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媒介即关系意味着媒介以自身特性结构了人与社会的亲密程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帅、硕士研究生马博文，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6期发文认为，当本质上属于硅基生命的类人智能有朝一日走入人类家庭生活中，古已有之的家庭关系将会现出新式困扰。按家庭关系的不同类型来说，或有代际之间的“智能鸿沟”，夫妻之间的新型“第三者”，兄弟姐妹之间的攀比之争；按家庭关系的普遍困惑来讲，则有家庭决策权旁落、家人交际弱化、家庭情智动摇、家庭生态重构的可能。
关于媒介的研究维度，除去“讯息”“人体的延伸”“作为文化的传播”等经典论述外，以往被边缘化的“关系”学说愈来愈被当今人所共识，它意味着媒介以自身特性参与建构了人和社会间的亲密性质，如“传播是社会关系的整合”“关系影响内容的逻辑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中的普遍现象”等论述均在对其予以印证。这从家庭媒介的演变中可见一斑：广播将外部世界送进个人起居室，电视建构起客厅文化并加剧生成“沙发上的土豆”，手机媒介重新演化亲子角色并升级家庭代际关系的数字冲突，未来，类人智能或将成为影响家庭关系的关键变量。
一、类人智能影响不同类型的家庭关系
因类人智能的介入，各类家庭关系所产生的变动有其殊异所在，无法等而视之，同时又有共性影响，可以一概而论。
（一）代际关系：“智能鸿沟”愈演愈烈
家庭代际关系体现的是具有血缘或收养关系成员的纵向关系。电子媒体使得“互联网原住民”与“互联网移民”之间横亘着一道“数字鸿沟”，就此推论，类人智能介入家庭生活或将使得代际之间产生或加剧“智能鸿沟”，这可被大致理解为，因为成长环境不可同日而语，代际间接入和使用智能媒介的愿望和能力会存在着显著差异，这起始于亲代与子代对于类人主体性的认知与态度不同。
类人智能作用于智能鸿沟的直接后果是：亲代权威不再，子代自主意识增强，二者进一步分化开来。因为面对着类人智能这一全新全知物种，亲代的过往生活经验均已面临失效危机。子代一旦在学业、事业和生活方面遇到疑难杂症，首要想到的，或许不是与自己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迥异的亲代，而是以海量数据为信息储备、时刻更新知识库存的类人智能。这类似于学生在家遇到不解之题会先上网搜索而非询问家人。亲代的话语权威被类人智能削弱，代际间的角色冲突便不足为奇。
（二）夫妻关系：面临新型“第三者”风险
略过孩子、公婆、岳父母等不谈，日常生活中维系夫妻关系的两个关键方案是性与爱，二者却皆可能因类人智能的降临而发生微妙转变。电影《人工智能》描摹了一个场景，一女子在人间饱受暴力、感情失意，遂选择到性爱机器人处寻找慰藉。由于首次如此，她流着眼泪问及安全性，机器人请她大可放心，并说她定能心满意足，之后再也不想与人类温存。此言实在非虚，不知疲惫的类人智能在机体性能上确实比人胜出一筹，且由于感应装置和算法逻辑，其更能精准感知到人的需要并及时调试。若此场景发生在已婚男女之间，争议必将浮现。
类人智能可能扮演的“第三者”角色是新型挑战，因为它像人，而非如今市面上流行的简单性爱工具，寓于信息传递结构中的情感交流功能会使其成为双方滋生嫉妒心理的温室，这势必引发传统意义上的情感伦理问题；它本质又非人，一旦一方和它有所僭越，另一方的态度则会陷入尴尬而模糊的境地：若第三者是人，处置规则十分明确，原配要么离婚，要么和解。但若想对类人进行道德审判和法律制裁，恐怕不现实，其“罪名”难以成立，其行为难以处决。再说开去，这第三者角色并非唯一，假设夫妻双方各自拥有了相应类人智能或者更多，现行人类世界中的夫妻关系规约便更难以为继，这诸多的不确定性或将使其被重写。
（三）兄弟姐妹关系：攀比之争愈加明显
攀比是人类天性，孩童更是如此。即便亲如兄弟姐妹，彼此间同样存在着互为比较的情形。现实生活中，两人尚且会因为小小玩具分配不公而心理不平，自不必谈如获至宝的类人智能。那假设父母为孩子购置了一模一样、质量数量毫无差异的类人智能，是否就能有效规避攀比衍生的种种风险了呢？答案为否，这缘于类人智能的本质特性。相对于一成不变的普通玩具而言，类人智能可互动与进化，能跟踪与学习用户轨迹并做相应反应，意即，类人在伴随人类成长时，也在仿照人类重塑自我，而人本身生而不同，也就造就了类人的分野。充满不确定性的类人智能将这种分野建构成了一个提供更多比较余地的场域，而非减轻攀比之心。这类似于，在物质贫乏的年代，人们的感情相对纯洁与牢靠，因为无甚可争，而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人与人的信任与忠诚容易分崩离析，因为可争之机空前加大。
二、家庭关系因类人智能而生的共同困惑
不同类型的家庭关系会因类人智能的引入而发生对应改变，有些许变化则会在三种关系范畴中表现一致。它既可能在代际间游走，又会在夫妻间中显现，抑或在兄弟姐妹中浮起。
（一）决策权旁落，类人左右家庭走向
在以往，类似于择校择业、买房买车等重大事务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决策权要么落在一家之主手中，要么交由多个主体共同协商，总之是人类裁决。而若类人智能成为家庭一员，其会因更为强大和隐蔽的控制能力对人类决策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其强大在于无所不有的数据储存及因人而异的数据处理，前者是说其时刻链接着互联网的海量信息，因此针对某个问题给出的回应往往要比某个单一的家庭主体更令人信服；后者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类人会比人类更了解人类，类人能记录用户过往的使用痕迹，根据自动学习、情感计算等功能深刻描绘出用户性格以投其所好。
（二）虚拟成现实，类人弱化家人交际
互联网创造出与现实空间逻辑迥异且时而割裂的虚拟空间，部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而忽视学业的现象便为例证。类人智能则将虚拟变成活脱脱的现实，只不过此处所指的虚拟和现实并非空间范畴，而是关系范畴。它赋予了人机交流以人人交往般的真切体验，表现在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弊端，便是降低了家人交际的频率与质量。类人智能将被赋予“管家”职能，关于衣食住行的大事小情均有望完成。这一方面解放了人类在家务中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又剥夺了相应的交流话题。类人无需向人类讲述人类的缺点以起到挑拨离间之用，而仅凭自身善于倾听、从不厌烦、专属服务等优点便能够让人类相形见绌，从而让人类自主发出了孰爱孰非的心理信号。
（三）“恐怖谷”效应，类人动摇家庭情智
1970年，日本学者森正弘（MasahiroMori）就人机关系提出了“恐怖谷理论”（Uncanny Valley Theory），旨在说明在一定范围内，机器人看起来越像人，越能受到人类青睐，而当越过某一临界值后，人会对其极其反感，乃至机器一个细小动作也能引起人类毛骨悚然的反应，这一阶段即“恐怖谷”。类人智能从问世伊始便已然越过了森正弘所说的临界值，却一样会作用于人类的情智反应，这将集中表现在“孤独”与“退出”两个时刻。当人类开始放下胸中成见，与类人智能坦诚交心，必定也会经历奇妙旅程，但至暗时刻可能正埋伏于后。在美国电影《她》中，作家西奥多爱上了一个以声音方式存在的人工智能萨曼莎。西奥多不可自拔，却忽然发现与萨曼莎交互的人类共有8316位，与她发生所谓爱情的共有641位。这让西奥多彻底明白，数千男人看似找寻到了各自的心灵归属，但其实与之往来的都是同一个AI，具有“独一性”和“灵韵”的爱情在“机械复制”的情形下根本就是笑谈。在虚假幸福的泡沫幻灭之后，西奥多只剩下无尽的失落，此所谓“孤独”时刻。而更令人类难以自已的，则是“退出”。在《她》的最后，高度进化的萨曼莎不再需要人类伴侣，便单方面告别，徒留西奥多在原地难过。类人绝情如此，若角色置换为亲人、场景置换于家庭，人类又情何以堪？而且，“退出”还不单指类人智能具有自主意志后选择离开人类，亦有可能是因零件故障等客观原因而被迫退出。无论如何，人类家庭的情感结构都将遭遇本质性的撼动。
（四）生死非轮回，类人重构家庭生态
海德格尔曾揭示了人与神的一个终极区别，“所谓人存在，也就是作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类人智能却将彻底革新作为普遍意义和生命规范的“人终有一死”的世界观，这着重体现为“逝者重现”和“生者长存”两类情形。有这样一则报道，2017年，身患重病的王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声音复制至智能音箱，此后家人再与该音箱对话时，听到的将是已不在人世的他的声音。当前受技术所限，智能体对普通人的还原至多于此。当日后技术成熟，逝者的声音与影像被机器所捕获，一种全新的人类存在方式便诞生了。类人智能可学习此人生前的数字化痕迹内在于“心”，同时又外化于形，拥有此人的容貌与躯体。如此，说此人是重获新生也不足为怪。
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使人“重生”方式共在的是智能增强（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式的“永生”。传统的人类身体不一定会完全消逝，而可能会与类人智能相互融合，成为“赛博格”（Cyborg）。这并非“狼来了”的空穴来风。英国科学家Peter Scott-Morgan由于身患运动神经元疾病，身体所有肌肉终将萎缩，便向曾帮助霍金“开口讲话”的英特尔院士Lama Nachman求助，用器械来代替器官，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赛博格’电子人”，现在已几近成功。在未来，类人智能会根据个体需要进行定制化生产。生产者并不先行定义它的性别、形态等人口特征，而先由用户提出设置需求。例如，因车祸痛失母亲的女儿可将母亲故前的数字化生存数据提供给生产者，以便制作一款形如母亲的类人智能作为陪伴。再或，由于手足情深和生存欲望，身患病症的哥哥提前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匹配给智能主体，以期与弟弟拥有此后的共同岁月。无论“逝者重现”还是“生者长存”，都揭示出一个重大命题：一旦类人智能发展至此，人类又将如何自处？现今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固然难以接受，但人类已然习惯了这样一种更新换代的模式，并发明了生死轮回、今生来世、天堂地狱等学说奉若文明信仰。当千百年来固有的家庭生态平衡被类人智能颠覆之时，或许正是人类被迫走出人类世之日。
三、家庭关系面向类人智能的合力应对
（一）开发者：引入类人生产家庭协商机制
所谓类人生产家庭协商机制，是指在对家用类人智能进行开发时，不仅要有创意策划的工程师和具体执行的程序员等内部人员在场，诸如销售者、用户、专家、学者、政府人员等相关人士，尤其是家庭中的代际、夫妻、兄弟姐妹等都应同步地参与其中，多方主体就类人智能的原则、功能、底线、特点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后，方可使其进入生产环节，并且在使用后期保持积极沟通，保证及时调试的可能性与持续性，不任由技术公司一意孤行，不然祸患发生之后再亡羊补牢，怕为时晚矣。这样的生产协商机制看似是对开发者的一种限制，比如让他者介入到生产流程中或许存在着商业机密泄漏的风险，但同时也是对开发者的一种保护，避免其在设计时因受利益驱动而突破应有的伦理界限，进而被行政力量重创。“公平、负责、透明和可解释”是人们内心对于智能系统的一致吁求。
（二）传播者：采集、传递与引导的多措并举
诚然，类人智能在流入人类家庭生活前必然要经过多个中介，二者在日后持续相伴时，也会出现各类信息传播者。在类人智能面前，传播者需在家庭关系的内容采集、信息传递及注意力引导三个方面占据主动权。这里所约束的传播行动者是具有影响力的个人媒体和组织化的传媒机构。
其一是基于家庭关系的多元化内容采集。其二是基于人机关系的反思性信息传递，这常建立在前述采集的基础之上。其三是基于社会责任感的注意力引导，这建立在采集与传递的基础之上。
（三）使用者：深化家庭认知与“自由意志”
面对类人智能对家庭关系造成的种种解构，一时破解之道不在别处，恰是开掘情感与理智。或是情之所至，或是思之所向，或是意之所引，人类唯有把握这些在家庭突发问题中可能产生的反转契机，适时审视有如福音般的智能技术，锻造出一套集元决策、元反思能力于一体的思维体系，才能如楚门一般釜底抽薪，不再受制于他者。可是，楚门可以离开虚拟真人秀走向现实世界，后人类却将永久生活在与类人同在的虚拟和现实并置的家庭世界，除此而外无处可去。
（四）监管者：以行政力量铸就家庭技术防线
在类人智能深入家庭生活并成为内嵌式要素时，使用者往往会因“只缘身在此山中”而难以觉察到它所带来的结构性的负面影响。因此，作为监管者，来自政府一方的行政力量需发挥应有作用以提醒家庭保持清醒。于家用类人智能而言，无论是出台专用的政策条例，还是将其行为准则纳入法律议程之中；无论是各国根据国情自行设定处罚标准，还是设立全球化组织以进行必要管控，都是未来家庭生活走向和谐的题中应有之义。
（载《传媒观察》2021年06月号，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何以为家：类人智能影响人类家庭关系忧思。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张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马博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