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萌芽时期以及逐步形成时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贵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6期发文溯源并进行了深入阐释：党报理论的主要内涵为党报的性质、作用、任务以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方针，它客观上框定了这一时期宣传报道方针、政策的指向，间接规定了该时期新闻采访报道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方法和大体框架。在党报早期理论的统领和指导下，党报的新闻采访在探索中进行了艰难的实践。

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萌芽时期，党报理论真正的产生并逐步形成，则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党报早期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作为资产阶级新闻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产生和形成是阶级斗争使然，是时代使然。一方面，随着无产阶级报刊的诞生和发展，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新闻理论，进而指导无产阶级报刊的新闻实践；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近10年的新闻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为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可能。再加上大革命失败后，从1929年起，中共思想界出现了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高潮。在此形势下，如何运用马列主义考察新闻现象，建立党报新闻学理论，进而有效地指导新闻实践，就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的形势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列宁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著和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的文件，不断被翻译到中国，如1930年3月26日出版的《红旗》就刊登文章，具体阐释“列宁论党报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党报的领导人也更重视对党报宣传理论的研究。正是在这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革命斗争形势的驱动下，党报早期理论应运而生。

二、党报早期理论的主要内涵

（一）关于党报的性质

党报毫不隐讳自己的阶级性质，坦陈是无产阶级的武器。明确提出党报是党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是工农群众的报纸。1930年8月15日《红旗日报》在发刊词《我们的任务》中，首次鲜明提出“在现在的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论断，并声明：“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同时在革命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博古在《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的文章中也明确指出，《红色中华》既是政府机关报，又是“苏区千百万群众的喉舌”。

20世纪40年代，对党报性质的认识得到深化。中宣部在1942年3月16日下达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毛泽东也反复教育全党对党报重要性的认识，强调党对党报的领导。

（二）关于党报的作用与任务

无产阶级认为报纸不只是进行宣传鼓动，还要指导工作、组织斗争。在当时党报的实践中，的确是将此作为奋斗目标、行动口号和工作要求贯彻始终。如《红色中华》提出，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工作，要尽量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反革命罪行，“介绍苏区非苏区红军斗争，工农革命运动的消息，使工农劳苦群众懂得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与必要采取的斗争的方法”。

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深入探讨党报理论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在《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中，我党系统地总结了党报的工作经验，初步形成了党报的性质、作用、工作原则、方针、作风、方法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党报理论。

（三）关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

“全党办报”思想方针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是经1942年延安整风后正式提出的。《解放日报》在《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中总结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差不多同一时间军报提出的“全军办报”、新华社提出的“大家来办报”，可以说都是“全党办报”思想方针的具体体现。

之所以讲“全党办报”思想方针是延安整风后正式提出，是因为此思想方针的基本思想早在1930年前后已初步形成，如1930年5月，李立三在《党报》一文中要求每个党组织和党员“第一读党报，第二发行党报”，“第三替党报做文章，特别是供给党报以群众斗争的实际情形和教训”。1930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又颁发了《中共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规定了通讯员的条件与任务。这些论述与规定表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和理论已显露萌芽。

在那段时期，在党报的实际采写实践中也始终贯彻这一思想和理论。认为党报的支柱是生活在群众中，是参加实际工作的通讯员。选拔、组织、培养通讯员是报社的一项基本任务，让通讯员参与报纸的采访写作工作。《解放日报》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市派驻特派记者，除担任报道任务外，还要培训通讯员。经过两年努力，《解放日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通讯网，边区的通讯员达2000余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达1100余人，形成了“主力”（专职记者）、“民兵”（基层通讯员）和“自卫队”（普通通讯员）三合一的采写队伍，在采访工作中彻底贯彻党报的群众路线。

三、党报采访探索中的艰难实践

虽然这个时期的党报理论尚处在产生进而逐步形成的早期阶段，还不完善、不全面，但它的破土而出，毕竟开辟了一条健康发展的崭新道路，对党的新闻事业起到了统领和指导的作用，表现在对采访实践的指导上尤为显著。首先，它从客观上框定了这一时期宣传报道的方针、政策和指向。即一切皆为革命，新闻报道应对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有所促进和推动。其次，它间接规定了该时期新闻采访报道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方法和大体框架。

苏区政府在当时有关宣传报道的方针、政策、策略规定了新闻采访的目的：一是宣传党的主张；二是批判思想主张；三是报道全国各地的群众斗争（这三个方面实际也就明确规定了采访的题材和领域）。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方法及大体框架则是：

（一）采访工作必须根植于群众之中

重视在工农群众中培养通讯员、依靠通讯员，一切走群众路线。譬如苏区的《红色中华》《红星报》创建伊始，就着手营造通讯员网络。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的《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它与此前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实际是一体的，两块牌子、一个编辑部。在战争环境中，报社的专职记者很少，采访工作不可能只由有限的报社记者来完成，必须要依靠广大通讯员，建立广泛的群众性通讯网络。《红色中华》十分重视组织建立工农通讯员网络，定期为通讯员开办新闻业务培训班，还特设“写给通讯员”“通讯生活”等专栏，交流经验，指导业务。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新闻报道质量，该报还创办了它的历史上（也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个新闻业务理论学术刊物《工农兵通讯员》，定期油印内部出版，周期为20天或1个月不等，每期的篇幅是三四张蜡纸，主要内容是提出各个时期的报道要求，交流通讯工作的情况，从新闻理论上指出并分析存在的问题，帮助通讯员自觉掌握新闻采写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此外，报社还经常组织通讯员进报社进行采访实习，由报社提供膳食、纸笔等。通过数年努力，报社的通讯员不仅数量上由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业务素质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与《红色中华》同日创刊的《红星报》，编辑部刚开始只有三五个人，业务上根本忙不过来，于是，他们在一边出报的同时，一边则积极开展通讯员网络的建设培养工作。据1934年8月1日该报公开发表的致通讯员的信中记载，当时已发展了一支500余人的通讯员队伍，就职业身份而言，这些通讯员中既有临时苏维埃政府机关、红军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在连队基层战斗的干部、战士。许多通讯员一边作战，一边为报纸采写新闻报道，“来自火线上的消息”比比皆是、源源不断，如罗荣桓、罗瑞卿、肖华、张爱萍等苏区领导人于戎马倥偬之中，坚持为报社写稿。

苏区的党报是这样，白区的党报也是如此。与苏区党报相比，党在国统区的报刊由于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压，在新闻采编发行等各个方面更是艰难困苦。以《上海报》为例，该报于1929年4月17日创刊（1930年8月与党的另一张机关报《红旗》合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出版、面向工人和城市市民的通俗小型报，以新闻报道为主。在白色恐怖下，该报努力提高采访水平，丰富报道形式，走过了一条从自己培养通讯员入手，到建立自己的采访网络的艰难历程。首先，报社印发一种《采访须知》的读物分发给每位通讯员，让他们知道新闻采访的基本知识与方法，这份长达4800余字的“采访手册”对于本报需要怎样的新闻、采访要做哪些访前准备、怎样采访突发事件等，都做了详尽的讲解。同时，报社派专门的特派员到各区，一方面与通讯员建立密切的联系，随时帮助、指导通讯员采写新闻，另一方面特派员自己借此机会深入到工人、市民中去，了解实际情况，及时采写鲜活的新闻。编辑部当时人手虽然非常紧，但还是坚持每天必须至少派出1名特派员，或到通讯员单位的门口与其见面，或到他们的家里进行交谈。经过长期努力，该报的“采访网”日臻完善，采访领域不断拓宽，报纸的日销量通常达3000份，最困难时也有600份，被誉为“上海工人阶级惟一的报纸”“全国最好的地方报纸”。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实在是个不小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该报对建立群众性新闻采访网络的积极探索，给此后战争年代中党的新闻工作带来莫大启示。

（二）采访讲究实事求是，注重在采访中求证事实

毛泽东早在《<政治周刊>发刊理由》一文中强调：“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的革命工作的事实”。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党报对于尊重事实、在采访中调查求证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坚信事实胜于雄辩，坚持新闻必须真实，将报道真实的事实作为唤起民众的主要手段和批驳敌人谣言的有力武器。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是新闻的本源。要得到真实的新闻，“报纸不但（要）有自己的专业记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要）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记者”。文章认为，只有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结合，才能获得真实的新闻：一方面，要发动组织、教育非专业记者积极为报纸工作，向报纸报道亲身参与的事实或事件；另一方面，教育专业记者做“人民的公仆”，既做学生，即向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记者请教，采访事实的真相，以他们为师来检查新闻的真实性，又要做先生，在采写业务的理论和技术上帮助他们。这个结合被认定为党报的采访路线与方针，其重要性“比之讲求新闻五要素，记者亲自观察等重要得好多倍，虽然后者还是仍须讲求而不可偏废的重要方面”。

（三）记者、通讯员既能采写稿件，又能战斗

即平时既能采访写作，战斗时也能拿枪投入战斗。譬如，《红星报》经常刊登由许多记者、通讯员一边作战、一边为报纸采写的“来自火线的消息”。新四军《拂晓报》的记者、通讯员，既参加地方党组织的实验工作团，组织农会、征收公粮，又采写稿件。不少记者、通讯员则是先下基层学做实际工作，在学会群众工作、掌握情况和发现问题后，才学会采访写作的。

（四）自觉培养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工作作风

作风修养是记者修养的主要组成部分，不畏艰险和勇于牺牲的顽强工作作风则是作风修养的核心内涵。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本身是一项十分艰苦甚至艰险的事业，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和战争年代更是充满风险，需要记者必须具备冒险和牺牲精神。可以这样说，在那个年代，无产阶级的新闻报道不仅仅是记者用“墨水”写成，往往更是用“汗水”“血水”写成。因此，大革命时期和战争年代产生并逐步形成的党报新闻理论，毋庸置疑，一开始便规定并要求记者必须具备良好的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作风修养。以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办、同年10月26日迁往重庆的《新华日报》为例，作为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的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历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历史。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价的，是有重大代价的。《新华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它所受的压迫因而是一切压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

《新华日报》辛酸苦辣的历史突出体现在采访上。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垄断了蒋管区的新闻业，《新华日报》记者在重庆的采访活动受到严密控制和封锁，准许其他记者参加的会议等活动一般均不通知《新华日报》，该报记者外出采访，一般均会受到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新华日报》的全体同仁为了实现“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难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为后方民众支持参加抗战的之鼓动者倡导者”的目的，在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勇敢机智、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如乔装改扮摆脱特务跟踪，深入工厂、学校、车站、码头、茶馆，广泛地从基层民众和各界人士手中采集到鲜活的新闻素材。

20世纪30至40年代，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段充满内忧外患、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在那战多和少、分多合少的动荡年代，包括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在内的中国新闻事业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烙印，走过曲折的历程。难能可贵的是，无数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历经艰辛，前赴后继，艰难地进行新闻采访等业务实践，并对党报早期理论的产生和形成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注：本文载《传媒观察》2021年06月号，原标题为：党报早期理论的形成及其对采访实践的指导。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刘海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