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真人秀节目靠明星的加持以期获得收视率的保障，竞技类真人秀遍地开花，却离不开“虐星”的桎梏。苏州大学2016级本科生符玥，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杜志红，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1期发文认为，在受众需求的驱动下，明星与节目构成双向需求关系。明星自身价值透支，观众审美素养形成茧房，与行业恶性竞争的循环对社会带来灾难。真人秀避免其不良倾向，需形成行业审美与责任感兼具、观众绿色娱乐、政府完善细则三位一体的格局，促进行业良性发展，在同质化竞争中开辟新的道路。

所谓“虐星”，是指真人秀节目中过度消费明星的现象。随着国内真人秀节目的竞争愈演愈烈，制作方为了激烈争夺市场份额，从对明星的“轻虐”，逐渐升级为“极限虐待”，“虐星指数”不断升级，明星的极限受虐状态成为节目产品的消费“卖点”。2019年11月，台湾演员高以翔在参加户外竞技类真人秀节目《追我吧》时，发生猝死的悲剧，让真人秀综艺节目中的“虐星”现象，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舆论直指节目夜间录制、高难度环节设定等国内综艺节目的恶习，引发行业和社会的反思。

一、真人秀的“虐星”历程与主要表现

“虐星”是为提升节目吸引力对明星的过度消费。真人秀节目普遍以明星作为流量引流的核心，明星的惨状和丑态是节目提高收视率的利器。纵观各种真人秀节目，其“虐星”现象并非个别，而是构成了一场畸形的“盛宴”。

（一）真人秀“虐星”的历程

中国综艺节目在短短几年间经历了三级跳——从草根“造星”，到明星参与的“真人秀”，再到如今的“虐星”。

2013年，江苏卫视与浙江卫视几乎同一时间推出了中国真人秀的“新物种”——明星跳水竞技类真人秀《星跳水立方》和《中国星跳跃》，节目以明星跳水为噱头，吸引了不少受众。2014年，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播出，指压板、弹射椅、撕名牌、泥潭大战等游戏环节的设定只能算是“轻虐”。与此相比，同年首播的真人秀《极速前进》则具有更加复杂的任务设定和严格的规则，钟汉良在任务中徒手抓牛粪、李小鹏被带到400米的高空跳伞、周韦彤溺水威胁生命安全，“虐星”指数再次升级。

2016年，真人秀节目《跟着贝尔去冒险》将录制场地带到野外，开启明星野外生存之旅。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韩雪流泪吞活蚕、大张伟生吃鱼眼等视频片段，被作为看点分开剪辑出来。如此无下限的任务让明星面临生理和心理的巨大压力。如果不做这些“任务”，同样会有严苛的惩罚：吴倩被惩罚在蛆群中寻找安全扣，大张伟直呼“生命太坎坷”，参与录制的明星几度想退出节目，众人态度消沉，真人秀对于明星尊严的漠视使“虐星”又到达了新高度。

2019年底，台湾演员高以翔在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追我吧》中猝死，节目永久停播。在节目所谓的“硬核竞赛氛围中突破体能极限”口号下，是诸如梅花桩、飞檐走壁、平衡滚筒、70米爬楼和高空速降等高难度环节设置。年轻生命的逝去，为行业内容生产机制和录制恶习敲响了警钟。

从2013年至今，“虐星”节目数量不断增多，“虐”的形式也是花样百出。“虐”作为关键词不同程度地贯穿着各类真人秀节目，此类以明星“非常规状态”提供吸引力的不良风气，在2019年底成为众矢之的。至此，这个以生命换取的教训，广泛唤起了社会对媒体良知和社会责任的严肃拷问。

（二）真人秀“虐星”的主要表现

真人秀节目中对明星的虐待，可以说是表现多样。明星从肉体到精神，无不遭受着节目录制过程中的各种“摧残”。

1.“肉体虐”

通过上文对真人秀节目虐星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以“肉体虐”为主要特征的“虐星”是大多户外真人秀的通病。以《奔跑吧兄弟》为代表的大型户外竞技节目，从室内到室外、国内到国外，拓展了节目的应用场景。基于节目以“虐”制造明星丑态而产生笑点，常驻明星几乎都有身体受伤的经历。再如《跟着贝尔去冒险》的野外生存类真人秀，节目本身的“虐”是十足的卖点。

2.“精神虐”

在专业竞技类真人秀中，同样可以看到“虐”的影子。在明星擅长的专业领域，此类节目中的“虐”有了新包装，摇身变为“心理虐”或“精神虐”。2020年，唱作人挑战真人秀《我是唱作人》第二季开播，在唱作人正式登上舞台之前，节目设置了唱作人互听demo样曲环节，根据其表现，投票将唱作人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区位，这些对艺人的心理压力不言而喻。

二、“虐星”背后的市场竞争逻辑

真人秀“虐星”现象的背后，暴露出来这个领域的诸多问题。随着节目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各种竞技类真人秀遍地开花，为了在注意力的争夺中博出位，只能在对明星消费的程度上不断加码。同时，“虐星”离不开市场、制作主体和受众的三方合力，与播出平台和监管机构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竞技即看点

近年来，“明星+大制作”逐渐成为真人秀节目成功的标配，对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为了突出“竞技精神”，严格的规则、高强度的任务是节目制作方收割注意力的关键，情景规则设置的合理性及严密性建构起竞技类明星真人秀的沉浸感。

《奔跑吧兄弟》开创了大型户外竞技真人秀的时代，激烈的追逐中存在安全隐患。《追我吧》以科技感作为创新点，仅以“竞技精神”为价值内核，真人秀节目中普遍存在的“轻虐”摇身变为“突破体能极限”。

然而，“夜间录制+高强度任务”，蜂巢虫洞、平衡滚筒、爬楼速降等游戏设置不仅对身体素质有很高要求，且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长时间的夜间录制更是对明星及工作人员身体带来损耗。

市场化竞争和真人秀节目自我生存的需要推动节目的发展与创新，制作主体在市场环境、观众需求与坚守价值取向中寻求平衡。显然，制作方在逐利中迷失了应有的媒体责任感。虐星持续升级，考验游戏安全和消费底线，过度迎合用户低级趣味，落入泛娱乐化的潮流中，演变为滑稽的表演，更甚者威胁到明星生命安全。

（二）明星成市场

由于前些年电视剧产能过剩，演艺明星片约减少，致使众多明星将职业主场由影视剧表演向综艺娱乐节目转移，明星本人代替影视剧中的角色成为一种市场化的存在，直接助推了明星真人秀节目的发展。

高度市场化、资本逐利的内在驱动促进了行业为取得更高的收视率、更丰厚的经济效益不惜以低级趣味博人眼球获得关注。在注意力短缺的眼球经济时代，制作主体的内容生产被资本奴役，迎合部分观众窥私、猎奇的低级趣味，其过度娱乐化倾向受到主流媒体谴责。

（三）规制有漏洞

若用户需求是主要驱动力，明星自身与市场构成双向需求，三方共同催生了“虐星”类节目，那政府的作用便是在制度层面发挥强制力，在源头上约束、阻止此类节目的播出。然而当前制度层面上监管机制的缺位、权责不清晰使节目制作方仍然有空可钻，主流媒体应进一步推动制度的完善。

三、“虐星”现象的不良社会影响

（一）明星形象透支

明星具有作为真人和明星的双重身份，也可以理解为“后台”的明星及“前台”的明星。表演是其核心，真人秀的出现使原本属于后台作为真人的明星搬到前台，造成后台的前台化。当明星走向“前台”，在“虐星”的高强度模式下若有不当的行为，将与观众内心建构的形象有所出入，面临“人设崩塌”的潜在风险。

其次，中国文娱产业面临消费主义文化的吞噬，明星演变为商品，大众的消费行为是为实现自身满足感，同时也成为明星价值实现的唯一途径。当明星穿梭于各种真人秀，过度将“真实”的一面展出，与观众亲密接触，其“距离感”和“神秘感”消失殆尽。

最后，“虐星”真人秀普遍将明星置于不擅长的竞技环境中，在非专业领域的“挑战自我”成为卖点。频繁出现在真人秀中的明星压缩了专注于自身专业领域的精力，作为真人的个人风格被观众记住，脱离真人秀，观众在观看明星演员的作品时往往难以“入戏”。

（二）观众审美畸形

尽管存在着积极观众的批判意识，然而由于年龄层次及文化水平的差异，观众的畸形审美，会反向影响真人秀的审美风格。

（三）行业恶性循环

“虐星”是大众媒介和消费主义的共谋，随着竞技真人秀节目市场趋于饱和、“慢综艺”开拓出一片蓝海，观众审美不断变化，制作方为设置满足观众期待的兴奋点，在手段和形式上有所创新，科技感等花式包装下，其本质仍是以“虐”为核心，落入“泛娱乐化”窠臼。

面对新媒体的影响，电视媒体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真人秀与生俱来的娱乐性不断放大，试图以娱乐赚取观众的关注，提升收视率，吸引广告主投放实现盈利。

四、“虐星”现象的综合治理路径

（一）制作方：审美、责任感兼备

其一，娱乐节目作为大众文化的阵地，需要培养自律及创新意识，形成思想政治素质较高的专业化队伍，为持续生产审美水平较高的节目提供人才支持。其二，我国竞技类真人秀节目模式多来自于版权引进，在本土化过程中要精耕我国文化的现实土壤，在追求刺激的竞技上进行内核改造，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审美品位。同时，要注重创新内容表达，提升内容品质，原创优质节目将收获更多观众，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新鲜感。

（二）观众：绿色娱乐、自觉抵制

“虐星”节目产生的源头仍要归结于为用户需求建构起市场，因此，提升观众自身素质，让观众自觉抵制“虐星”节目是关键，失去用户就是失去市场，“虐星”节目也会因此失去生存空间。

（三）规制：完善细则、牢固底线

大众媒介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有效遏制“虐星”倾向对社会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行业自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监管制度法规等“他律”措施，切实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引导优质节目产出，在源头上阻断迎合观众低级趣味的“虐星”节目播出。

节目内容是否规范与政策完善程度密不可分，政府需要积极听取各方意见，包括行业协会、专业组织、专家学者等，集聚多方力量共同维护真人秀节目优质内容构建，发挥行业治理体系中权威性最高的环节——政策的强制效用。

做到有法可依的同时应加强行政执法，广电总局相继出台的“限娱令”“加强版限娱令”等文件，“先审后播”等政策，对整顿行业不良风气有一定制约作用，然而落实到操作层面仍出现了诸多问题，若不有效检查、曝光、惩处，“打擦边球”的成本过低将导致更多图利者入局。因此，要提高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预判性、前瞻性，对行业前沿问题有全面认知，将政策内容全面化、体系化，牢固行业底线认识，营造娱乐与文化内涵兼重的良性竞争氛围。

总之，真人秀“虐星”现象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社会现实存在，屡次发生事故引起社会广泛热议。大众狂欢的娱乐需求从未休止，节目制作中应更加注重文化内涵和价值建构、在创新中求突破，加以观众自律和政策规制才是真人秀节目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载《传媒观察》2021年01月号，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真人秀节目中的“虐星”现象及其治理。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媒介变革中的影像话语流变研究”（2017ZDIXM139）和苏州大学“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团队”基金项目（50142001）的阶段性成果。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符玥，苏州大学2016级本科生

杜志红，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