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狼人杀”作为一款语言推理向游戏，其中的话语表征蕴含着丰富的隐喻。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钱江学者杨向荣，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贾梦圆在《传媒观察》2020年12期发文认为，“狼人杀”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着权力和博弈的空间，它是语言逻辑的较量，更是话语智慧的斗争。话语形成权力，而权力又影响着话语的传播。对“狼人杀”游戏的话语表征及其权力隐喻展开解读，我们发现，玩家通过游戏中的话语表征和交换，进行逻辑判断、身份建构和权力话语的争夺。
在不同版本的“狼人杀”游戏中，共同的特点都是狼人晚上出来杀人，白天则伪装成好人，通过话语逻辑获得好人们的认同。狼人穿梭在人与狼之间，体现人性与狼性的对峙，也可以说是“人狼变形”母题在游戏中的体现。“狼人杀”作为一款语言推理向游戏，其中的话语表征蕴含着丰富的隐喻，对“狼人杀”游戏的话语表征及其权力隐喻展开解读，我们发现，玩家通过游戏中的话语表征和交换，进行逻辑判断、身份建构和权力话语的争夺。
一、游戏空间的话语传播表征
“狼人杀”中的话语呈现，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表征，也不完全是语言和陈述，而是基于语言和陈述的复杂意义集合体，它更接近于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话语”范畴及其分析。在《词与物》中，福柯将话语视为一个意义场域，认为话语能够表达一个表象的全部内容，是因为“话语是由命名表象对象的那些词组成的”。福柯在对话语能指和所指的阐释中进一步指出，决定陈述意义的关键，是某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关联的差异性，而不是话语所蕴含的既解释而又掩盖自身的意图。福柯发现，其他陈述或者与某个陈述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系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这也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那样，符号意义构建是缘于符号间的差异性。在对陈述的规定中，福柯进一步阐释了话语的内涵和外延。“陈述不是一个结构，它是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功能，从而在它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通过分析或者直觉，决定陈述是否产生意义或不产生意义，它们根据什么规律相互连续或者相互并列；它们是何物的符号？以及它们的表达（口头的或者书写的）实现的是什么行为类型。”“我们可以称话语为一组‘陈述’……话语是由数目有限的一组‘陈述’所组成。”也就是说，话语是一种陈述，它不是命题或句子，也不是语言行为，更不是直接呈现在感官面前的符号。
游戏的最初状态正如人际关系建立的初始，个体对彼此的身份和交往目的带着怀疑和恐惧，因而产生一种“交往焦虑”。在没有话语交换环节之时，无论是村民还是神，抑或是狼人，彼此之间的初始判断仅能依据“看得到”的表象。大家会彼此试探和观察，对彼此的身份和话语意图猜测和考量，这就是游戏中“抿身份”。随着话语的交流与交换，陈述成为了传播中最有价值的信息资源，玩家通过交换自己掌握的信息去进行逻辑分析判断，同时通过信息交换展开进一步话语策略，进而实现自身团队的利益。无论你拥有多少“证据”，或者手握多少“真相”，最终都只能通过话语的形式展现，信息的价值在于它的交换意义。当信息是他人所渴求的，该信息的价值就得到了显性体现，即便有时此信息对掌握者本身而言并无价值。因此，玩家会不断筛选自己得到的信息，刻意去突出符合自身利益的信息，而遮蔽或忽略对自身不利的信息。通过话语陈述的传播与互动，玩家们不断进行信息修正和反馈，作出逻辑判断和话语攻击。
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往往会通过话语去谋求更多的认同，建构自我的空间，甚至影响自己的社会生存状态。不同的交际情景或交流环境下，讲述者的话语施事意图、施事意图的力度、真诚条件等，使得话语的涵义也有所差别。然而，游戏中的话语却是一个复杂意义的表征，语言中的“语力”显然影响着话语传播的效果，也影响着游戏的进度与胜负。游戏场上好人阵营与狼人阵营的博弈，是一场话语的博弈，更是一场游戏内的生死博弈。玩家会因为陈述不好而随时面临着淘汰出局的风险，这也让玩家在话语的陈述与较量中更加审慎和严谨。在白天，好人阵营的立场是显性的，而狼人阵营则必须隐藏自己的狼性思维，让话语陈述有倾向性地迎合好人阵营。也就是说，好人们会试图通过话语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进行身份建构，而狼人则更要通过合理陈述，使自己的立场和好人们处于同一层空间，进而获得他者认同，而不会被游戏中的临时共同体所排斥和放逐出局。
在游戏中，玩家们通过语言进行信息交换，实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交流，这是一种直接性的人际传播。观点交错之时，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理解以及相互对抗性的语言陈述，展现出玩家不同的立场。因此，话语的表达和交换成为了玩家在游戏中存亡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狼人杀”游戏中的话语较量，其实也是一种立场间的较量。
二、话语传播中的权力建构
“狼人杀”建立了一个平等的公共话语空间，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存在着公众和公共舆论等话语情境。玩家平等地参与游戏，个人的话语权得到切实的保障，通过话语的碰撞产生公共决策。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交往是多元的意见交换和碰撞，进行平等的交流和理性的协商，但和谐的“社会”并不是永久的，狼人的屠杀打破了平静，话语空间逐渐产生了对抗和博弈。在游戏中，玩家通过话语逻辑博弈和获得胜利。话语与权力紧密相联，话语最终演变为“话语权”，成为权力建构的一部分。话语权的掌控者，可以建构有利于自我的话语体系和逻辑，把异己的话语建构为他者，并将其排斥和放逐。游戏展示了竞争性场域中的话语传播，以及衍生的权力和价值观念。话语构成了一般的文化实践基础，话语散播权力，成为权力的隐喻。
在游戏中，还存在一位通过竞选成为“警长”的游戏者。不管警长的身份如何，他通常会将和自己处于同一阵营的伙伴放置在发言的末位（最后发言），这就潜移默化地施行了话语场中的“议程设置”。在游戏中，话语及其逻辑成为了关键，警长通过对某个观点的强调或重复，可以引起玩家的关注，进而影响好人们的认知结构和价值判断。“议程设置”有着媒介的社会控制功能，大众媒介通过自身的媒介话语权，刻意或潜隐地操纵着话语和言论的发展态势，实现对公众意识形态的渗透，如狼人当选警长后，场上将成为“狼警”的杀戮地盘，产生好人阵营难以逆转的崩盘局面。
权力话语是一种排他性的话语，通过对他者话语逻辑的否定来强化自我的逻辑，这与日常中人们通过话语进行意义争夺，建构权力关系的现象十分类似。游戏中类似主权者的身份，即是由其他成员根据竞选发言判断并投票产生的。就游戏话语的公共性而言，有点类似于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但游戏的“公共领域”并不是如哈贝马斯所描绘的那样，充满着公共理性。在游戏中，每个玩家都貌似在做公共话语的理性分析，为共同体的存亡立言，但事实上，诡辩、欺诈、诬陷、谎言、造谣中伤甚至诉诸情感或者干脆就比嗓门大，各种奇葩式言说在权力的建构上都具有效力。可以说，游戏要求玩家高超的话语艺术表达，需要玩家通过话语逻辑建构一个与日常生活不同的“异托邦”，进而弥补与超载日常生活事物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狼人杀”游戏不仅是话语权力的传播与建构，同时也凸显其对多种思维方式的刺激以及日常生活的救赎意义。
话语是一种实践活动，任何社会和行动中的话语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话语隐喻了复杂的权力关系，以此来看“狼人杀”游戏，所有的玩家都努力通过自己的话语，来说服和影响别人。在游戏中，权力隐藏于话语之中，权力并不像日常生活和政治中的权力那样强大，它其实只是一种语言游戏。
三、话语权力建构的反思
“狼人杀”游戏的博弈产生于话语层面，即用话语说服和影响更多的人形成合力（权力）。游戏呈现了话语权力强大而又脆弱的双重性：当你的话有人听和相信，你便能说服人，就能拥有权力。当你的话语逻辑被大多数玩家认同，当你说服了绝大多数人，便可以引导大众放逐狼人或好人。但当某个玩家的话语逻辑遭遇对抗，甚至被推翻的话，便会受到他们的攻击，脆弱到自身性命堪虞。一旦游戏中遇到逻辑性强、特别能说会道的狼人，一些不明真相的好人便会被带偏，最终导致整个共同体的权力倾斜。
在游戏中，“真相”（玩家的身份，玩家的正确视角，神职晚上的遭遇）并不具有直接的权力，仍然需要依靠话语的逻辑建构而呈现。权力存在于大众相信它存在的地方，狼人和好人阵营共同体的建构基础都是话语，除了在话语层面展开持续性的话语斗争，玩家们别无选择。玩家能做的，就是选择自己的站位，融入到一个临时认定的共同体中，不断地挑战其他共同体的话语霸权。“狼人杀”以话语权力为游戏的核心，但游戏中存在的临时共同体并非理想的公共领域。游戏也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最终的胜出者不一定就是好人，不一定就是公理、正义或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游戏中的权力传播与博弈其实意味着“激进话语政治”的建构。游戏突显了围绕霸权的话语性斗争，标识了斗争到底的话语政治实践，而所谓的正义或真理实际上是建立在话语政治上，即所有事情的决断都通过语词和说服而非力量与暴力来进行。
在“狼人杀”中，权力缘于话语，是一种相互间的关系，且作用于话语实践之中，这也就决定了权力的施予方和受施方是自由的。玩家拥有选择的权力，如在“警长”的竞选中，它并非是一方施于另一方，或者上对下的单一方向的运动，而是存在选择的互动性。“狼人杀”中的话语权力不同于强制性的暴力，权力的受施者不必要完全地服从对方。相反，权力拥有反抗的自由以及反抗的内在可能性。又由于这种内在反抗性的存在，权力又是脆弱的，权力关系始终处于变动或不稳定状态。权力拥有的玩家始终面临着与另一方阵营相抗衡的斗争，权力关系的不稳定性也迫使玩家们选择不同的权力阵营中：是委曲求全地接受一方权力的压制还是不惜代价地与其展开博弈和较量。权力优先于个体，它决定了个体的位置，以及个体对某个阵营或团队的认同。玩家的站位（好人阵营或狼人阵营），也表征玩家对于个体自我身份的确认，并在此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成为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点，成为一个权力的施予者和受施者。游戏中的权力关系是彼此交叉和关联的，两者的运动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处于权力关系中的双方玩家有着选择的自由，并具有选择的主动性。正是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玩家的自我认同身份得以构建。
如上所述，通过话语建构的权力中心并不是唯一的。那么问题来了，什么人更容易在游戏中获得权力呢？一方面是逻辑思维强、发言较好的玩家；另一方面是手握神牌、拥有更多信息的玩家。然而，即便是神职玩家所拥有的话语权力中心也并不稳定。一方面，权力网络中的各种力量之间不断在发生着反抗；另一方面，狼人也可以穿神职的衣服，骗取好人的信任，进而将真正的神职玩家放逐。上一轮，某个玩家可以是掌握游戏局面的“神”，但下一轮，也许就被成为公投出局的“狼”。
在游戏中，玩家会选择一个符合自己价值判断的权力中心，但随着游戏的进行，玩家们的身份逐渐明朗，权力中心便会产生转向或位移。同时，由于玩家间逻辑推理和语言表达能力存在差异，游戏场域中原本均等的话语权也会逐渐失衡。
夜间全程闭眼的村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发出的声音比较微弱，单个个体很难形成广泛影响力。由于掌握较少的信息资源，村民在权衡利弊和意见选择时会引发紧张感，或是渴望在群体中达成观点共识、恐惧与他人意见相左，从而形成“沉默的螺旋”。狼队集体发言“抗推”村民以及冲票行为，就是利用这种心理占据话语权的体现。通过话语逻辑的完美，狼队在白天也能形成话语优势，最终实现对好人的放逐。因此，公共领域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它是“在权力的理性批判中形成一种公共舆论的途径，也是作用于社会从而去管理调节它的一种方式”。而且，好人也需要有对“公共理性”的反思批判力，应该通过理性的判断提出自己的见解，稳固好人阵营，否则极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心，在公投环节被“抗推”，成为话语霸权下的牺牲品。因此，弱势群体既需要理性发声，也需要抓住相互团结的机会形成话语合力，从而放大“音量”，维护共同体的利益。
“狼人杀”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着权力流转和博弈的空间，它是语言逻辑的较量，更是话语智慧的斗争。话语形成权力，而权力又影响着话语的传播。在不断变幻的权力关系之中，它展示出话语权力平衡的关键性，因为邪恶力量（狼人）的掌权也会使公共领域的正义或真理崩盘。因此，权力的运转基于话语逻辑（一种“合理”的叙事）的支撑，而当叙事的基础或逻辑被推翻，再强大的权力也瞬间崩塌。
（载《传媒观察》2020年12月号，有删节，原文约8000字，标题为：话语传播中的权力建构及其反思——“狼人杀”游戏的话语解读。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图文的叙事建构及其话语隐喻研究”（20BZW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向荣，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钱江学者
贾梦圆，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