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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观察|新闻记者与西方战争影片
2021-03-31 08:28:00  来源:传媒观察  作者:黄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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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战地记者穿越战火,引发和深化对战争哲学、社会问题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临沂大学传媒学院特聘教授、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高级编辑黄书亭在《传媒观察》2020年第11期刊文,爬梳战争史痕,回眸电影印记,考量西方战争影片中的记者图绘和历历影痕,加深了读者对新闻、历史、战争和电影艺术的理解。

 

综观世界新闻史,西方战地记者报道战事,见证重大事件,定格敏感时分,践行新闻使命,是社会事件和战争进程的参与者、记录者和推动者,探测并丈量着法制和德行的边界。他们穿越战争的硝烟,捕捉文图,播撒格言,印痕浅浅深深。许多战地记者在复杂战场中理解战争,成为独特的剧作者、生动的剧中人。

记者群像的正面描摹

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以及新千年之交,是记者题材影片的高产时段。这期间,记者出场出镜出彩,主创人员屡获国际大奖。《一夜风流》(1934)里的彼得沃恩、《女友礼拜五》(1940)里的希尔迪约翰逊和沃尔特伯恩斯夫妇、《公民凯恩》(1941)里的查尔斯凯恩、《罗马假日》(1953)中的乔布莱德里、《后窗》(1954)中的L.B.杰弗里斯、《电视台风云》(1976)中的戴安娜克里斯特森,都给观众留下了客观、正直的印象。虽有《洛城机密》(1997)里的希德哈金斯、《绝无恶意》(1981)中的梅甘卡特、《收播新闻》(1987)中的汤姆格鲁尼克、《欲盖弥彰》(2003)里的斯蒂芬格拉斯这类负面形象,但主调和主角仍然恢弘正气,以天下为己任,关注公共利益,敢于挑战权威和极限,有刨根问底的执着。

西方战争片中的许多记者形象塑造,言行独立,专注美好,与将帅官兵共处共生,与战例战史共栖共存,彰显电影人对记者的态度与认知。战地记者形象多注重专业和精神层面的刻画,强化政治与社会痼疾的诊疗,如有记者团深入萨拉热窝调查战犯秽行的动作片《狩猎聚会》(2006),有曝光纳粹“里昂屠夫”巴比的英法纪录片《我敌人的敌人》(2007),有盘诘战时温斯顿丘吉尔的传记片《至暗时刻》(2017)。其主旨与结构,类似于描写优秀记者群体的美国片《晚安,好运》(2005)、《聚焦》(2015)等影片。

记者出身的电影大师

记者出身的电影人不少,重量级人物如“美国电影之父”大卫格里菲斯。格里菲斯出身于破落的军人家庭,17岁左右时,曾任《路易士维尔信使报》记者。格里菲斯以史诗巨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名世。《一个国家的诞生》涉及葛底斯堡战役、亚伯拉罕林肯遇刺等重大事件,揭示黑人的炼狱和不公待遇,诉说混战的残酷和罢战的艰难,堪称反战影片的先声。《党同伐异》借鉴“四重奏”的演绎方式,连缀基督受难、圣巴多罗缪屠杀、巴比伦陷落等情节,应用象征、隐喻、寓言、格式塔、蒙太奇等手段,控诉攻伐与争斗,说明党同妒异是人类的通病,也是战争和苦难的重要根源。

获得首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技术效果奖的黑白片《铁翼雄风》,公映于1927年8月。影片主演之一,是做过记者的理查德阿伦。阿伦曾为加拿大皇家空军飞行员,在影片中扮演美军飞行员大卫,暗恋邻家女孩玛丽。玛丽的心上人却是大卫的同乡和战友杰克鲍威尔。阿伦作风踏实,拒不用替身,坚持真人出镜,翻飞、俯冲、滑翔、坠毁之类,全部动真格,吃了不少苦。阿伦演过60多部电影,1976年去世后,《时代》周刊发表文章,诚表纪念之忱。

《铁翼雄风》面世12年后,鸿篇巨制《乱世佳人》隆重亮相。导演维克多弗莱明在一战期间,曾接受政府指令,反串战地记者,充当谍报摄影师,陪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赴欧兜风,战后出版新闻纪实画册《威尔逊总统欧洲之旅》。《乱世佳人》脱胎于原《亚特兰大新闻报》记者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以南北战争为背景,曾获第1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剪辑8项大奖,有世界电影“杰作中的杰作”“经典中的经典”等称誉。

由于战争的特独性和残酷性,加之意识形态、电影审查等原因,法西斯阵营记者、纳粹德国流亡电影人虽在美学潮流、痛觉表达、制片模式、技术呈现等方面有建树,但总体上表现平平。1970年面世的日本片《军阀》,由每日新闻社记者新井五郎串场,新井因真实报道战况,被刚愎生猛的东条英机强行征入海军,派往太平洋战场效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勃兴与消亡的见证人。1998年公映的德国纪录片《彩色第三帝国》,编导是德国记者、作家迈克尔科洛福特。该片依托残存胶片,再现希特勒视察、演讲、咆哮、休闲、逗狗等镜头。

1987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新闻专业的美国编导巴瑞莱文森,执导罗宾威廉姆斯、福里斯特惠特克主演的喜剧片《早安越南》,威廉姆斯缘此获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凯瑟琳毕格罗导演的《拆弹部队》公映于2008年,获第8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剪辑、最佳音效奖,成为首位奥斯卡最佳女导演。《拆弹部队》的编剧,是生于纽约、时年35岁的制片人马克鲍尔。伊战期间,鲍尔作为战地记者随队采风,曾在《花花公子》和《读者文摘》上报道过军械技术员杰夫瑞萨维尔的事迹。影片开篇引用《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赫奇斯的格言:“打仗冲锋会极度上瘾,而战争就是毒品。”影片深度展示了后工业社会技术化、程序化模式与人性之间的冲突。

军旅经历、精品力作赋能电影剧作

名记者复杂履历及其优秀之作是电影改编的重要源头。约瑟夫普利策、赫斯特、阿托尔斯泰、海明威、丘吉尔、米哈依尔肖洛霍夫、科尼利厄斯瑞恩、温斯顿格卢姆等的从军经历及记者生涯,为其作品注入异质的营养,为影视改编提供了便利。

威廉惠勒导演的《忠勇之家》公映于1942年,剧本脱胎于女记者简斯特拉丝的系列报道,故事氛围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此刻二战正酣,“珍珠港事件”余震未息,美国与日德相互宣战,米高梅出品的这部电影既赶趟儿又带劲儿。丘吉尔致信梅耶,称赞该片为最佳动员令,作用不亚于100艘战舰。影片获第1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奖。

《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加里库珀、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美国片《战地钟声》,改编自海明威西班牙内战题材小说《丧钟为谁而鸣》。该片1943年公映,曾获第16届奥斯卡奖最佳女配角、首届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及最佳女配角。库珀少年理想是当画家,大学毕业后做过报社漫画编辑,前往洛杉矶办报,未获成功,签约派拉蒙后才算找准位置。《乞里马扎罗的雪》背景是西班牙内战,男主角哈里是作家,海明威、奥威尔、卡帕等都是参战者。哈里原为《芝加哥论坛报》记者,为寻觅恋人辛西娅格林,哈里参加国际志愿军,从底特律来到马德里,援助国民军和长枪党。先后供职《堪城星报》《多伦多星报》的海明威创制新闻体小说,遵循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心理活动,运用白描、象征和寓言等手段,变奏坚守、逃亡与救赎等主题,塑造不惧险阻、辗轧苦难、冷峻面对死亡的硬汉形象,抒发“迷惘的一代”的反战观念和虚无主义情绪,折射人道主义底色的“美国梦”,示范“冰山原则”的简约风范。

原著讲求可读性,电影追求凝练性。1957年面世的捷克斯洛伐克喜剧片《好兵帅克》改编自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讽刺小说《好兵帅克历险记》,片中深植著作人的影子。哈谢克14岁参与民族独立运动,曾被警方关进监狱。肄业于商业学校后,从事写作,主编《公社》《动物世界》《狂飙》《进攻》《曙光》等刊物。一战时,入第91步兵团服役,也就是书中帅克的部队,被俄军俘虏,得缘来到基辅,变身为捷克文杂志《捷克斯洛伐克》记者,继续《好兵帅克》的写作。1983年4月30日,时值哈谢克100周年诞辰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悼念活动,尊称其为“世界文化名人”。

1977年,英美合拍故事片《远方的桥》公映,不久获第31届英国电影学院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音效、最佳音乐奖。该片背景为二战中最大规模的空降战役“市场花园行动”,是伯纳德蒙哥马利元帅的败笔,又译为《夺桥遗恨》。《远方的桥》由威廉戈德曼改编自美国记者、作家瑞恩的绝命之作《远方的桥》。瑞恩生于爱尔兰,担任过《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报道柏林战役及太平洋战事。战后被派往耶路撒冷,任《每日电讯报》中东分社社长,曾供职《时代》《快邮报》《新闻周刊》《柯里尔》《读者文摘》等报刊。任职《柯里尔》时,采访报道美国太空计划及德国火箭设计师沃纳冯布劳恩,获意大利班加雷拉文学奖、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纪实文学《最长的一天》《最后一役》引起轰动,前者被福克斯公司拍成同名黑白电影,是全景展示诺曼底登陆战的经典之作,后者展示了柏林之围的酷烈状貌。1974年,瑞恩出版《远方的桥》,抵达事业巅峰,获授俄亥俄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同年死于癌症,终年54岁。

1994年爆棚的美国励志片《阿甘正传》,改编创作自温斯顿格卢姆1986年出版的同名讽刺小说,既有前瞻性预设,又有历史性延展,形神兼具地还原了时代语境。格卢姆1965年-1969年任越战随军记者,退役后供职于《华盛顿星报》,后辞职从事专业写作。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监制的美国故事片《父辈的旗帜》公映于2005年,该片基于真人真事,取材于硫磺岛战役,参照乔罗森塔尔获普利策奖的新闻照片《硫磺岛上升起星条旗》,改编自詹姆斯布拉德利、罗恩鲍尔合著的纪实文学《父辈的旗帜:硫磺岛战役的英雄们》。

斯大林格勒战役属经典战例,素为影视热门题材,一再被呈现和重置。2013年底,费多尔邦达尔丘克动用3D技术,重拍这一题材。剧本参阅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中轴,描写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人的遭遇,反映战事的酷烈,反思极权制度弊端,反省民族劣根性,被翻译家罗伯特钱德勒誉为20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格罗斯曼生于乌克兰,苏德战争期间,任《红星报》记者,奔赴前线采风,发表《主突方向》《特雷布林的地狱》《人民是不朽的》等通讯名篇。战后,格罗斯曼著就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1952年刊于《新世界》杂志,招致苏联作协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的痛斥。约瑟夫斯大林、法捷耶夫去世后,格罗斯曼续写续篇《生存与命运》。没想到投稿到《旗》杂志后,又遭克格勃盘查,作品再入冷宫,处境持续恶化。《生存与命运》1988年出版,广受好评。新版《斯大林格勒战役》公映,让世人更多知晓格罗斯曼的身世,深刻领略战争的悲剧内涵,洞悉记者、作家与社会的复杂关联。另外,在西方战争影片中,记者还经常承担串场、旁白与辐复叙事,带领观众“身临其境”。

战地记者是战争实践和电影艺术的生力军,虽受制于环境,却能反作用于现实,以高度的担当自觉,构建文化认同,贯注对人性和战争的严肃思考,切入并深化博大的哲学主题。伴随电影艺术虚拟性、多样性、融合性的进程,电影与小说、戏剧、游戏、动漫和短视频之间,出现交织、联动、互文及“可逆生产”的新景观。

(载《传媒观察》2020年11月号,原文约9800字,标题为:西方战争题材影片中的新闻记者影像梳理。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黄书亭,临沂大学传媒学院特聘教授,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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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迅 崔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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