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现代传媒的历史上，《新华日报》都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从1938年到1947年，《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连续出版了9年。在抗战胜利后从和平局面转到全面内战的过渡时期，《新华日报》的生存环境日趋险恶，同国民党的斗争也更加复杂尖锐。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玉申在《传媒观察》2020年第5期刊文，回顾了1946年重庆较场口事件后，《新华日报》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舆论争锋。1946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惨案，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对惨案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企图混淆是非、推卸罪责。《新华日报》为辨明事件真相，维护人民自由权利，同国民党的新闻机构展开激烈交锋，戳穿中央社颠倒黑白的谎言，揭露惨案背后的政治阴谋，在新闻舆论战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了极强的战斗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1946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惨案，《新华日报》为辨明事件真相，维护人民自由权利，与国民党的新闻机构展开激烈交锋，在这场舆论战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显示了极强的战斗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较场口惨案的发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休养生息，医治战争的创伤，重建自己的国家。在重庆谈判中，国共两党达成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即国共双方“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1946年1月10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方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22天的磋商和讨论，政协会议分别就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达成了协议。在闭幕式上，各方面代表发言均称赞政协取得很大成功，为中国开辟了一条和平、民主的新路。社会舆论对政协会议取得的成就也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各项协议能及早实施。
在政协会议进行期间，为了促使会议成功，民主建国会等团体在中共的推动下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多次召开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到会报告开会情形，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对开好政协会议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协会议闭幕后，为了巩固会议的成果，促使五项协议的贯彻实施，协进会等23个团体发起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成立了大会筹备委员会，公开发布消息，发出通知，希望陪都所有团体都能参加。经参加筹备会的各团体协商，决定于2月10日上午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大会，推选郭沫若、马寅初、李德全、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史良等20多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以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拟请政协代表孙科、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等到会演讲。筹备会还根据大会主旨印制了《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为政协五项协议彻底实现与和平建国成功而奋斗！
然而，当各界民众为政协会议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之时，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浪。政协关于宪法草案的决议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理依据，改组政府的决议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容纳反对党，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内部以CC派党务官僚、黄埔系军人和握有实权的党政地方大员为主的顽固派，对国民党代表在政协做出的让步极为不满，企图推翻政协决议，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体制。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消息公布后，国民党顽固派立即密谋策划，进行破坏。2月8日，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主持召开临时执委会议，讨论部署如何对付较场口庆祝大会。列席会议的有重庆市警宪头目，还有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等国民党控制的社团负责人。会议确定的行动计划是：夺取大会主持权，“转变会议内容”。
庆祝大会原定10日上午9点半开始，8点刚过，刘野樵和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秘书周德侯、市党部宣传科长庞仪山等，纠合特务打手数百人抢先进入会场，分布在主席台上下四周，还拉来了一个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刚到会场，刘野樵就立即提出大会总主席问题，李答待主席团成员到齐后共同商量。刘看到章乃器上台，又去与章纠缠。正当大会主席团与刘野樵等磋商总主席人选时，主席台四周的特务打手高声起哄：“开会，开会！”周德侯趁势抢占了扩音器，并对着台下大叫：“我们选代表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会代表刘野樵任总主席！”台下预置的打手鼓掌附和。既未经主席团同意，也未得大部分与会群众认可，刘野樵即以总主席自居宣布开会，奏乐唱歌后，又要讲话。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当即严词抗议，申明须按筹备会原定的程序开会。施复亮向台下群众宣布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报告筹备经过，李刚走到台前，即被特务打手包围，拳打脚踢，从台上打到台下，头部被铁器打破，血流如注。郭沫若和主席团的一些人上去拦阻，也都被打。郭沫若的左额被打肿，眼镜打落在地，胸部亦被踢。施复亮被一群暴徒打得遍体鳞伤，马寅初的马褂被暴徒抢去。沈钧儒也被打手们包围，幸有一群青年护送出去，始免被殴。当时在场的《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因劝阻特务行凶，也遭毒打。特务们的暴行，引起台下群情激愤，大家高呼不要打人。一部分暴徒跳下主席台向群众中打去，另一部分暴徒则把台上的长条木凳向人群中抛掷。中国劳动协会职员陈培志和工人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等身受重伤，与会群众负伤、失踪的有60多人。在这样的情形下，筹备会原推定的大会主席团和被邀到会的部分政协代表被迫退出会场。周恩来、莫德惠、李烛尘、张君劢等政协代表到会时，被阻留场外。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到会后，表示无可奈何，自行离去。在与会群众纷纷散去之后，会场里只剩下数百名特务暴徒，把这个变了质的大会又开了下去，散发传单口号和告市民书，盗用庆祝大会的名义通过了一个宣言，内容为反对政协决议、反对修改宪法。散会之后，刘野樵一伙还举行记者会，倒打一耙，谎称被中国劳动协会和育才学校的人打伤，并在当天的晚报上刊出了贼喊捉贼的“警告”启事。
舆论场上的激烈交锋
较场口惨案发生后，重庆各家报纸都立即作了报道。2月11日的《新华日报》在要闻版头条位置，以《有组织暴徒藉势逞凶捣乱，庆祝大会昨未能举行，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及到会群众多人被殴受伤》为题，详细披露了刘野樵一伙强占会场、暴徒行凶殴伤与会人士的经过。《新华日报》还发表题为《较场口暴行》的社论，指出这是一起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严重事件。
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新民报》《世界日报》《国民公报》等多家民营报纸，也都如实报道了较场口惨案的情况。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军方的《和平日报》和几家与官方关系密切的报纸则采用中央通讯社的通稿，对惨案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
中央社的新闻稿公然把特务行凶造成的血案说成是民众“互相殴打”，竭力为刘野樵一伙开脱罪责，并反诬李公朴的行为引起互殴，以致双方受伤。《中央日报》在刊发此稿时还配了一条短评，诬指李公朴一方首先动手：“昨天较场口集会，还没有进入演讲或讨论的程序，乃对于会众已经表示同意的总主席，突起争端，更由争取总主席的一方面首先动手，引起互殴。”
对中央社和《中央日报》颠倒是非的报道，《新华日报》立即发表社论，作了严厉批驳。社论说：较场口丑剧演出时，民众到者万余人，谁打人，谁被打；谁是主席，谁抢主席做；谁受伤，谁没受伤，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中央社和《中央日报》居然写得出“公推刘野樵为主席”，“刘野樵受伤”；居然写得出“民众纷纷拥至主席台上，秩序大乱，互相殴打”。这样的报道能说是真实的吗？“我们诚恳希望中央社与《中央日报》能幡然改正，报道求其真实，以尽报人之道德。”
中央社在报道中蓄意歪曲事实，也激起了在较场口大会采访的各报记者的义愤。在《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主持下，他们决定联名向中央社写公开信，对其报道加以驳斥。在信上签名的记者共42人。由于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多数报纸以付费广告的形式刊登了这封公开信，《新华日报》则在新闻版上全文刊出。
2月13日，中央社对《新华日报》的社论和42位记者的公开信分别作了回应。在写给《新华日报》的信中，中央社说社论对它的质问是“恶意攻击”，“企图破坏本社之信誉”。在给42位记者的复函中，中央社同样辩称：周德侯提议由刘野樵担任总主席，“台下曾鼓掌表示赞成”。“争执双方俱有受伤，即为互殴之明证。”至于暴徒事先是否早有计划，“此非与闻其事者无从得知，同人责在报道，凡非见诸事实者，皆不愿妄加推断”。
《新华日报》在收到中央社来函的当日，马上写公开信作了反驳：“来信称贵社所报道者‘乃记者在场所目睹’，不知此处所称‘记者’，仅指贵社外勤记者，抑包括陪都各报社多数外勤记者而言？若为后者，则陪都各报社外勤记者四十二人，已根据当时目击事实，指出贵社报道与事实不符之点。贵社外勤记者与陪都各报社外勤记者相较，究为少数。若谓少数人记载为公正，多数人记载反不公正，则吾人诚不知贵社置公正于何地矣！”《新华日报》在同一版上，还登出42位记者再致中央社的信，严正指出：“较场口事件之真相，我们数十人当场目睹，且我们中有人当场被殴，恐较贵社一二同业所见周详。再者，外国报纸对此次事件之记载，与我们所报道者不谋而合，则曲直所在，不难辩明。”“贵社既坚认贵社之报道为正确，我等除表惋惜外，稚不愿再作文字争辩，俾免贻笑于世，且亦违我们初衷。”
接着，《新华日报》又刊出了221位重庆新闻从业人员的意见书，要求国民党当局迅速查明较场口惨案的真相，惩办凶手，保障人民权利，并对国民党新闻机构捏造事实、颠倒黑白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谴责。这篇檄文写得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在意见书上签名的占了重庆新闻记者的大多数。此情形下，中央社把头缩回去了，不敢再吭一声。
尽管国民党方面百般抵赖，大肆造谣，企图混淆视听，掩盖事实真相，但这件事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国民党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打压政治对手，是很不得人心的。这场宣传战的声势和影响越大，对国民党的政治形象造成的损害也越大。2月19日，在南京巡视的蒋介石下达指令，要国民党方面“停止扩大宣传”。2月19日以后，国民党操控的那些御用团体停止了鼓噪，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的宣传活动也偃旗息鼓了。
新闻宣传战的成功范例
《新华日报》在与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十分鲜明的战斗品格。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它在较场口事件中与国民党新闻机构的交锋，即是一次成功的新闻宣传战的范例。它不仅揭穿了中央社歪曲事实、欺骗公众的虚假嘴脸，而且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反政协、反民主的真面目，促使更多的国统区民众丢掉对国民党的幻想，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
这场宣传战首先是一场维护新闻职业道德的斗争。中央社在对较场口惨案的报道中颠倒黑白，公然为行凶的暴徒开脱罪责，丧失了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面对同业的质问和斥责，中央社还强词夺理，狡辩抵赖。《新华日报》为了充分揭露中央社的歪曲报道，在与它进行公开辩驳的同时，还刊发庆祝大会筹备会关于惨案的详细报告和一些现场目击者、内幕知情人的来稿来信，帮助读者辨明事实真相。
中央社是国民党的党营通讯社，其新闻采编方针是由国民党的宣传政策所决定的，但它为了获取公众的信任，经常标榜自己是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公共机构，以客观公正的原则报道新闻。然而，在《新华日报》和广大进步记者的揭批之下，中央社原形毕露。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央社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利益，不惜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毫无客观公正可言。
较场口事件在本质上是一场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制造这场惨案，是企图破坏政协决议，阻止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揭穿较场口惨案背后的政治阴谋，引导公众认清问题的本质，《新华日报》对事件的性质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暴徒性质研究》一文指出：刘野樵等人在大会开会前一日夜里10点走访章乃器，要求加入主席团，次日一早就带去了印好的传单口号和告市民书，还雇了一个军乐队。他准备得这么周详，难道是屈指一算知道自己一定能当总主席？可见暴徒们早就准备霸占会场了。刘野樵这伙人所在的市农会、工会、商会等，都是国民党市党部直接控制的团体，他们在会场大打出手时，宪警不加干涉，事后中央社只记载刘野樵这一方的说辞，不肯记载李公朴那一方的言论态度，《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也是如此，而和国民党关系较少的《大公报》《新民报》《国民公报》等却都仗义执言，这就太值得推敲了。再来看暴徒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反对修宪，反对政协的协议。这些现象说明，“这次血案是顽固的权势者所策划，流氓地痞在刘野樵之流的手掌上蠢动，刘野樵之流又在另一些人的手掌上蠢动”。
《新华日报》指出，对于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政府必须负责解决，不能推诿，而政府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对政府的一个重大考验。较场口事件发生在政协会议刚刚闭幕之后，特务打手用暴力侵害人民的自由权利，公开反对政协会议协议，“从政府是否彻查阴谋主使人，严办凶手，就可以看出政府是否决心实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否真正诚意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
但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想把这个事件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更不打算查办凶手和主使人。惨案发生的当天，李公朴、施复亮等即由史良律师陪往重庆地方法院，验明伤情，提出控告，要求惩凶，但法院迟迟不提起公诉。几天后，刘野樵一伙居然也提起自诉，反诬李公朴、施复亮等人。法院以双方自诉，并案审理，于3月15日开庭。当日庭讯结束后，审判长宣布：政协综合小组前晚会议决定排解本案，故先交付排解，如调解不成，再定期审判。此后该案调解未成，庆祝大会筹备会于3月31日发表启事并致函蒋介石，再次要求当局严惩凶手。不久，国民党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内战全面爆发，该案最终不了了之。
政协会议通过的决议曾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的希望，得到了各界民众的热烈拥护。国民党当局破坏并撕毁政协决议，就使自己处于人民的对立面，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它的真面目，这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严重失败。《新华日报》在向较场口暴行发出抗议时说，“人民的力量，民主的潮流，决不是几个流氓打手就可以阻止住，他们的行为只有一个用处，就是更加暴露了他们的丑态，而愈益坚定了全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决心。”较场口惨案之后，国民党又接连制造了南京下关惨案、昆明闻李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加强烈的愤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形成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与中共在正面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相互配合，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权，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进程。
（载《传媒观察》2021年05月号，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1946年较场口事件中的舆论争锋——以《新华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陈玉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