍、杂志等纸质媒介成为主要的大众传媒形式和社会化机构。印刷物改变了传统导向及传统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性。印刷物的种类、数量增多，使读者的选择性不断增强。像故事一样，印刷物既可能使个体社会化，也可能使个体非社会化或反社会化，而且可能比口头传播含有更多的不利于社会化的噪音。印刷物提供了一种榜样，让儿童和青少年学习成年角色。在内容上，内在导向时期的印刷物主要是关于商业成功，而不是爱情和交际；但各种通俗的小说和传记开始从自然主义逐渐变为以现实主义为主，主要是对阶级流动和沉浮的描写，如华盛顿的传记和笛福的小说开始让人们看到家庭之外的理性化世界。内在导向可能会导致对孩子的过度引导，也即，使其过度听信书本而缺乏父母或老师的正确引导，尤其是当内在导向的要求与他们的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时，书本可能成为逃避家庭、初级群体等要求的避难所。
他人导向时期，大众传媒的儿童市场开始形成，儿童消费市场不仅要求儿童向大人学习，而且要让儿童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于是创造出了儿童读物、卡通、玩具等产物，但这些传播媒介与现在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消费品味或社会化不同，它主要是灌输一种社会流动的动力。同辈群体一起阅读、群体分享，具有潜在的品味竞争，内在导向时期的雄心壮志（ambition）转变为他人导向时期的对抗性合作，内在的价值和目标是次要的，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因而他人导向者具有某种悖论性的焦虑：既怕过于出众引人注目，又怕达不到通常标准。
三、社会性格、政治风格与大众传媒
首先，传统导向性格倾向于老式政治冷漠。具体表现为，奴隶等被剥夺政治权利之人缺乏识文断字、政治教育和组织经验，无法参与政治和表达其主张，他们往往将政治视为他人之事，不关心也不追求政治权利。内在导向性格的政治态度则是笃信道德，他们将工作至上、不断自我完善的性格倾向投射到政治领域，将政治视为一种不断完善的职业。对他们来说，政治不是游戏或消费，而是更强调政治背后的利益或价值，不太重视政治轻松的、社交的一面。
其次，笃守道德者主要在内在导向时期得势，在他人导向时期则多数处于失势地位。作为内在导向性格、笃守道德者的旧式中产阶层失势的原因之一，便是大众传媒的兴起及其对私人生活的入侵。这一侵入破坏了从个体到地方、国家、国际的过渡，直接将个人扔进了国家和国际政治中，以至于个体不再完全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政府运作或政治事务对个人来说越来越扑朔迷离、难以理解。政治失势的笃守道德者可能有两种心理转向，一是因受到侵犯，感到无助，而成为顽固的义愤者（curdled indignant）；二是不顾政治挫折的影响，满怀希望地从事最艰难的政治任务，成为政治狂热者。二者都意味着政治情感（political emotions）超越于政治理智（political intelligence）之上，不同的是，政治义愤是阴沉灰暗的，政治狂热则是乐观欢快的。
其三，他人导向时期的主要政治态度是内部消息预测者。他们将消费态度引入到政治中，把政治视为一种嗜好或消费，参与政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接触上层人物，扩大交际范围，探听内幕消息。他人导向性格的特点是对人际关系的敏感和关注，如情感控制等社交技巧也可以用到政治之中。他们认为自己并不能改变政治，但会尽量获取信息，了解政治情势，以免成为不知情的局外人（uninformed outsider）。在他人导向时期，笃信道德的人尽管数量较少，但其势力却不可低估。他人导向者由于过分看重他人意见，政治上常常十分软弱，常常会听从于笃守道德者的政治意见。
四、自主性格的前景与障碍
理斯曼认为，不同社会性格之间是一种竞争性生存关系，它们与所处的社会类型既可能相适应，也可能不一致。那些不能顺应或适应所属社会及其社会性格的人，就可能会沦为失范者。
关于自主性格的趋势，理斯曼更偏重于消极自由（Freedom form）而非积极自由（Freedom to），也即，重点关注实现自主或自由的障碍及其克服。除了社会发展程度、人口结构、生产和技术水平等一般因素之外，理斯曼尤其指出了他人导向性格本身要迈向自主性格所面临的两大障碍：工作领域中的“错误人格化”（false personalization）和消费娱乐领域中的“强制性剥夺”（enforced privatization）。
尽管生产技术问题仍然存在，但在工作领域主要是“错误人格化”在消耗着他人导向者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ies），主要表现为虚伪谄媚、阿谀奉承。科层制中的白领阶层将其工作内容和工作关系都予以人格化，使自己始终在人格市场（personality market）上进行着自我推销，既在操纵他人也在进行自我操纵，甚至分不清工作中的“被迫”友谊与工作外的纯真友谊。尽管工厂对蓝领工人也制定有提升士气的“情绪计划”，但工人们具有更大的自由，身体劳累但心理压力不大。经理们则为了实施“情绪计划”而疲于奔命，这并非由于其工作本身的需要，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理斯曼指出，与其反对现代工业社会的非人性，不如顺其自然地实现自动化，不仅为了工作也为了更好地消费和娱乐。但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动化技术和机器所导致的失业和异化问题。
“强制性剥夺”是自主性格在消费娱乐领域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指人们的各种消费娱乐机会受到经济、伦理、等级、家庭等诸多限制。那些在工作领域深陷错误人格化中的人们，也往往在消费娱乐领域承受着严重的强制性剥夺。如果说错误人格化是一种过度社交的话，那么强制性剥夺则是社交不足或对社交的否定。
如今，在数字媒介时代，重读《孤独的人群》的意义不仅在于模仿性地提出网络社会中的“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强调技术和网络导致的“连接性及其缺憾”（connectivity and its discontents）；而且要放长历史的视线，从社会变迁和媒介技术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当代社会特定人群的主导性格及其障碍，使“既四海为家又无家可归”（at home everywhere and nowhere）的“孤独人群”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探索自我的意义。
（载《传媒观察》2022年7月号，原文约13000字，标题为：“无家可归”抑或“四海为家”：社会变迁中的媒介技术与中产性格——重读理斯曼《孤独的人群》。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王佳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