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短视频的传播在给人类带来丰富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范玉吉教授和研究生李紫繁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5期刊文，用异化理论来审视这一系列问题，即技术异化所带来的网络传播中平台、内容、受众以及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的异化。在这一异化视角下我们可以看到人被工具化、物化，而技术则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异化是短视频传播中所必须超越的现实问题，是互联网治理所必然要面对的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
网络传播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短视频行业的迅猛发展，使得行业中无论是内容生产还是内容消费都出现了“供销两旺”的大好局面。从积极角度来看，此现象一方面促进了互联网产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极大满足了广大受众的娱乐需求。因而，无论是从内容生产者、平台与受众这一产业链来看，还是从政府管理层、企业经营层与受众消费层来看，大家似乎都对短视频行业的前景抱持着乐观心态并鼓励其发展，期望短视频行业能以新的生产力带动新的产业变革。但是从消极角度来看，随着产业实践的不断推进，短视频发展中的各类问题也开始不断暴露在大众眼前，内容生产者为吸引流量而制作低俗肤浅的视频，平台对内容的管理存在缺失且尚无严格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等等。短视频行业的发展不断带来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笔者认为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从异化理论的角度去审视短视频生产、传播与接受这三个环节不同主体的关系，会发现其中存在的“真问题”。
短视频传播中“人”的异化
人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他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但一方面却又作为肉体的、感性的存在物，是被动的，时常受到物质和欲望的限制，使其不能自由地体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在实践中不断地超越来自肉体的、感性的和欲望的束缚，使自己真正进入自由的境界。这就是实践的全部意义。所以在实践中人总是要超越生物本能，让自己的自由生命在对象性的产品中展现出生机。但是欲望却又在另一方向上牵制着人的自由生命展现，让人陷入来自肉体和欲望的泥淖之中，这时的人就被异化了。人是一切实践的唯一目的，人在实践中成就自己、塑造自己，使人向人生成，而非向物生成。但是异化劳动却把人异化成了手段，人在实践活动中成了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其劳动产品不再是对他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反而是对他的反叛，是他的敌对力量。短视频生产活动不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确证人的内在规定性，而是成为了换取流量、变现的手段，有时甚至是使人走向毁灭的力量呈现。
（一）被异化的短视频制作者
在短视频制作领域，为博受众的眼球，一些主播使出了浑身解数，搞怪扮丑，低俗出位，甚至用色情暴力来吸引流量，从挑战公序良俗到挑战法律尊严，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丧失了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主播，正如马克思所言，“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在这些视频给他们吸引了大量的流量、赚取了大量的经济价值的同时，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却被降到了最低，他们的劳动产品已经不再是他们类本质的确证，因而更印证了他们精神世界的畸形与扭曲。
人与对象——即主客体之间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关系，在非异化的条件下是一致的。一方面当对象的性质与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相一致时，对象就能成为人的对象，也就成为人自身；而另一方面从主体来看，也只有当主体具有与对象的本质力量相一致的特性时，主体才能成为对象的主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由于黑灰色短视频的主播们已经被异化了，所以他们已经不再完整地体现人的类本质，他们不再能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他们只能按照“将自己作为一个为了赚钱而丧失了道德和法律底线的主播”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因此其所生产的产品自然也会发生异化，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在异化条件下，主播们的活动不再有“意识”，而是和动物一样盲目地按照自己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活动，因而他们在活动中并没有展现出其活动的自由属性，“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他们是被欲望驱使着进行活动，而不是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
目前，各短视频平台的收益分配机制，均要求用户必须按照平台的相关制度变现虚拟财产以获取收益，这些虚拟财产的来源主要是视频投放量、投放视频点击量、平台奖金和粉丝打赏。这看似合理的平台制度，背后却隐藏着不合理的机制。首先，将粉丝打赏作为收益来源不稳定性极强，难以满足制作者需要；其次，单纯的视频投放行为并未给内容生产者带来收益，只有增加视频点击量和粉丝量，收益和平台奖金才能落实。用户通过短视频平台创造短视频的初衷是为了摆脱僵化的现实对人的精神的奴役，实现真正的自我。但平台却以其内容和机制为新的异化力量控制了人的精神和行为，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平台的附庸。用户不断地被平台所打造的假象冲击，希望通过生产迎合平台发展需要的内容，得到短视频平台的关注并获得更多资源。这时，用户就只能听命于短视频平台，受平台操纵。异化后的视频生产活动目的性明显，本质上还是实现平台利益最大化，与劳动者希望的自我价值实现越离越远，并逐渐让受众丧失对自我的追求。
（二）被异化的受众
技术的发展也加速了受众的异化。技术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自我全面发展的需要，技术作为人实践的产物对人的实践活动起着推动作用，随着人的实践能力不断提高，技术也变得更加人性化、高效化。但是在异化的劳动实践中，人与技术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人、技术和实践的关系并非如原初构想的那般美好。阿多诺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工业文明把人的个体性和差别性都消解了，人们从劳动到需要、消费、享受乃至思维都被技术整齐划一了，也就是被异化。人们不是出于“需要”（need）而去消费短视频，他们只是被“欲望”（want）所控制来消费由技术终端创造出来的“文化膨化食品”。受众一旦打开短视频，就会在不知不觉间不停地滑动页面，不断追逐那些视频，仿佛进入了“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在实践中，受众一边沉湎于使用短视频平台来满足自身需要、实现自我价值，一边也在悄然发生着异化。与平台异化的表现不同，受众的异化是主动的、内在的。主要表现为，受众内心在这一过程中丧失本有的向度，从而导致主体性不断丧失。受众内心向度的丧失，在实质上是异化的更高层次，是一种处于自我意识下的主动沉溺和主动放弃。当受众适应了这种存在方式后，其作为人该具备的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就会逐渐丧失。受众丧失内心向度后，其行为也会呈现出非理智的一面，间接影响到了短视频的发展，进而造成乱象频发。为了增强受众黏性，平台的底线也在不断降低。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给每个人都带了不小的生存压力，为了弱化外部压力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们转而投奔网络世界中丰富多彩的短视频平台寻求慰藉，同时为迎合受众的解压需要，平台开始追求在短时间内让视频的内容给受众带来更加刺激的观看体验，进而将一些能满足受众窥私欲、变态幻想等不正常心理的短视频投放到平台上。平台的无下限迎合服务和其本身高智能化，将人一切的理性思考过程都变得可有可无。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说，“内心向度本是否定性思考的力量也即理性的批判力量的家园”，当受众在非理智状态下认为自身需求和外部事物的关系是和谐的，并在这样的关系中收获自我发展的满足时，其内心向度的丧失已是毋庸置疑。受众与短视频平台的关系本应该是平等和谐的，短视频应该帮助受众成为一个更加丰富、自由、多向度的主体，但随着异化在短视频平台发展和受众之间不断深入，逐渐影响到了受众的精神层面，使受众变成了单向度的客体。
从技术异化到平台异化
技术和平台本质上都是工具，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它们被发明出来是为了让人类充分享受文化艺术成果，其作用为了使人更加完善、更加圆满。但是，这种在现代技术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现代工业却把人的欲求无限度地刺激起来，使人把虚假的“欲望（want）”当成了真正的“需要（need）”，因此去无止境地满足这些欲望，使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成为物质的附庸。在日趋单面化、畸形化的同时，人也完全被物质所支配，人与产品的关系被彻底颠倒、异化——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相反，是人为了能使产品被消费而存在。这就是技术对人的控制的本质。
互联网是20世纪最伟大的技术创新，美国网络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约翰佩里巴罗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中就乐观地认为，“互联网本质上是超国家的、反对主权的，你们的国家主权不适用于我们，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在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的建立是基于网络中立的原则，如果破坏了这一原则，将可能限制信息的开放和在线的自由。但是网络从来就没有中立过，作为一种技术，其总是带着一种被预前植入的“价值观”来左右人的选择。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出现，算法操纵已经成了互联网控制受众的公开秘密。在算法的“智能”操控下，受众潜意识中的消费偏好和无意识的价值选择被算法激发出来，成了技术理性的俘虏。技术异化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和平台利用了技术对人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操纵，从而将人异化成平台的工具，为平台赚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平台在技术异化的加持下，就已经异化成了用户的主宰，而用户则异化成了平台赚钱机器。
随着平台的异化，平台作为文化产业的功能正在丧失，只有“产业”没有“文化”，只有经济利益，没有社会效益。技术成为了人类自身和其实践活动的主宰，它开始潜移默化地操纵人类的行为、控制人类的意识，使得人不再自主自由，异化悄悄地发生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之中。同时更加严重的是，人在被动异化的同时也在自我异化，这种异化是内部的、自主的，使人主动地放弃自由并甘愿做技术的奴隶，进而失去自我拯救的能力。
借用技术超越技术异化
技术带给人的影响需要批判地看待，如短视频的使用可以丰富受众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吞噬人的理性。短视频平台的创造是人类发挥能动作用的体现，技术的运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表现。人类的发展史离不开对技术的运用，人类创造技术、发展技术是为了更好地摆脱自然的束缚，只是实践过程中的反自然因素和反规律因素造就了技术的异化。但是技术的社会性使得技术的效力可控更具操作性，所以当技术异化时，我们不应该单一地、形而上地看待技术，相反我们应该借用技术，运用可行的手段去超越技术异化带来的问题。
（一）受众主体性的复归
人是技术的创制者和应用者，技术之所以可以从作为客体的工具异化为可以控制人的主体，就是因为人的主体性意识减弱甚至消失。人一旦丧失了主体性就会失去能动的意识，沦为技术的奴隶，因此要从根源上超越异化就必须加强人的主体性。首先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的价值放在技术和应用的首位。以人为本就是要提高对主体意识重要性的认识，以发挥主体作用为前提，自觉的主体意识有利于人自由自觉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只有帮助受众正确认识其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才能使其正确认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最终设法从技术操纵中走出来。其次要培养受众的科学素养，帮助受众避免因为科学素养不足而导致的对技术的盲从。最后要将受众的道德素养和科学素养相结合，主体性的复归离不开受众的道德素养和科学素养的内在形塑。短视频平台和受众的异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众只有通过理性地理解和运用技术，才能弱化乃至消除技术带来的异化。
（二）强化短视频伦理
受众的注意力是短视频发展的关键，因此，为了吸引流量，短视频拍摄者和被拍摄者都容易剑走偏锋，为得到现实的经济利益而背弃伦理道德观念。但是，短视频的成功不应该依赖触碰法律和伦理底线的方式，真正有趣、有益、有用的内容自然会使得短视频获得足够的社会关注。以制作内容合法合理的正能量视频吸收流量才是实现短视频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短视频流量的获取，需要作为内容生产方的短视频主播、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坚守法律和道德，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素养。同时，短视频伦理的推行还需要有关部门和短视频行业共同努力，内部自律和外部引导双管齐下，为规范短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另外，短视频的观众也需要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和鉴赏能力，为打造优秀的短视频内容提供支持。
（三）加强制约的力度
需要制定更符合法的本质的法律制度，强化对短视频平台违法行为的惩处，在执行上制定明确的惩罚实行标准，在加大审核力度的同时指导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当平台对受众的行为起到一定的负面影响时，就必须要其承担法律责任。超越短视频平台和受众的异化关系，除了从意识形态着手，还需要加强外部力量，为转变受众和平台的异化关系提供指导。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人需要足够的自律才能支撑其对自身的控制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他律的作用，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受众和平台的平衡。因此加强社会规范、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维护秩序平衡，在异化关系的超越上显得尤为必要。
（载《传媒观察》2021年05月号，原文约11000字，标题为：异化理论视角下的短视频传播。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传播权视角下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理论范式与秩序重构研究”（19YJA860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范玉吉，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理事兼新闻宣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李紫繁，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